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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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資本主義(People's Capitalism)

　　人民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模式的一種調整，反映了資本社會化的趨向，企業的決策權依然掌握在少數大股東的手中。因而，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

　　人民資本主義是二戰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股份公司不斷增加，股票不再只為少數資本家擁有，呈現出分散化的趨勢，企業普通職工也擁有了股票，資本家已經無法擁有企業全部的所有權的現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商會會長約翰斯通在《不受限制的美國》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資本主義”這個詞，用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在性質上的變化。由於股份公司既是籌集巨額資本迅速而有效的手段，亦是社會資本增值的有利形式，美國在50—60年代曾大張旗鼓地在居民中間廣泛推銷小額股票，併在企業內部推行“職工持股計劃”。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認為這些措施使企業的所有權發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變化。尤其是1956年2月美國新聞總署和美國廣播公司在華盛頓聯合舉辦了“人民資本主義”展覽會，宣揚“在美國人人都是資本家”的口號，並將這一展覽作環球展出，在歐亞和拉丁美洲都產生了一定影響，使“人民資本主義論”鼓噪一時。美國作為“人民資本主義論”的發源地與傳播中心，在50—60年代多次舉行關於“人民資本主義”的學術討論會，大力宣揚“人民資本主義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方式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人民資本主義”論隨之產生。其理論內容主要包括“資本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股份公司的廣泛發展，尤其是大量小額股票的發行，使小額股票廣泛的分散在社會各階層居民中，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據此宣稱“資本民主化”；隨著法人持股的普遍化，工人階級有機會參與企業決策、管理和監督，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又將此說成“管理民主化”。他們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持有股票的工人會越來越多，“總有一天在資本主義社會人人都會持有股票，那時人人都成為資本家了”，“未來世界是屬於資本家的世界”。 “資本民主化”理論與股份公司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繫。股份公司作為資本集中的一種形式，從它產生開始就促進了大型企業的出現和大工程的興建，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馬克思指出：“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二戰後，股份公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資本家開始大規模對工人發售股票，並積極鼓勵職工購買本企業的股票，對工齡長貢獻大的職工贈送一些股票，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持股人不斷增加，出現了股權分散化現象，

　　“資本民主化”的理論便應運而生。《資本家宣言》的作者凱爾索和阿德勒堅持認為，“貧困的根源不是資本的私有權，而是資本私有權的高度集中” ，因此通過小額股票的大量發行實現股權分散，就可以使所有的人或所有的家族都變成資本家。美國經濟學家納德勒持這樣的觀點：“美國的經濟正在很快地帶有我們可以稱為‘人民資本主義’的那種性質，在這種制度下，全國的生產設備，特別是工業設備，已經逐漸為低等或中等收入的人士所占有。”在“資本民主化”理論中，資本家只擁有私人財產而無私人企業，工人階級也成了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社會化，人人都是資本家。“資本民主化”論者據此宣稱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再由少數資本家所占有，而由廣大人民占有，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質變”。

　　“管理民主化”理論的提出，是基於股份公司發展所導致的一系列新現象的出現。現代股份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進一步分離，出現了“職業經理人”這一新階層。同時，資本主義企業一定程度上重視處理勞資關係，通過股東大會等形式吸收職工參與企業部分決策、管理和監督等工作。德國職工共同決策制度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制度。在法律架構上，德國1951年《煤鋼行業職工共同決策法令》、1976年《職工共同決策法令》以及1952年《企業組織法令》等共同構成了職工共同決策制度的基本框架。按照德國法律的規定，德國股份公司建立雙層治理結構，即包括董事會和監事會，公司經營和監督的責任被分開了，分別授予董事會和監事會，監事會的職工代表須占代表總數的一半。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於20世紀60年代起建立勞資集體談判機制，“最多每隔6年，NBA與球員工會就會在集體談判的框架下就雇佣條款進行談判，談判結果約束所有30支球隊和全體運動員”，並對未來NBA的發展及具體措施進行討論協商。1998年和2011年兩次勞資談判的破裂，都導致了NBA長達近半年的“停擺” 。資產階級學者註意到職工越來越多的參與到企業管理併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的現象，認為股權的分散化導致了企業管理的民主化。他們認為資本家個體的經營者地位已經被職業經理人所取代，職工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和監督以及企業通過股東大會和勞資談判等方式討論商議公司發展戰略等現象，都說明資本主義已經實現了“管理的民主化”。 　　

　　認清“人民資本主義”論的實質，首先必須把握資本同勞動對立的辯證性關係。這一關係“是現代資本主義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把握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有助於我們認清“人民資本主義論”的實質。

　　資本同勞動對立的辯證性，首先體現在勞動向資本的轉化上。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沒有勞動的物質條件，它由資本家所占有，與工人階級相分離相對立。工人若想勞動，只能把自身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資本與勞動交換的結果是勞動從屬於資本，資本家獲得了對工人的勞動力的支配權”，這也決定了實際勞動向資本轉化。資本主義的生產實際上就是勞動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是酵母，它被投人資本，使資本發酵。”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工人的勞動從屬於資本並作為資本的要素出現，因此工人的勞動不得不揚棄了資本同勞動的對立，工人的勞動僅僅是資本的增殖手段，已經不屬於自己，“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資本統治勞動，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關係，工人的勞動被資本所吸取，勞動轉化為資本。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資本的生產決定一切的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資本是統治一切的社會力量。無論是“協作”生產還是“分工”生產，都要依從於資本。每個工人都屬於資本，每個工人的社會關係也屬於資本。即使是運用機器和現代技術的生產，工人也只是“作為機器工廠軀體的沒有意志的肢体而存在”，他們的勞動和科學創造也都被資本家所占有，機器和技術也成為了資本加強統治的工具。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勞動形式的任何發展的最終結果，都是成為加強資本自身統治的社會力量。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可以對“人民資本主義”論作進一步分析。股份公司的出現，小額股票的大量發行，並不意味著“資本的民主化”，其實質並不是資本向勞動的退讓，反而是資本增強自身統治力量的手段。大量小額股票的發行，可以使資本家籌集到更多的資金，可以憑藉其有限的自由資本控制更多的社會資本。大資本家可以通過大規模發行股票，把風險分擔給每一個股票持有者，自己卻加強了統治，實現了資本的增殖。資本同勞動對立的關係，不會因為股份公司的出現而消除。資產階級學者沒有認識到物質量變與質變的差別：工人僅僅持有少量股票，只能取得類似於銀行存款取得的利息，不會實現從無產者到資本家的質變；而極少數人占有大量股票，掌握著企業的決策權和支配權。1982年美國股票總值的69％，掌握在2．3％的家庭手中；1983年美國9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股票的10．7％，而10％的家庭卻占有全部股票的89．3％；西德號稱有75萬工人持有股票，可是其股份額在全部股票中只占5％。從理論上說，控制公司至少需掌握51％的股票，但實際上由於股權分散化的原因，資本家只要掌握很少比例的股票，就可以控制公司。股票越分散，擁有小額股票的人越多，大資本家就越能以較少的資本控制更多的企業。種種事實表明，“資本民主化”的實質是資本擴大統治範圍並增強自身的統治力量，股權分散化對資本家有百利而無一害，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手段。

　　職業經理人、職工參與公司決策、管理和監督的事實，並沒有改變資本同勞動對立的實質，也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這隻是資本家在新的條件下採用的新的統治方式。職業經理人僅僅是一個階層，並非西方學者所稱的“經理階級”。經營權與所有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分離，但經營權從屬於所有權。職業經理人進行的只是一種新形式的勞動，他們的勞動最終也會轉化為資本，被企業的所有者資本家所占有，在企業生產過程中仍然處於受支配的地位。日本每年有一萬多人因“過勞”而猝死，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2小時，其中不乏大量的企業管理人員。事實上持有公司大量股份的高級管理人員，他們與企業所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代表了資本家的利益，充當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甚至有一部分職業經理人最終會與資本家合作，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從而轉變為資本家。資產階級學者把職工參與企業的管理和決策說成是“管理民主化”，認為工人也成為了企業的主人，這否認了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係，混淆了事物現象與本質的區別。這種形式只是資本家改變自身統治方式的手段，是在新條件下做出的一種被動反應，而並非資本家與工人的合作，更不是勞動與資本對立矛盾的消除。參與管理、決策、監督本身就是一種勞動。現代社會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有很大的隱蔽性，拿出一部分監督管理的權利讓工人參與，從而緩和工人的鬥爭情緒，讓工人產生自己是企業主人的幻覺，刺激工作熱情，促使工人為企業的生產和發展做更多更大的貢獻，從而進一步加強資本的統治力量，獲取最大的利益，這對資本家來講是一種很好的統治策略。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並沒有改變，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也沒有改變，這種形式改變的只是工人階級在生產過程中的具體勞動形式，改變不了工人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

　　事實上，一些西方進步學者也認識到了“人民資本主義”論的欺騙性。法國第八大學政治學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企業領導人對雇員股東制很感興趣，因為這種股東制維持著企業的自有基金”，“這有利於社會穩定，原因是作為股東的雇員可能更具有勞動積極性，更少辭職，更少罷工，更加關心資本的使用”。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人民資本主義的形式幾乎並沒有進行重新洗牌。在近半數情況下，由於股權過於分散，雇員股東無法在全體會議上行使投票權，因此雇員並沒有從中贏得任何權力，與外部的小股東沒什麼兩樣。其次雇員儲蓄基金通常大部分用於企業之外的投資。最後，這種雇員股東制極為不平等，因為雇員股東制取決於雇員個人的意志以及他們的資金，事實上，幹部們認購了最為重要的部分”。安德烈阿尼進一步剖析了“人民資本主義”論的本質：“期權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企業領導人、雇員資產階級，他們從期權股票中獲得雙倍工資”，資本家卻通過發行大量小額股票的手段，使“企業雇員卻受到激勵，他們以為可以從期權股票中獲取紅利”，“受到即將得到巨額剩餘價值的引誘，他們把全部精力放在使自己的企業贏利上面”。然而，“所有這些諾言僅僅是幻覺。第一，雇員股東僅能夠起到與自己對立的作用：如果他們不能掌握企業的全部權力的話，他們所賺到的股息和剩餘價值，也正是他們在工資上所失去的數額。事實上，他們無法掌握擁有否決權的多數(3％的股票)，也同樣得不到絕對多數的否決權。因為存在著如此多的非雇員股東，應該充分滿足這些人的要求。例如，如果雇員代表決定以減少利潤的代價來增加工資的話，這些非雇員股東就會反對”。隨著金融危機越來越嚴重，大量發行小額股票對廣大職工股東將產生更為不利的影響，“金融系統的風險因為在投機贏利的希望中，他們相互持股、拆借和出售大量股票”，“如此小股持有者比起大股持有者受到不可免的金融崩潰衝擊的程度更加劇烈，金融崩潰可能會摧毀積累起來的大筆動產財富，退休時出現這種情況就特別悲慘，這等於看著他們退休金像太陽下的雪一樣融化了。對於整體雇員來講，人們很難設想比此更為惡劣的體制了。人民資本主義包含著對它自身的否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人民資本主義”論是把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等同於經濟所有權，這種股票持有者就是企業所有者的謬論，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完全相悖的，“把股票持有者歪曲為資本家，顯然是有意抹殺階級差別，掩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它違背了資本同勞動對立的辯證性，在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現代資本主義發行大量小額股票、股權分散化、職工參與公司決策管理以及職業經理人等現象的出現，其實質是資本進一步加強自己統治力量的手段，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統治地位的方法，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社會化、集中化與壟斷化的內在需求。

　　第一種形式是戴高樂於1967年順應形勢建立的一種股份基金，1994年通過的法案規定股份基金是超過50人的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企業雇員股東制在法國由來已久。1986年法令確認了由企業自行決定儲蓄計劃。該計劃的創新在於，雇員以自願入股及股息轉化為新股的形式和雇主共同提供資金。這種形式伴隨著私有化而取得真正的進展，只要持股期不少於5年，公共企業的雇員就能以極為有利的價格（便宜20%的價格）購買該企業的股票。當然，人們還遠沒有達到美國的記錄，那裡有900萬人擁有該企業的股份，紐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9%掌握在雇員股民手裡。

　　企業領導人對雇員股東制很感興趣，因為這種股東制維持著企業的自有基金，把它鎖定在企業內（5年），成為企業經營穩定的核心，幫助企業抵禦金融風險。另外，人們還認為這有利於社會穩定，原因是作為股東的雇員可能更具有勞動積極性，更少辭職，更少罷工，更加關心資本的使用。最後一個好處是：由雇主投入到企業儲蓄計劃的資金可免稅和減免社會保險費。

　　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人民資本主義的形式幾乎並沒有進行重新洗牌。在近半數情況下，由於股權過於分散，雇員股東無法在全體會議上行使投票權，因此雇員並沒有從中贏得任何權力，與外部的小股東沒什麼兩樣。其次，雇員儲蓄基金通常大部分用於企業之外的投資。最後，這種雇員股東制極為不平等，因為雇員股東制取決於雇員個人的意志以及他們的資金，事實上，幹部們認購了最為重要的部分。但是，在某些左翼領導人的圈子裡，人們懷有這樣的想法，即雇員可以被更好地組織起來；公司權力的變革可以給予雇員以發言權，總之，有時通過掌握最低比例的股票（通用汽車的主要股東是養老基金，它占有不到2%的通用汽車的產權債券），養老基金就能夠發號施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按照這種邏輯，雇員股東由此可以把企業管理的規則用在自己的領導人身上，而這些領導人卻正好想逃避這種企業管理規則。最終，企業民主似乎就有了產權股東民主的形式！因此，雇員集體似乎也可以重新找到在工資衝突中所丟失的協商權。

　　雇員股東的第二種形式是養老基金，在這種形式中，儲蓄一直到退休被當作不動產。人們真的會相信雇員能夠通過養老基金掌握權力並且推翻資本主義嗎？外國養老基金的經驗證明恰恰相反。一項指數可以看出美國享有養老基金的雇員是多麼的被動：他們只有微薄的收益，因為從股票15%的紅利中，他們只能得到1/3，其餘都到了基金管理者以及基金本身所委托管理的機構的手中。實際上，雇員在管理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他們無法控制投資，而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資金都投資於另外的機構，這些資金在那裡發揮作用。即使當養老基金直接管理他們的儲蓄時（這不是最常見的情況，因為企業基金把管理委托給專業公司），他們也不比在集體投資類型的互助基金或互助保險公司的情況下更有權對其資金進行管理。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雖然從現象上看，管理養老基金的雇員不是資本家，但實際上養老基金代表著一種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隨著養老基金的出現，我們正在面對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種情況：資本主義的精髓是某種脫離其軀殼的資本主義，它繼續按照其固有的邏輯運作，但是沒有所有者，只有普通的“操作資本的公務員”。並且，養老基金在經營中把資本的邏輯強加給所有的企業，在這些企業里，養老基金取得了部分的所有權。養老基金的管理或者其代理人的管理越嚴格，被置於代理人控制之下的企業雇員受到的壓榨就越厲害，他們的退休金就越少。例如，人們由此會看到這樣一個驚人的非正常現象，即由公共基金負擔的美國公務員卻由私營企業的雇員來支付他們的退休金，同時，私營企業雇員的收入也同等程度地下降，這就減少了財政收入，而正是財政收入才使得這些公務員自身得以存在，除非他們的退休金由基金所投向的另外一些國家的雇員來支付。

　　雇員股東制的第三種形式是期權。期權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企業領導人、雇員資產階級，他們從期權股票中獲得雙倍工資，而企業雇員卻受到激勵，他們以為可以從期權股票中獲取紅利，因為這些紅利是期權增值的基礎。受到即將得到巨額剩餘價值的引誘，他們把全部精力放在使自己的企業贏利上面，這在新興企業里顯得特別有效。

　　仔細觀察，所有這些諾言僅僅是幻覺。

　　第一，雇員股東僅能夠起到與自己對立的作用：如果他們不能掌握企業的全部權力的話，他們所賺到的股息和剩餘價值，也正是他們在工資上所失去的數額。事實上，他們無法掌握擁有否決權的多數（33%的股票），也同樣得不到絕對多數的否決權。因為存在著如此多的非雇員股東，應該充分滿足這些人的要求。例如，如果雇員代表決定以減少利潤的代價來增加工資的話，這些非雇員股東就會反對。

　　第二，即使假設雇員擁有全部的股票，股票不均等的分佈推動那些擁有股票最多的人去壓低工資以便把紅利和剩餘價值儲存起來（例如，人們可以在美國航空公司里觀察到這種現象）。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雇員的“精神分裂症”：既想提高工資，又想使其股票得到利潤。雇員在期權股票上是不平等的。

　　第三，由於雇員股東要面臨一切風險，因此，凍結企業內的儲蓄並不符合雇員股東本身的利益。企業儲蓄基金的“健康管理”在於使投資多樣化。為了兌現可能的最大價值，期權股票持有者在購買之後同樣對轉賣也很感興趣。

　　結果是盲目的：雇員股東不能逃避利潤法則，他們將把這一法則引入他們將變成股東的那些企業里。人民資本主義並不比傳統的資本主義更有節制。況且，法國公共企業的雇員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們反對資本的開放或使他們的企業完全私有化，在大批購買股票之前他們已經懂得他們的鬥爭將要失敗。通過股票實現儲蓄計劃的受益者很少支持超過5年的義務期。但這些人由於握有一小部分所有權，至少可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份量。當然，他們可以在某些場合靠這一小部分股權起到一種平衡的作用。但是，他們不可能走得更遠，因為他們與其他股東的利益相抵觸。與盎格魯—撒克遜養老基金的比較具有欺騙性，因為這些基金只靠很少一點股票而行使那麼大的權力，只是因為它們向其他機構投資者保證有優厚的贏利，也因為它們能夠背叛自己的企業。

　　第二個幻覺是認為，雇員儲蓄可以保持稍多一些的社會公正。再一次從收入的觀點來看，那些將賺取到股息和剩餘價值的人必將在工資上失去同樣的數額。而這些收益的分佈也是很不平均的。從事物的實際情況來看，最大的不均等支配著養老基金王國，在美國尤其如此。

　　第三個幻覺在於使人們相信，雇員股東制與社會主義有某些關係，如生產方式的社會所有制。社會主義意味著一種建立在聯合勞動基礎上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建立在個人所有權的擴散基礎上的社會關係。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可能是資本收入、即便是雇佣勞動者的資本收入的最大化，而是勞動收入的最大化。在這方面，人民資本主義和合作社的區別已很明顯。應該回憶一下，合作社的基礎是在不可分割的準備金之外，所有勞動者無論擁有社會份額的多少，與其他勞動者一樣都是平等的（一人一票）。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伴隨著互助會和聯合會而出現，這時的所有權不再與勞動相對應：會員比勞動者多許多。伴隨著人民資本主義，是勞動服從資本，資本把它的邏輯和特有的限制強加給勞動。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不排斥一切儲蓄報酬，但拒絕儲蓄對某個企業的直接管理以及對企業利潤的直接控制權。

　　雇員股東制是破壞性的。首先，在最高收入的消費傾向更加脆弱的情況下（這會擴大儲蓄，這種儲蓄肯定是非固定的），由於不停地要求高利潤，管理這些股票的基金總是促使企業更多地降低工資成本，這就導致勞動強度的加強和實際工資的停滯，工資的停滯又導致大眾家庭的需求無法擴大，除非產權的收入能夠增加。第二，養老基金為了追求最大回報率，促使企業更多地進行併購（通過吞併、合併、投標叫價、公開出價交換股票）而不是進行生產性投資，從而造成大批解雇。第三，雇員股東制使財產不均等的雇員的財產不均等地增加，從而擴大了不均等。最後，這種儲蓄增大了金融系統的風險，因為在投機贏利的希望中，他們相互持股、拆借和出售大量股票，事實上，管理基金是在提高不均等的動產價值（相對於可預見的利潤的提高來講），互助基金尤其如此。小股持有者比起大股持有者受到不可避免的金融崩潰衝擊的程度更加劇烈，金融崩潰可能會摧毀積累起來的大筆動產財富，退休時出現這種情況就特別悲慘，這等於看著他們的退休金像太陽下的雪一樣融化了。對於整體的雇員來講，人們很難設想比此更為惡劣的體制了。人民資本主義包含著對它自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