凱恩斯儲蓄—投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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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恩斯(J M Keynes，1936)在其經典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提出並論證了著名的儲蓄投資模型，即：

　　上述模型表示，一旦儲蓄與投資相等，即把儲蓄全部用於投資，那麼一國的經濟就可以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達到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均衡。在經濟意義上，該模型是凱恩斯進行理論推演和提出需求管理政策建議的樞紐，是其社會投資理論的核心。

　　透過該模型，凱恩斯針對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的持續疲軟和緊接著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一反新古典經濟學教義，對就業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和對策，在理論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1)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瓦爾拉體系中的確定性假設，代之以不確定性和不完全信息，提出了不確定預期概念，並將全部理論分析建立在這一概念之上。受哈特(Hart)的影響，他明確區分了可計算概率的偶然事件和不可預知的不確定事件，也區分了巨集觀不確定性和主觀不確定性的不同(黃奕林，1997)。

　　(2)堅決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市場自動均衡基礎的“薩伊定律”—供給自動創造自己的需求，明確提出就業不充分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同時提出非自願失業問題。他使人們對經濟波動的視角從傳統的供給方轉到了需求方，並提出需求管理的概念和思路。

　　(3)認識到“看不見的手”並非十全十美，明確提出要由政府干預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提出政府擴大公共工程開支和舉債操作的政策建議。

　　(4)推進了對一國經濟的巨集觀總量分析，提出了實現國民經濟巨集觀均衡的基本條件，為政府政策提供了初步的巨集觀經驗支持等。

　　與理論上的巨大成就相比，該模型所隱含的不足同樣顯著，以致遭到來自多方面的批評。

　　(1)完全依賴主觀不確定的三大心理規律的有效性值得質疑，它們不能有效解釋S&I時充分就業的情況(劉滌源，1997)。

　　(2)假定他的有效需求的分析是正確的，通過增加投資來解決供求矛盾和就業不足，無意間他又走了薩伊的老路:投資決定消費，甚至是投資決定投資—原本意義上的需求管理變成為投資管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他看來，從長期看消費需求是穩定的，因此問題在於投資需求，它僅是由企業家的不確定性預期所引起—這是他投資需求認識上的第一次錯位(周學，1998;杜勇廷，2001)。

　　(3)投資需求上的第二次錯位，是對固定資產投資與商品存貨投資間的不當處理。在他看來，正常的存貨投資是不存在的，甚至也不應當存在，而現有的存貨只是為了應付不測。因此他把企業的營運資本與資本投資混在一起，而且新的資本投資不會引起成本結構上的變化(科庫特 A 埃圖克，1998)。由於沒有資產專用性概念，他的資本貨物是同質無限可轉換、可分割的，且資本勞動比率不變。然而，他在這裡賴以立足的技術不變的假設是不存在的。

　　(4)投資需求問題上的第三次錯位，是凱恩斯根本沒有人力資本投資需求上的概念。在這一點上他比他的老師馬歇爾，甚至比斯密都有倒退。因為至少在後兩者那裡，人的知識和技能都是一種積極的生產要素，也是一種財富，而且需要相應投資才能形成，即對人進行投資是值得的。在他的分析中子女教育費用仍然是其消費支出的一部分—儘管它能不構成當期消費，但需要儲蓄—主觀的、社會的動機。他忽視了勞動力的不可分性和異質性，而且除了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外，一般的工人都是被動的聽候差遣的工具。

　　(5)由於對維多利亞王朝的懷舊情緒，他一方面假設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和不變性，在產權和分配製度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在自身系統內解決失業和波動問題;另一方面卻又企圖幻想消除食利者階層使貨幣的利率降為零，從而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率，以便增強企業家的預期，擴大投資，解決就業。制度不變的假設使他的“激進”思想處於痛苦的自我煎熬之中，導致他在理論上從解決長期靜態增長中就業問題轉入短期波動均衡，使長期動態分析變為短期分析，因為在他看來“長期以後，我們都死光了”(Keynes語)。

　　(6)投資乘數和加速原理是他的重要發現，這一發現是建立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人口穩定從而消費穩定的假設基礎上的。按這一發現進行長期政策運作的結果是一種發散的趨勢，即需要越來越多的投資，直到有一天不能支撐為止—就像給一個破輪胎打氣需要越來越大的打氣筒，而最後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打氣筒了(吳健軍等，2001)。

　　(7)正當總量分析成為其主要貢獻時，缺少微觀分析基礎也就成為顯而易見的缺點，其旨在達到巨集觀效果的傳導機制是極不充分的。在資本貨物市場、消費市場、金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缺乏堅固有效的橋梁，這已經成為不言自明的共同感覺。

　　“凱恩斯革命”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的大地震，而且餘震不斷以新的形式出現。凱恩斯理論取得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地位後，為彌補其不足，修正其錯誤，產生了與之相關的許多後裔，最親近的有“新”(Neo-)凱恩斯主義、新(New)凱恩斯主義和經濟增長理論，而發展經濟學也想與之攀親結故。在20世紀70~90年代中期以前，曾被新古典經濟學的復興打得落馬的凱恩斯經濟學，似乎在默默地萌發新根。但是，凱恩斯家族中前兩者的界限並不清晰。“新”凱恩斯主義，也有人稱後凱恩斯主義，存在於上世紀50年代後半期至80年代初期之間，包括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馮金華，1997)。傳統凱恩斯主義主要是從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從勞動市場的貨幣工資剛性來解釋失業的。由希克斯(J R Hicks)概括、漢森(A.Hansen)推廣的所謂“IS-LM模型”，是其主要的分析工具，而且上述三個流派仍然用ISLM模型來解釋各自的理論觀點。但是ISLM是否真實體現了凱恩斯的意願頗受質疑，甚至有人認為這一模型無意中歪曲了凱恩斯的SI分析(陸家騮，1996)。同樣，在關於經濟過程內在穩定性的認識上，三派都把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的主觀部分去掉了，只留下了“未來巨集觀的不確定性”含義。在經濟分析時限方面，他們放棄了傳統的“短期”時限背景，而代之以長期的時限背景為立足點，“把現實經濟過程的短期情況理解為對於長期理想均衡狀態的偏離和特例”。與之相適應，新古典綜合派的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等提出了關於消費支出的“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弗里德曼(M.Friedman)的貨幣主義則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說”，理性預期派由於假定完備信息和完全理解預期而直接把前兩者的“長期的充分就業和一般均衡”推演至短期(陸家騮，1996)。實際上，新古典綜合派(Meo-ClassicalSynthesis)是把局限於傳統凱恩斯主義的IS-LM結構，發展為一個包括供給分析在內的、更加綜合一些的總供給—總需求模型，否定了傳統投資的低利率彈性和流動性陷阱造成非自願失業的說法，而用貨幣工資剛性來解釋。弗里德曼和盧卡斯(R.Lucas)也是持類似看法，只是弗氏採用了適應性預期，盧氏採用理性預期。新凱恩斯主義產生於上世紀80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 費希爾、J 斯蒂格利茨、阿羅(K.Arrow)、G 阿克洛夫、G 曼昆(G.Mankiw)和哈特(O.Hart)等。在理論上，他們試圖將巨集觀經濟學建立在堅實的微觀基礎之上，併在經濟人最大化原則和理性預期的假設前提下，以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藉助相對價格剛性等實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來解釋巨集觀經濟波動。在財政政策上，他們主張“適度”干預的對經濟“粗調”，用來消除市場失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他們用菜單成本、近似理性、廠商聲譽等理論模型來說明價格剛性的微觀機理，用不完全競爭分析財政政策對個人福利和收入水平的影響。在貨幣理論上，他們承認資本市場的不完全性，提出了信貸配給理論，把貨幣政策從個人需求轉向了銀行系統及其信貸機制，認為信貸配給和利率一樣都有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貨幣政策的目標依然是穩定物價和促進經濟增長，利率是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在對外貿易政策上與凱恩斯本人的保護主義主張不同，他們傾向於戰略貿易，即通過國家干預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是其價格粘性理論還缺乏說服力，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雖有巨集觀行為的微觀基礎，但沒有微觀行為的巨集觀基礎(馮金華，1997;甘文華，2001)。

　　經濟增長理論從動態經濟學的角度去修補凱恩斯理論的靜態缺陷，併成為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哈羅德—多馬模型(Harrod-DomarModel，H-D)是對凱恩斯S=I模型早期的動態化發展，提出在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的情況下，均衡經濟增長率取決於儲蓄率，即儲蓄傾向。但由於該模型隱含的技術不變假設是不現實的，其資本主義經濟難以持續穩定增長的結論也不符合西方經濟增長的事實，因此索洛(Solow)和斯旺(Swan)等人修正了其中資本產出比固定不變的假設，形成新古典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儲蓄率的變化不具有增長效應，除非能使資本邊際產品增加。該理論還解釋了各國經濟為何存在趨同傾向，並強調技術進步是人均收入增長的源泉。然而該理論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數而排除在經濟系統之外，使它不能很好地解釋各國經濟增長中廣泛存在的差異，哈羅德中性技術進步假設又限制了該模型的解釋力和普適性，經濟自發運行在最優路徑上導致的政策無效不符合經濟增長中的現實，總量生產函數和總資本概念在邏輯上得不到支持，而資本的易適性假定否定了企業家預期對巨集觀經濟的影響。為彌補新古典的這些缺陷，羅默(P M Rormer)、盧卡斯(R E Jr.Lucas)、瓊斯和真野惠里(L E JonesandR.Manuelli)以及雷貝洛(S Rebelo)等眾多新增長理論家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形成了所謂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採用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認為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是內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來自有意識投資的內生技術進步則是這種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認為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是實現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因

　　而國際貿易和知識的國際流動會加大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通常表現為一種社會次優，經濟政策很可能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因而一般情況下政府對研究和發展(R&D)進行資助有利於經濟增長。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目前還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基本理論模型，許多假設條件還過於苛刻，因此還有待進一步發展(朱勇，1999)。

　　發展經濟學旨在研究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問題，在其最初發展階段，由於受到H-D模型的影響，存在唯資本論的傾向。在凱恩斯S=I模型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學針對儲蓄不足問題提出了一個開放條件下的“兩缺口”模型:I-S=M-X。該模型表明瞭錢納里和斯特勞特重點考察的儲蓄約束和外匯約束，即I-S(投資與儲蓄之差)為“儲蓄缺口”，而M-X(進口與出口之差)為“外匯缺口”。他們提出了調整兩個缺口的積極的和消極的方法，前者是指利用外資，而後者是指依靠自身力量調節投資和儲蓄，或控制進出口。進一步由赫爾希曼發展的“三缺口”模型則指出了發展中國家最關鍵的約束條件是技術的缺乏，主要表現為缺少必要的技術知識、管理和企業家的才能。據此他提出了利用外資時的“一攬子”資源進口計劃。從實踐的觀點看，這一缺口的彌補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另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包含“稅收缺口”的“四缺口”模型，它進一步表明政府在公共投資上運作時的財力困難，而有些相應的政策建議未必能湊效(譚崇台，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