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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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死亡是指組織所適應的利基惡化，這種惡化使得組織內部資源減少，組織死亡癥狀包括市場份額縮減、負利潤率、從市場中退出、績效下滑等，這種衰敗可能是突然爆發也可能逐漸發生。

　　從理論角度說，組織死亡分為因為經營績效差或經營成功而導致死亡兩類。前者很容易理解。而後者主要指伴隨併購等經營行為的大量出現，併購中總是伴隨著某些組織的死亡。在併購中，有時是一家企業主導性吸收另一家企業，可以視主導性企業成長，被併購企業死亡。但有時是兩家企業較平等的合併成為一個全新的實體而原來的企業均告死亡。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Carroll和Delacroix認為，應該將因績效差而死亡的方式，叫作組織死亡；將因績效好而併購“死亡”的方式看作組織的一種成長方式。

　　種內因素與種間因素是組織生態學研究組織死亡要考慮的基本因素。其中，種內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組織死亡的影響往往大於種間作用的影響。

　　(一)經驗和生存學習

　　組織經驗和生存學習對組織死亡具有U型影響。在組織設立初期，對現有業務的運營經驗可通過提高組織的內部效率和獲得顧客的選擇偏好知識而提高組織的生存力。然而，當經驗達到一個高水平時，組織死亡的風險也會提高。這是因為，高水平的運營經驗具有巨大的慣性和依賴性，它阻止組織對新業務的開發。儘管經驗能降低組織產品的絕對成本，但在新業務領域競爭力的喪失會提高組織死亡的風險。Baum和Paul(1998)對曼哈頓旅館業的實證研究表明，有經驗的組織比新建的、缺乏經驗的旅館其死亡率要低41％。但隨著經驗在每年的高水平累積，組織被快速引導至“能力陷阱”，死亡率相應提高。

　　事實上，組織經驗的同質性和可移植性都很低。在處在不同的生態位、不同的成長階段和不同的戰略環境中的組織，其生存經驗通常具有異質性。Ingram和Baum(1997b)指出，在美國旅店業中，曼哈頓的酒店具有異質性，當地相關組織的經驗對組織有所幫助，非當地的組織的經驗則沒有幫助。此外，生存經驗的傳播和學習需要成本，成本一收益率的邊際遞減規律規定了組織生存經驗的作用邊界。Argote等人(1990)對造船廠的研究發現，組織之間的學習在造船廠建立初期降低的產品成本比後來的產品成本降低的要多一些。Ingram和Baum(1997a)發現，在酒店建立初期，運營經驗降低美國酒店業死亡率的數量等於產業鏈建立之後降低酒店業死亡率的5倍。

　　(二)組織年齡

　　制度學派關於組織死亡的研究(Zucker和Lynne，1983)集中在新建企業的脆弱性問題上，認為與年齡大的企業相比，新建企業更容易死亡。這是由於它們缺乏穩固機構的正統、合法地位，不能獲得充足的財力資源；它們還沒有發展較大範圍的適應能力，具備極有限的學習能力和環境影響力。年輕組織的社會地位低，其成員還未適應新的角色，它們受到經濟波動、競爭、不可預見的技術變化等方面的限制。已有的組織利用它們在信貸來源、銷售渠道、產品線等方面的優勢，給新組織製造競爭壓力。根據Dun & Brand street的統計，1980年超過一半(53.6％)的失敗企業年齡不超過5歲，運作10年的企業的死亡率為18.3％。在很長時間里，失敗的企業中新組織的比例一直高達50％～6o％。一般認為，組織生成的前5年是組織最困難的時期"J。

　　(三)管理連續性

　　管理連續性特指管理人員的連任情況。不同的管理者施行著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風格，引致不同的管理效率和組織績效，因而對組織的死亡概率會產生不同的影響。Carroll(1984)發現創始編輯的離任會提高報業公司的死亡率，Singh和colleagues(1986)發現，CEO的連任有利於社會志願服務組織的存活。Haveman(1993)以美國Iowa州東南部1900—1917年的電話服務產業為例，研究了經理者、總裁等的連續性對組織死亡率的影響。結果表明，管理連續性提高了組織死亡率，這一結論與Carroll(1984)建立的連續一危機模型(Succession crisis mode1)結論相一致。同時，組織越年輕，組織管理連續性對組織死亡率的影響越大。隨著時間的推移，管理連續性對組織死亡率的影響逐漸降低，表明存續時間越長的組織越能適應核心變化(Amburgey et a1.，1993)。總裁的連續性比其他管理者的連續性對組織死亡率的影響更大，這與權力最大的個體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也最大的判斷相一致(Finkelstein，1992)。

　　(四)組織種群內部的接觸性傳染

　　由於信息的公開性、資源的共同依賴性以及組織之間合作關係的存在，一個組織的死亡及其死亡信息會對相關組織的生存帶來直接的影響。決定組織死亡的關鍵因素可能會在相關或不相關組織之間傳播，從而造成組織群落中大面積的組織死亡。組織之間的接觸性傳染是指由瀕死組織或已死亡組織而引發的健康組織的死亡。對特定組織危機傳染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Gerlach和Smets(1995)建立了貨幣危機的波及效應模型，以說明一國貨幣危機會通過貿易渠道或金融渠道如資本流動造成對另一國經濟基礎的惡化性影響，從而導致另一國出現貨幣危機。Masson(1998)提出了一般化貨幣危機傳染模型。他認為，緣於各國間經濟和政策具有的高度相關性和互動性，以及與經濟基本面無關的經濟多重均衡變動性，即使一國的貨幣危機沒有影響到另一國的經濟基礎，一國的貨幣危機仍會激發投資者重新評價另一國的經濟基礎，併進而導致對該國的貨幣衝擊。Aghion(1999)建立了一個接觸傳染性銀行失敗模型。它說明一家銀行的倒閉這一公共信息事件會促成過早的提款擠兌，而自由銀行制度不可能對接觸傳染性銀行失敗具有免疫力。

　　上述傳染模型大多是針對貨幣危機現象提出來的，且疏於對組織種群內部傳染的分析。相比之下，Reed-Frost模型“和傳染模型n能更好地描述組織種群內部的接觸性傳染。Reed-Frost模型通過引入免疫概念而提供了一種刻畫傳染流行特性的預測模型。這是根據流行病的傳播特點來構建的組織種群成長模型。該模型表明，在一個服從Logistic增長方程的組織種群中，組織之間的接觸性傳染存在一個平衡點，接觸性傳染直接影響種群的個體數量，但不會引致組織種群的滅絕。

　　(五)組織群落的內部調整

　　在重大組織變革如何影響組織死亡的問題上，學術界存在分歧。Tushman和Romanelli(1985)的研究表明，實施重大變革的組織，其績效比沒有進行變革的組織要好，因此更不易死亡。但Hannan Po1os和Carroll(2002)的研究認為，組織變革程度越大，組織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組織變革越複雜，越不透明，組織死亡的可能性越大。

　　秦宛順、顧佳峰(2003)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澳門地區企業的死亡率與企業群落內部調整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在其他變數不變情況下，澳門企業平均每季死亡率為7％，調整死亡彈性為0.77。即當其他變數不變時，澳門企業群落內申請變更的企業個數每季度增長1％，導致企業死亡個數每季度增長0.77％。

　　由於企業群落中共生關係的存在，單個企業不僅受到同一規模企業群落變革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其他規模的企業群落變革的影響。一般而言，大企業的變革，對於中小企U儷言，往往會產生重大影響。根據Corral(1998)的觀點，對於一個企業群而言，社會資源分成核心和邊緣。一般大企業占據核心資源，中小企業占據邊緣資源，互相形成共生關係。一旦大企業發現需要進行新的社會資源分配，進行變革來占據更加有利的核心地位，或者進行核心資源的轉移，那麼，一些與原先大企業形成共生關係的中小企業，如果不能及時調整，就容易死亡。秦宛順、顧佳峰(2003)的研究表明，澳門地區企業群落內大企業的變革極大地增加了小企業死亡率，其交叉調整死亡彈性為1.183，大於1。說明大企業對於小企業的生存而言，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大企業對中型企業的交叉彈性為0.46，表明澳門大企業的變革，會加劇澳門中型企業的死亡。

　　不僅如此，組織群落中不同種群之間的交叉密度效應(density cross—efects)對組織的生存也有實際的影響。Staber(1992)以加拿大某省1900—1987年的資料為背景，分析了種群相互依賴對工人合作社、市場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組織的死亡率的影響n引。研究發現，工人合作社受其他種群增長顯著的非單調影響。當市場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種群較小時，它們的增長會提高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表現出強烈的競爭效應。當密度水平足夠高時，市場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種群的進一步增長將會降低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表現出強烈的互助效應(Mutualist effects)。消費合作社的增長對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有相反的影響，開始時表現出互助效應，然後在高密度水平上表現出競爭效應。消費合作社的密度對市場合作社的死亡率存在曲線效應，開始是競爭效應，然後是合作效應。工人合作社的密度對市場合作社的死亡率具有嚴格單調的競爭效應，每增加一個工人合作社，市場合作社的死亡率就提高約6％。市場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密度對消費合作社死亡率的聯合影響表現出先競爭後互助的特性，而工人合作社的影響表現為嚴格單調的競爭效應。工人合作社的密度對消費合作社死亡率的影響要比對市場合作社死亡率的影響弱。在對消費合作社死亡率的影響方面，企業群落中種群之間的密度效應比種群內部的密度效應要弱。儘管競爭始終在企業群落存在，互助對維持群落中組織形式的持續生存是有效的。

　　(六)組織人侵

　　組織人侵(Invasions)是指某類組織從原來的分佈區域擴展到一個新的(通常也是遙遠的)地區，在新的區域里，它可以繁殖、擴散並持續維持下去。人侵組織可以改變人侵地組織群落或組織生態系統基本的生態學特征，如企業群落中的優勢種群、生態系統的物理特征、價值鏈迴圈以及生產力。引人地組織群落的脆弱性(Community Vulnerability)是外來組織入侵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同結構、功能的組織群落，其穩定性不同，對外來組織人侵的抵抗能力也有差異。外來組織人侵成功在組織種群層面上的原因主要包括：引人地缺乏有效的天敵制約，種群的抵抗力較低以及環境擾動等n。

　　生物控制機制的喪失(Escape from biotic constraints)。許多外來組織進人新的地點後，其原生地的競爭者、捕食者和寄生者等並沒有隨之到達，這種生物控制機制的喪失，導致外來組織的種群數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種群數量的驟增，又加速了人侵組織的人侵速度。

　　組織種群的組成結構與可侵人性(Invasibility)的關係。組織種群的可侵人性是指外來種群在種群中居留的難易程度。組織種群對人侵的抗性與種群中的組織多樣性成正比。這通常被理解為，多樣性程度高的組織種群比低的群落更能抵禦外來組織的人侵。當組織聚集(Accumulate)超過一定的時間後，群落的可侵人性降低。

　　外來組織到來前後的環境擾動。人為或自然原因導致的環境擾動可能加速外來組織的人侵。這些擾動通常包括經濟或制度轉型、產業結構升級、新的技術衝擊、經濟的快速增長或衰退、經濟波動、行業惡性競爭等。組織種群擾動一旦超出了其恢復的閾值，就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從而為外來組織的人侵創造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