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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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這一設想是在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上提出的。設想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是一個由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構成的三國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內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將被取消，商品等物資流動更加順暢，區內廠商往往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得更大市場和收益，消費者則可獲得價格更低的商品，中日韓三國的整體經濟福利都會有所增加。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這一設想於2002年首次被提出，中日韓三國領導人首先同意開展相關民間研究。在之後的約7年時間里，中日韓三國研究機構對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進行了大量分析研究，並初步得出積極結論。

　　中日韓民間研究小組通過各自獨立的模型測算，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即如果提升中日韓貿易自由化程度，中日韓經濟增速都可進一步提高，其中南韓受益最為明顯。中日韓任何兩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收益都小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效果。此外，對中日韓企業的問卷調查也獲得正面反饋。

　　有專家認為，具體就中日韓三國的情況而言，中日韓從巨集觀經濟聯繫和微觀企業往來層面都具備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初步條件。有關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探討和互動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離最終成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期間，充分論證和務實推進的態度很關鍵。

　　中日韓均為亞洲重要經濟體，其經濟總量占亞洲的約七成。在過去10 年間，中日兩國貿易和中韓兩國貿易的結構逐漸趨同。在中日兩國貿易方面，中國對日本的機械設備和電子產品的出口比重明顯增加，其中很大比例是加工貿易方式，大部分為日本在華企業產品出口，屬產業內和公司內貿易。而南韓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也逐步從初級產品轉變為工業半成品或製成品，產業內貿易也日益普遍。 　　

　　中日韓產業優勢的不同帶來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基礎。相對發達的日本和南韓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競爭優勢明顯，而中國的競爭優勢目前仍主要集中於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日韓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條件是否能夠延續，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日韓的不利因素有哪些，如何通過制度設立將成本降至最低，都需要深入思考。

　　中、日、韓三國在經貿方面有著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並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的區域經濟合作的比重在國際經濟活動中迅速提高，在全世界都在形成自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時，東亞國家作為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區域性貿易合作組織。而中、日、韓三國更是東亞國家的經濟支柱，因此由中、日、韓三國參與的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是可行的並且是必然的。

　　(一) 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存在著排他性

　　區域貿易協定在締約國之間實行優惠待遇的同時，其成員國對區外貿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貿易壁壘，而非區域貿易的成員不僅不能夠享受成員國的待遇，反而會受到排他性的歧視。為了減弱和抵消區域貿易協定的排他性，就迫使各國互相競爭去參加各種各樣的區域貿易安排。因此對於沒有形成區域經濟的東亞國家來說在世界貿易中處於被動和不利的地位，而世界另兩個區域經濟合作體，歐盟( EU) 和北美自由貿易組織(NAFTA) 正在積極擴張勢力，使得東亞經濟一體化更為迫切。

　　(二) 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能夠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加快推進東亞地區特別是中、日、韓經濟一體化進程勢在必行，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則是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長期以來東亞在世界上貿易活動迅速增長，在東亞地區的貿易活動中，區域內部貿易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隨著東亞各國和地區間經貿關係的加深，東亞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也逐步加強。中國與東盟達成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並且出台了早期收穫計劃； 日本不僅與新加坡簽署了建立緊密經濟協作協定，並且與南韓、泰國、菲律賓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另外，中、日、韓與東盟“10 + 3”會議，已經成為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中、日、韓三國已經形成了貿易部長對話與協商機制，三國政府首腦也確立了“10 + 3”會議期間的定期會議機制。自由貿易區有助於節約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降低市場風險，減少貿易磨擦，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規則，處理貿易衝突和爭端解決機制。這遠比依靠自發性的市場驅動模式更有利於促進亞洲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因此，中、日、韓三國應該實行自由貿易的成功經驗，加強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研究，依靠三國政府間的制度性安排，在實現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使中、日、韓三國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不斷加強區域間的經濟合作，抵禦和化解全球範圍內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衝擊，進一步增強三國經濟的國際競爭。

　　(三) 減少交易成本

　　在自由貿易情況下，資源配置被認為是最優的，任何一項交易的達成必須使得有關各方都能滿意，如果沒有一個事先商定好的交易辦法，所有的交易都難以達成。為了確定交易方法，或稱為規則、制度，就必須耗費制定規則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是無法消除的。但通過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可以減少這一區域內為制定貿易規則而耗費的各種會晤、談判等交易成本，還能使各個經濟體的互信度提高，減少因違約而造成的交易成本；

　　(四) 防範金融危機

　　1997年的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使得東南亞，特別是日本和南韓的經濟遭到巨大的打擊，通過危機東亞各國認識到，只有加強自身的合作才能應對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比如，日本對東亞經濟聯合的態度在危機後就發生了根本變化，積極主張設立亞洲貨幣基金以防範危機。現在中、日、韓三國之間已經就建立貨幣交換機制達成共識。中國已與日本、南韓、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貨幣進行了交換。一旦其中某一國家遭到國際對沖基金衝擊而外匯儲備不足時，參加貨幣交換的各國就把交換的一定數額的貨幣兌換成美元來支援該國。這樣就極大地增強了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而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範金融危機。

　　(五) 建立自由貿易區可促進經貿關係發展

　　正如前文所述，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日、韓三國經貿關係的發展非常迅速，相互間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經貿伙伴。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三國間經貿關係發展的潛力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尚有許多影響三國經貿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沒有得到有效消除。目前，中、日、韓之間還存在著較高的貿易壁壘，三國相互間取消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將為三國貿易關係的發展註人巨大的動力。另外，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併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確立貿易爭端協調與解決機制，迅速、合理地處理相互間的貿易爭端，對推動中、日、韓經貿關係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六) 通過經濟的合作建立友好的國際關係

　　通過自由貿易區域的建立，可以進一步促進各國的經貿關係，而貿易的合作也必將對國際關係產生有效的促進作用。因為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將使國與國在經濟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使各國在政治上更加接近，也更容易和平相處。顯然這樣的戰略格局對於和平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從諸多方面來看，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及比較優勢，三國的經濟發展代表了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3個階段，即日本代表具有先進技術和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南韓代表具有一定先進生產技術和研發經驗的中等發達國家； 中國代表轉型時期的剛剛步入工業化時期的發展中國家。正是由於三國在各方面的互補性和比較優勢，以及有著良好的合作體制，為自由貿易提供了基礎。

　　(一) 中、日、韓三國資源、產業結構互補性強

　　1.勞動力資源。從勞動力資源來看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上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並且由於中國正處於發展中國家，經濟起步較晚，勞動力成本較低。南韓的勞動力資源也相對比較充足，短期內還不會出現勞動力的短缺問題。但在某些部門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的結構性缺乏，主要體現在一些低層次的勞務工作需要外籍勞動，和對高科技、管理人才的需求。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正是依靠充足、結構合理的青壯年勞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但與此相矛盾的是日本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勞動力的不足將成為制約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富裕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恰恰可以彌補日本和南韓由於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生產量和出口量很大，以及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力資源不足和勞動力成本高。

　　2.自然資源。在自然資源方面，中國地大物博,農業資源和礦物資源十分豐富，石油、煤炭等多種資源含量居世界首位。南韓自然資源匱乏，除無煙石、重晶石、石灰石、鋅等礦產資源外，其餘的燃料和工業原料均依賴進口。日本同南韓一樣資源匱乏,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非常高。目前看來，中國可以替代其他國家成為日、韓的主要原料供給國。從長遠的角度看，如果日、韓兩國加大對中國能源開發和原料開采等相關基礎產業的投資，將為三國在資源上的互補和協調發展創造出更廣闊的前景。

　　3.知識技術。中國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方面有著自己的優勢，但是在知識技術資源上，中國知識技術資源十分匱乏，日、韓則強於中國，中國知識創新能力與韓、日相比也十分低下，尤其是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與韓、日相比差距甚大。南韓在網路化教育、CDMA技術以及IT (信息)，BT (生物)，NT (納米)，ET (環境) 和CT (文化) 等技術領域具有相當的比較優勢；日本則在高科技、知識產業化及國際資源利用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三國資源稟賦的互不相同，形成了在不同資源上的互補，但只有三國間通過進出口貿易和產業分工獲得比較利益，進而發展成為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才能將潛在的互補優勢正在向現實的經濟合作優勢轉變，達到利益最大化。

　　4.產業結構。中國是正在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發達。當前的產業結構是第一產業遠大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處於第三。日本是工業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的國家，資本密集型和高新技術產業發達，其第三產業的比重最高，而第一產業最低。南韓時接近日本的新興工業國家，技術密集型產業和IT產業發達,現在以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為主。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給各國之間帶來了很大的相互需求，容易在產業部門之間形成國際分工。產業結構的互補不可避免的包含了垂直分工的因素在內，但各國的優勢比較明顯，自由貿易不僅可以充分發揮本國的優勢,而且也將帶動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移。

　　然而隨著各國經濟和貿易的發展，特別是中國近年來的迅速崛起，中、日、韓三國在各方面都逐漸趨同。而發展模式也都大同小異，既以出口為導向,以製造業為中心，輔以大規模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拉動經濟增長的所謂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然而,由於全球性的一般加工工業生產能力過剩，20 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一次性能源的產量一直大於消費,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產量呈下降趨勢，鋼鐵、汽車、半導體等生產能力嚴重閑置，開工率在60%以下，輕紡產品生產也普遍過剩。在這種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加快東亞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必然趨勢。而這種趨勢客觀上要求3國間應統籌兼顧，在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框架，進行有序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分工。

　　(二) 具有合作的共同體制和機制基礎

　　雖然中、日、韓三國在社會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存在重大的差別，但在這種差別的背後還存在基本的制度共性，即市場經濟制度。日本和南韓都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也是加入WTO 早的國家。中國雖然市場起步較晚，但是經過20 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初步完善階段。應該說這是中、日、韓三國的最大共性，有了市場這一制度共性，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場中，特別是在地緣結構中存在明顯相關性的中、日、韓三國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共同的行為準則。而中國2001年加入WTO更意味著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和已經融入了世界經濟的一部分，為世界和中、日、韓三國的經貿合作創造無限的商機，並且為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創造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合作領域。中國己經按照WTO規則要求積極調整有關經濟法規政策，即原來的貿易政策和法規向國際接軌，使外商投資與貿易及其生產經營更有利於市場規律和國際慣例進行，中國做出的市場開放承諾使市場準入程度有大幅度擴大，擴寬了投資與貿易領域；關稅壁壘及非關稅壁壘的大幅度取消降低外商投資成本和貿易成本，而這一切對離中國最近的日本和南韓來說，對中國的投資與貿易提供更加良好的條件與機遇。

　　2007年3月，中日韓三國成立聯合研究委員會，負責探討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並開始進行三邊投資協定談判。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舉行，中日韓領導人達成儘快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政府·企業·學界聯合研究的共識。同年10月，中日韓在泰國舉行的第六次中日韓商務部部長會議發表聯合聲明，提出中日韓將於2010年上半年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政府·企業·學界聯合研究。

　　2010年5月30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政府·企業·學界聯合研究第一輪會議在南韓首都首爾舉行，中日韓領導人表示將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政府·企業·學界聯合研究。

　　2011年11月19日，在印度尼西亞巴釐島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舉行。三國領導人在會談中取得共識，要在2011年12月底完成各國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研究，從而儘快啟動對此協議的正式談判。

　　2012年8月21日，為落實5月份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關於今年年內啟動三國自貿區談判的共識，中日韓三國代表團在青島舉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第二次磋商會議，做好啟動談判的準備工作。

　　根據2012年5月13日三國領導人在北京舉行的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宣言中的共識，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南韓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樸泰鎬，於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邊第21屆東盟及其系列峰會期間會晤，宣佈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2013年3月中日韓自貿區第一輪談判在南韓首爾舉行。

　　2013年7月在中國上海舉行第二輪談判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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