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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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希勒

　　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當代行為金融學的主要創始人；被視為是新興凱恩斯學派成員之一；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1946年3月26日生於底特律，美國經濟學家，學者，暢銷書作家，也是耶魯大學經濟系著名教授, 當代行為金融學的主要創始人。1972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希勒教授從1980年起任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2005年任美國經濟學會副主席。現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會員、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學術顧問， 劍橋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多所學術機構的客座教授。他被視為是新興凱恩斯學派成員之一，曾獲1996年經濟學薩繆森獎(Paul A. Samuelson Award)，2009年德意志銀行獎(Deutsche Bank Prize)。希勒教授也是顧景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獲得者。他目前是卡魏施有限公司和巨集觀證券研究有限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希勒教授在經濟學的研究工作遍及金融市場、行為經濟學、巨集觀經濟學、不動產、統計方法以及市場公眾態度、意見與道德評判等領域。需要特別指出的，希勒教授是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奠基人之一。有別於傳統金融學研究中“理性人”假設，行為金融學研究側重於從人們的心理、行為出發，來研究和解釋現實金融市場中的現象。目前，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金融學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領域，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方法和部分結論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的認可。

　　希勒教授著作頗豐，除了在各種經濟學與金融學權威雜誌上發表的大量學術性論文外，希勒教授還有許多專著問世。在他1989年撰寫的《市場波動》(Market Volatility，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希勒教授對投機市場的價格波動作了數學分析和行為分析；而在其1993年寫的《巨集觀市場：建立管理社會最大經濟風險的機制》(Macro Markets: Creating Institutions for Managing Society’s Largest Economic Risks，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則提出了多種新的風險管理合同，如國民收入與不動產期貨合同，引領了一場適應現代人生活水平的風險管理領域的新的革命，此書獲得1996年美國教師保險與年金協會-大學退休證券基金(TIAA-CREF)薩繆爾森獎。儘管這兩本著作中大量的金融術語以及高深的數學工具令大眾讀者望而生畏，但其學術價值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認可。

　　據諾貝爾官方網站消息，201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當地時間10月14日揭曉，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馬、芝加哥大學教授拉爾斯·皮特·漢森以及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J·席勒獲獎。^[1]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美國的股票市場在新經濟神話的刺激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狀態。在投資者高漲的投資熱情刺激之下，美國股票市場的道瓊斯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以及納斯達克指數不斷創造歷史新高。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希勒教授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這錶面繁榮背後所隱藏的危機。在2000年，希勒教授推出了一本面向大眾讀者的新書——《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譯本於200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中，希勒教授比較了美國近140年來股票市場市盈率(P/E)的變化情況，指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美國股票市場指數大幅上漲是脫離實際經濟運行的反常現象。他進一步詳細的分析了導致這種非。然而就在這本書問世之際，美國股市發生了巨震，2000年3月初，道瓊斯指數在短短幾周之內由歷史最高點記錄11700點下跌了近20%，同時納斯達克指數也遭受了重創，由2000年3月24日的5078點跌至4月17日的3227點，其跌幅超過30%。

　　此時公眾對《非理性繁榮》興趣大增，爭相購買。與此同時，《商業周刊》、《紐約人》、《紐約時報》以及《金融時報》等媒體對此書也大加贊賞，紛紛發表正面評論。此書還被《紐約時報》》評為當年非小說類最暢銷書。而作者希勒教授也就此成為了媒體的寵兒，在短短的兩周之內，他頻頻在CNN、ABC以及PBC等電視網的王牌財經節目中露面。這本書書名的由來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希勒教授和他的一位同事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彙報了他們對於股市的悲觀預期。兩天後，格林斯潘在那篇引起廣泛註意的著名演講中首次使用了“非理性預期”一詞來表示他對當時股票市場情況的擔心。

　　在《非理性繁榮》獲得成功之後，希勒又開始把目光投向一個更為巨集觀也更為複雜的問題之上——那就是二十一世紀的金融應當向何處發展？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金融新秩序：二十一世紀的風險》中希勒教授給出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書中，希勒教授首先向世人提出了警告：當前的社會中對於股票市場存在著過度的迷信，每個人都在夢想著通過股票市場來賺取財富。然而，這種對股票市場的過分迷信只會助長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

　　希勒的警告中包含這樣一個經常為世人所忽視的涵義——即股票市場是不穩定的，股價的時漲時落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從其中獲得穩定的受益；同時由於股票市場吸引了人們過多的註意力，因而人們不可避免對於一些實體經濟中的因素缺乏必要的關註，比如說我們的人力資本給我們帶來的收入或者是自身擁有的房地產帶來的收入等。這些因素都屬於實體經濟的範疇，對我們生活質量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深，這些實體經濟因素麵臨的風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增大。通過《金融新秩序：二十一世紀的風險》這本書，羅伯特希勒以他的遠見卓識為我們提供化解這些實體經濟因素風險的藥方。

　　希勒教授在書中指出，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面臨許多實體經濟風險，例如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提高、通貨膨脹率升高乃至個別地區或工業部門的衰落。事實上，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可能成為這些經濟不確定因素的犧牲品。這些實體經濟風險可能影響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住宅、我們的社區乃至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

　　然而，我們目前的金融體系安排(我們也可以稱其為金融秩序)對於這些風險幾乎是無能為力的，因此他提出了六種方案，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高級金融理論來化解這些實體經濟風險，從而構建二十一世紀金融新秩序。在希勒教授的設想中，一個包含各種風險信息、並能夠對這些信息進行及時處理的資料庫系統構成了金融新秩序的物質基礎。在這個超強資料庫系統的幫助下，全球市場中的所有交易風險和以及各種獲利機會都會及時的得到反應，並從此創造出新型的金融工具。然後，人們通過在金融市場上交易這些新型金融工具，來分散和化解這些實體經濟風險。

　　希勒教授的這種設想類似於保險，這兩者都是通過金融交易讓更多的人來共同承擔風險，然而希勒教授要化解的風險都是當前的保險業不敢涉足的領域。這種大膽的想法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別忘了，在一個世紀之前，當時的人們不也是對財產保險和人壽保險的設想嗤之以鼻嗎？

　　這本書同樣也得到了經濟學理論界的一致好評，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稱贊這本書“無疑是在這個重要的領域內最重要的工作”，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比德伯恩斯坦則對希勒教授在書中表現出的經濟學技巧和非凡遠見贊不絕口。

　　然而最能夠給我們以啟發的評論則來自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在《金融新秩序》中，他(希勒教授)告訴我們金融新秩序是如何通過降低經濟中的不確定性來改善每一個人的狀況。無論是富有者，中產階級還是貧困者，他們都可以享受新金融秩序帶來的好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為我們指明瞭二十一世紀金融發展的方向。”

　　除了治學著書之外，希勒教授也樂於把他的理念應用於實踐。他目前是卡魏施有限公司(Case Shiller Weiss，Inc)的創始人之一，該公司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是一家專事經濟學研究和信息工作的公司；同時也是巨集觀證券研究有限公司(Macro Securities Research LLC)的創始人之一，這是一家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以促進非尋常風險證券化為目標的公司。

　　羅伯特·希勒在金融市場、行為經濟學、巨集觀經濟學、不動產、統計方法以及市場公眾態度、意見與道德評判等方面，著作頗豐。1989年寫的《市場波動》（Market Volatility，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對投機市場的價格波動作了數學分析和行為分析；1993年寫的《巨集觀市場：建立管理社會最大經濟風險的機制》(Macro Markets: Creating Institutions for Managing Society’s Largest Economic Risks，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提出了多種新的風險管理合同，如國民收入或不動產期貨合同，這將會引領一場適應現代人生活水平的風險管理領域的新的革命，此書獲得1996年 美國教師保險與年金協會-大學退休證券基金 （TIAA-CREF）薩繆爾森獎項；另一本書，《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百老匯圖書出版)對1982年以來的股市繁榮作了一番分析和說明，並獲得了2000年共同基金（Commonfund）獎項，被紐約時報評為非科幻類最暢銷書。

　　在《非理性繁榮》獲得成功之後，希勒又開始把目光投向一個更為巨集觀也更為複雜的問題之上——那就是二十一世紀的金融應當向何處發展？在他的新書——《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紀的風險》中希勒教授給出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目前他的研究興趣主要包括設計新的體制與市場,以進行大規模的風險管理和減少收入不均;指數調整法和通貨膨脹，社會安全,資產評估(包括金融資產和不動產)，資產價格的時間序列特性和市場心理。

　　《金融和良好的社會》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 國際標準書號0-691-15488-0

　　與另一位諾獎得主阿克洛夫合著：《動物精神：人類心理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以及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9年) 國際標準書號978-0-691-14233-3

　　《次貸解決方案：全球金融危機如何發生和怎麼辦》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 國際標準書號0-691-13929-6

　　《金融新秩序：21世紀的風險》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3年) 國際標準書號0-691-09172-2

　　《非理性繁榮》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 國際標準書號0-691-05062-7.

　　《巨集觀市場：建立管理社會最大經濟風險的機構》紐約克拉倫登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國際標準書號0-19-828782-8

　　《市場波動性》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0年) 國際標準書號0-262-19290-X。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中，羅伯特·席勒與中國關係密切，曾多次到訪中國，並多次提及對中國房地產的看法，稱中國房地產泡沫嚴重。

　　2009年12月羅伯特·席勒來到深圳出席某企業的活動，當時他在回答現場提問時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得非常熱，但是也有一些必須要警惕的現象，在深圳，房地產非常熱，房價高居不下。”

　　席勒說，“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國主要的城市，人們在買房，這樣房子的價格實際上是數倍於他們的年收入的，不知道具體的比例是多少。我們在加州用電腦分析房價和收入比，看到的數字是8倍和10倍，我們就覺得太高了。如果是8倍，就要花8年的總收入買房。”

　　2009年，羅伯特·席勒到上海出席了由上海交大高級金融學院舉辦的EMBA論壇，當時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上海的房價比較擔憂。“早前聽說過上海的房價，基本上是一個普通人一年收入的一百倍，也就是說，他要工作一百年才能用他的全部收入買一套房子。既然這樣，他為什麼還要買這個房子?答案是他預期房價還會上升。人是有投機心理的，他覺得以後房子肯定還會漲，但是我覺得這肯定是非理性的。”羅伯特·席勒當時說。

　　2011年，在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年會(達沃斯論壇)上，席勒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再次談到房地產問題，並直言中國房地產存在泡沫。

　　他說：“美國房價仍在下跌，我很擔心它會跌到什麼時候。家庭負債率仍然非常高，很多人失去自己的房屋，或因更換工作而轉移到其他城市。與此同時，美國負債率已經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這樣人們擔心，政府是否還有能力推出新的刺激政策。中國房地產現在泡沫嚴重，如果和美國一樣泡沫破裂的話，這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打擊。”

　　羅伯特·希勒對中國經濟的六大忠告

　　一、政治家應該講真話，哪怕經濟蕭條時

　　希勒教授在耶魯是一位很受學生歡迎的教授，氣質儒雅，文質彬彬。2009年，復旦大學教授王永欽約見了希勒教授，希勒表示中國故事的開局不錯；不失時機的結構性改革和制度變革才會使得這個故事完美地演繹下去。“再過十五年，中國的經濟和世界的面貌會大不相同”，希勒最後說。

　　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變人們的預期和信心，人們自然會問：政府是否可以通過廉價談話（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價的信息傳遞）來實現既定目標？希勒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政府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公眾對經濟的基本面會有自己的認識，對政府故意做出的樂觀表態會有自己的理性預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騙出一個好的均衡”。政治家應該說真話，履行自己的承諾，不論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還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候都應該如此。

　　二、中國對房地產的投資驚人，房價與收入裂痕巨大

　　基本的人性在世界上是普遍適用的，但是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下，在高速增長下，人們將步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又是很特殊。我相信，中國許多地方的房地產市場都將經歷泡沫，投資者將會感到非常失望。雖然如此，中國現在對於房地產市場的投資仍然非常驚人。中國人需要避免過度樂觀的情緒，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資方式，以避免可能出現的風險。

　　由於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在中國人的收入和房屋價格之間有差距是很自然的。如果在未來數十年裡，上海平均人口收入，能夠增長至與紐約相當，那麼房地產價格應該被哄抬到現在的價格水平。但我對此表示懷疑，所有事情都表明，中國的收入與房屋價格裂痕仍然非常巨大，而且泡沫很有可能會破裂。

　　三、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來自人們可以平等的擁有財富

　　無論是誰，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不會希望生活在一個貧富有巨大差距的國家，尤其是這個差距被公眾視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圍的人都對你的富有很憤怒，那麼你即使是個富人，你的生活也了無樂趣。每一個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有同樣的原則，那就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來自於人們可以平等地擁有財富。

　　只要是通過努力的工作和承擔風險進行的投資，那麼即使是某人擁有巨大的財富也是完全正確的。人們設置社會規範，在游戲規則內獲得財富，就可以獲得這些財富並不被仇恨。我們所要小心的，是讓收入分配在多數人認為公平的範疇內進行。

　　四、中國政府應制定長遠規劃迎接可能更大貧富差距的來臨

　　我建議，中國政府應該根據社會不平等程度編製稅務系統用於參照的指數。在不平等現象指數（我也曾將其稱為不平等現象保險）的指導下，政府不應該通過立法為每個不同的稅收等級強制規定一個固定的所得稅稅率，他們反而應該提前擬定一個公式，根據稅前收入的不平等狀況，以其統計學測量手段規定不同程度的稅率。如果個人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那麼這種稅收制度會自動調節不同稅級之間的差額。

　　不平等指數可以有兩種編製方法，一種能夠逐漸使不平等差距縮小，直到其程度回歸到人們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種是簡單地將不平等程度封凍在當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惡化。後一種方式可能是從政治角度考慮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種，這種方式編製出的指數在很大程度上使顯著的收入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其目標就是單純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現象嚴重惡化。

　　五、擔憂深圳上海的房產價格

　　針對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關於“今年中國的房子泡沫會不會破滅”的問題，希勒回應說，他不知道會不會破滅，但上海一直是跟紐約、倫敦比較，而也許這個比較的參照標桿不對，比如說倫敦、紐約的房價就已經高估了，然後上海比它們還高估。

　　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國主要的城市買房，房子的價格實際上是數倍於他們的年收入的。我們在加州用電腦分析房價和收入比，看到的數字是8倍和10倍，我們就覺得太高了。”當得知深圳房價和收入比接近36倍時，羅伯特·希勒為深圳高房價感到擔憂。

　　六、中國是否需要國有銀行的存在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從長期看，中國是否需要國有大銀行的存在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以前經常聽到人們抱怨這些大銀行：它們帶有太強的政府色彩，它們的存活依賴政府的支持，它們常常因為各種原因不能發放貸款，價格機制無法制定。從短期看，如何讓它在經濟中發揮作用，使它們起到穩定中國經濟的作用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據我瞭解，他們的業務操作不是完全獨立的，因而會帶來一些不確定性。作為企業，這些國有大銀行應該成為政府色彩較淡的金融機構，儘量減少政府對它們業務的干涉，我想這個過程的轉變可能比較困難。這緣於向市場經濟轉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危機和問題也必然是大量存在的。

　　我認為混業經營也許是世界的趨勢。在歐洲，一些被稱作“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已經把這些業務都結合起來了；在美國，目前還是分業進行的，但趨勢是混業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