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城市群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長三角城市群位於我國東部沿海、沿江發達地帶交匯部，區位優勢突出，經濟實力雄厚，其核心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人口數量已接近北美、西歐、日本的世界級城市群，並有可能突破1億。長江三角洲是我國以至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城市化進程最快的地區之一，構造世界級城市群條件已基本具備。

　　長三角城市群我國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鎮分佈最密集、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由上海城市群、南京城市群、杭甬城市群、徐連城市群及浙中西城市群五個次一級的城市群組成，這些城市群又由若幹更次一級的城市群及城市組成。上海城市群包括上海市域、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和浙江的嘉興、湖州等市域。南京城市群包括江蘇的南京、鎮江、揚州、泰州、淮安和安徽的合肥、馬鞍山、蕪湖、滁州、巢湖、宣城、銅陵等市域。杭甬城市群包括浙江杭州灣地區的杭州、寧波、紹興、舟山、溫州和沿海地區的台 等市域。徐連城市群包括江蘇的徐州、連雲港、宿遷、鹽城和安徽的淮北、宿縣、毫州等市域。浙西南城市群包括浙江的金華、衢州、麗水、溫州等市域。

　　近一個世紀以來，長三角城市群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一是近代工業化萌芽發展和國際性城市迅速崛起階段。主要是指l 927年上海正式設市且較快崛起為國際性城市和近代史上的無錫、南通、常州的初步工業化階段。

　　二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大城市滯衰和中小城市發展階段。這30年間，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化進程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城市格局一直沒有大的變化。但農村工業帶動了村鎮建設，出現了大城市停滯與小城市發展並存的現象。

　　三是改革開放後浦東的開發和蘇南的復興發展階段。浦東新區成為長三角新的經濟增長點，上海確立為長三角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經濟龍頭地位。蘇州建立新加坡工業園和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東西兩個園區，成為我國吸引外資最多、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l980年代長三角區域聯動發展出現第一次高潮，1983年上半年成立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辦公室，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包括長江三角洲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和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城市的“長三角”經濟圈。在後來的幾年中，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先後主動申請加入。l986年7月召開上海經濟區五省一市省市長會議，通過了(《上海經濟區章程》和(《上海經濟區發展戰略綱要》。1990年代長三角區域聯動發展出現第二次高潮。浦東開發開放後的1990年代中後期，長三角城市通過區域內的整合達到資源共用與優化配置的要求日趨迫切。l997年，上海、南京、無錫、蘇州、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杭州、寧波、紹興、舟山、湖州、嘉興l4個城市自願組成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 ，以後隨著揚州市分設為泰州市和揚州市，及台州市的加入，經協會成員由l4變為l6。

　　四是新世紀催生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發展階段。進入2l世紀，在全球及區域形成一體化發展的背景下，長三角區域內部經濟活躍與發達地區的推動力逐步顯現，地方化、全球化對區域經濟的共同驅動促進了城市群體系的進一步優化。上海的主導地位對江浙兩省城市和區域產生很強的集聚和輻射作用。以蘇州、無錫、寧波等城市為代表的周邊城市，通過依托上海，主動承接上海製造業的轉移，形成與上海錯位發展的戰略格局。一些二線城市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也開始進一步明確功能定位，逐步發揮出後發優勢。整個區域逐步形成層次分明，佈局合理的城市群空間體系。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長三角的城市空間格局一直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當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寧、揚州、蘇州、杭州。江寧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終是長三角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揚州在清代中葉以前也是世界級的大都市，其繁華程度不讓倫敦、巴黎。揚州的繁榮得益於鹽商和漕運，但隨著徽州鹽商的消亡及運河時代的結束，揚州便快速地衰敗下去(冀朝鼎，1981)。蘇州、杭州作為城市起碼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長三角的經濟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紀初期，被長三角最東端的上海所代替。時至今日，長江三角洲城市空間格局圍繞“一核兩群”，正在醞釀著一場新變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為我國沿海、沿江兩條經濟帶的“交匯點”，擁有堅實的區域基礎。進一步謀求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和區域佈局的三位一體，上海市有必要、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在眾多衡量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的指標中，年資金融通總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港口吞吐量、外匯市場日交易量、外貿進出口總額是其中最關鍵的五項指標。從這些指標來衡量，上海與國際大都市還有不小距離。東京面積只有上海1／3強，人口密度卻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則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國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則與我國全國經濟總量相當，是上海的20倍(鬱鴻勝，2005年)。

　　(二)寧一蘇一徐城市群。寧一蘇一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對農村人口的轉移自80年代以來較多地強調“離土不離鄉”，較多地強調小城鎮的“蓄水池”作用，忽視了城鎮化的集聚功能，從而未能充分預見、發掘、抓住城鎮化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許多潛在機遇。如今，該城市群，特別是蘇錫常地區，已進入工業化後期，由工業化推動城市(鎮)化趨勢在加速。2000年江蘇省城市工作會議對全省城市發展戰略做出新的調整，突出強調大城市的作用。“著力把地區條件較優、綜合實力較強、城鎮基礎較好的南京、蘇州、無錫、徐州四個特大城市進一步做強、做大、做優、做美，通過強化南京、蘇錫常、徐州三個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帶動全省城鎮的快速發展”。

　　(三)杭一甬城市群。從有利於發揮優勢、增強中心功能出發，杭一甬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和空間佈局正在逐步被優化。杭一甬城市群的特點是，以體制改革作為推動力，消除城鄉分割的種種體制障礙、政策障礙，建立有利於城鎮集聚和城鎮建設的新機制。杭州，作為長江三角洲重要經濟中心和國際風景旅游城市，要在較高起點上考慮產業發展，著力培育較強的產業、技術創新功能，較強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集散功能，較強的信息、旅游等綜合服務功能。而長三角最南端的寧波，其最大優勢是擁有得天獨厚的深水海岸線資源，非常有利於港口海運業和臨港型工業發展，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加快確立區域功能分工優勢。總結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遞進式”的城市發展進程，城市建設由粗放式逐步轉向集約式。

　　這一轉變過程大致分為4個階段：

　　第一，小城鎮建設階段，即城鎮化階段。蘇南的小城鎮有歷史基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鎮建設改善了企業和農村居民的生存環境，使農村面貌大大改觀。但小城鎮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礎設施落後、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差、土地浪費、三產不發達及企業辦社會等弊端。尤其在沒有制度變革的情況下，小城鎮建設又一次地複製了二元體制，成為制止農民進城的權宜之策。

　　第二．中小城市建設階段。以縣治所在鎮為基礎的中小城市發展受兩大趨勢的推動。一是部分農村企業的高層主管、村鎮幹部、務工青年農民、中小企業主及個體工商業者開始進城居住。二是產業集中發展趨勢加快。一般說來，一個中小城市擁有一個省級開發區和一個民營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基礎設施基本上完成，優惠措施、管理制發、服務水平都比較規範，因而成為投資建設熱土，外資企業和本地大型技改項目都安排在開發區。在城市鐙治過程中，住它建設和開發區建設的兩大趨勢使縣級市市區形成內圈是商業區、中圈是生活辦公區、外圜是工業區的城市佈局，小城市口益豐滿。

　　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階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足城市化的一般規律。

　　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實質是由集中化走向一體化，謀求區域經濟的協調和共同發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長三角已形成共識。傳統小城鎮以步行為半徑，小城市(縣城)一般以白行車為半徑，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車為半徑，而城市群，則以高速路、輕軌等城際交通工具為半徑，以現代通訊技術為信息聯絡的豐要手段。無疑，城市群在邏輯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長三角城市群，形成機制有著不同於以往國外大城市群的鮮明特征，推進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緊張關係。

　　高密度的城市社會仍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現實。拿規模和人口密度堪稱發達國家城市之最的東京大城市群作比較，2000年東京23區的人口密度為1．31萬人／平方公裡，而上海浦西地區的人口密度在上個世紀末就高達3.76萬人／平方公裡，是東京23區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龐大的人口背景下考慮城市群的演化，在長三角出現人口過億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無庸置疑。一方面，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產品發展和就業，還是醫療、上學、福利、社會保障，其規模都將會十分巨大。

　　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種資源日益緊缺以及高昂的環境代價，都可能制約從而調整長三角城市群的演化過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規模的城市群，兩項基礎工作必須做好。一是建設公共交通體系，二是建立促進土地高度利用的機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車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進一步地，城市群只有連接世界 和全國的廣域交通體系才可能有效運轉。就後者來說，只有通過導入嚴格的土地利用總量控制、土地利用資產稅以及技術替代等機制，才能實現土地的集約有效利用。由於城市生存條件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城市群區域內出現農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使集聚區域的地價不斷攀升。市中心地價上漲到相當幅度，又會迫使經濟活動向郊區擴散。上海發展衛星城，杭州、南京郊縣改區，適應了產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間競爭與合作。

　　長三角城市群的各級政府無論是在制度創新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存在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蒂布特(1956)理論”(公共產品的競爭性供給)深入討論城市政府有序競爭的積極意義。競爭是因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創新，才能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即軟環境；只有率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創造良好的硬環境。而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環境，是集聚和優化生產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博弈理論”又從另一個側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積極意義。合作則是因為各個行政區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的交流，有助於改善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溝通，則有助於加快生產要素的流動，降低交易費用，從而達到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目的。因此，儘管存在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但地方政府間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過，這種合作是競爭中的合作。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成立了長三角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後聯席會議升格為市長級協調組織，並更名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協調會積極推動城市間的資產重組，打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加強政策的協調性、一致性，推動市場的開放性、統一性，更好地實現聯動發展，互利共贏。本世紀初，成立了滬蘇浙省(市)長座談會制度，相關部門負責人定期召開座談會，商議經濟合作事宜，把共同構築區域大交通、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區域旅游客運網路、區域信息資源共用、區域天然氣管道網路5大專題(洪銀興、劉志彪，2003)，作為合作推進的重點和基礎，對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礎條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三)企業區位選擇

　　企業區位選擇，無論是對微觀空間結構，還是在城市空間格局的演進上正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從產業集聚角度看，企業區位選擇主要由運輸導向和當地投入品導向。產業集群的空間區位的形成，其機制是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規模報酬遞增是產業集聚的根本動因。與此相應，產業集聚進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間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內，企業區位選擇與城市規模——等級體系密切相關。企業從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考慮出發，其縱向聯合、空間分散的生產組織方式，比起縱向聯合、空間集聚的生產組織方式來要有利些。而從企業的聯繫費用考慮，企業在空間上不應分離過於遙遠，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內企業將占地多、技術含量低的加工環節遷往層級較低的城市，而將公司總部研發機構遷往較高層級城市，就是上述兩個方面綜合考慮的結果，從而導致城市群地域結構發生變化。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企業區位選擇越來越關註城市國際化程度。城市群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出現了“代工生產(OEM)”這種新的國際分工發展形式。以跨國公司FDI為特色，來自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轉移明顯影響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的走向。曼紐爾-卡斯特(2001)研究了IT產業四種獨特操作所尋求的四種不同的區位類型：(1)研發、創新與原型製作，集中於核心地區高度創新的工業中心；(2)技術性的製造，位於母國新興工業化地區的分支工廠；(3)半技術、大規模的組裝與測試工作，相當部分位於境外；(4)按照顧客需要而調整設備、售後維修和技術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電子市場所在。由此看來，長三角在全球IT分工體系中大約處於卡斯特分析的第3、4種區位。目前全球500強中已有300餘強人駐上海，百餘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註冊上海，以長三角為腹地，構建其垂直分工體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它不可迴避地要擔當起新時期國家戰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體化下國際競爭的基本單元，因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備與世界進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備的基礎設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夠的產業集聚和經濟規模參與全球的競爭。當前長三角城市群有越來越多的製造和服務部門都開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術滲透。

　　長三角城市群的興起適逢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伴隨著互聯網興起，時空距離縮短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隨之得到改變，而這一切都會深刻地影響產業特征、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術滲透使經濟增長方式從增量模式轉向效益模式，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了要素地位的變化，使產業佈局和城市規劃更趨合理，比如，長三角地區在2003年就在全國率先啟動信息高速公路的示範建設，啟動“數字城市”工程，建設寬頻多媒體信息網路、地理信息系統、物流信息系統等基礎設施平臺整合城市信息資源，使信息在城市間充分、快速的流動起來。基於此，作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擴散效應將通過信息網路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發生聯繫的機會大大增加。由於發展了更多的關係，也使關係更為複雜，最終導致城市更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萎縮。

　　 (一)形成“多點並重”發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發展，各自具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和較高的發展水平，是後長三角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上海由於其國際大都市地位，當前和未來都是長三角地區的耀眼明星。周邊的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10餘座大中城市，發展速度快於上海，總體規模和發展水平逐漸接近上海，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體快速發展格局。按粗略預測，大致在2010年前，無錫、常州，以及杭州、寧波、紹興等市，人均GDP將接近或達到上海水平，其中蘇州已經達到。人均GDP並不是衡量區域經濟關係的唯一指標，但這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意味著周邊地區也具有了與上海相近的發展水平、發展起點和競爭實力，意味著自上海開埠以來與周邊區域形成的發展差距，轉變為區域並重發展格局。

　　(二)形成多層次經濟圈。多層次經濟圈，是長三角區別於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個重要優勢。第一層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長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視窗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長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資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務中心。第二層次是蘇南和環杭州灣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這一層次，但長三角周邊城市群，的發展空間之大、經濟實力之強，則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沒有的。第三個層次是蘇中、蘇北，以及浙江的溫台和金(華)－衢(州)－麗(水)經濟圈。通常並不把這些地區包含在長三角之內，但它們顯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蘇南和環杭州灣地區的很強影響。從經濟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稱之為長三角地區的邊緣或外圍區域。

　　(三)形成製造業基地和投資中心。從統計年鑒數據分析來看，自1997年開始，滬蘇浙製造業終於結束了占全國比重下降的趨勢。2003年，三地製造業增加值占全國的25％，2005年達到31％。到2010年，假定人民幣匯率穩定，長三角製造業占世界比重，有可能達到2.1％，到2020年，則將達到4％左右。按此推論，20年後，滬蘇浙製造業占全球比重，有可能達到8％左右，高於目前東京圈製造業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本地經濟密度增加，導致要素價格上升、發展空間縮小、利潤率下降，這就將促使企業家向外拓展尋找商機、資本向外流動擴張盈利空間、產業向外轉移增強競爭力。從積極的意義看，這將促使本地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本地經濟與全國經濟之間，不斷在更高的水平上形成積極均衡，有利於長三角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協調發展。

　　(四)形成更加緊密的整體。從經濟關係看，競爭將進一步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促使三大城市群高度無縫對接，聯成更加緊密的整體。從19世紀末期開始，江浙就與上海有著緊密的地緣和血緣關係。上海曾是江蘇的一個縣，與江蘇有著說不完、道不清的地緣關係；上海曾是浙江人大顯身手的舞臺，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中期，100多萬浙江人帶著淘金夢來到這個喧鬧的大都市。隨著三地共同建設現代市場經濟，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將再一次弱化行政區域隔閡。緊密相聯、高度相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激烈競爭、密切合作，是未來長三角區域經濟關係的真實寫照。當然，上述趨勢並非必然，美好的願景需要依賴區域間理解、信任和合作的增進才能得以實現。在長三角地區，應該充分強調和發揮“一市兩省”的獨特個性，經濟發展不應有固定的範式，合作與交流應該在充分兼顧各方利益前提下展開。各地從實際出發並經過市場競爭檢驗的發展戰略是最好的戰略，能夠加快三地自身發展的對策方案亦將有利於長三角整體發展。各方都應以務實、平和、充分替對方著想的心態，來審視對方的發展戰略和重大舉措，拆除影響要素流動的藩籬，增強政策的一致性、規劃的協調性、基礎設施的整體性，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競爭水平，更好地發揮長三角城市群整體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