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銀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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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銀行體制(free banking system)

　　自由銀行體制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缺少一個能控制貨幣、信用供應、銀行券印刷和發行以及個體銀行的儲蓄賬戶信用(活期存款賬戶）的中央銀行，如果要做到能控制的話，就要求不存在任何相關的法定貨幣條文。這樣的銀行券一般以同一單位命名，如美元，但是它們通常是由各種私人企業發行的，如花旗銀行(Citibank)或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一般來說，在自由銀行結構中，銀行有從事任何它們認為是有利可圖的金融活動的自由，唯一需要遵守的就是反欺詐的法律禁令。

　　在自由銀行體制的支持者們看來，只要人們在高的比率下選擇儲蓄(不花儲蓄在銀行的錢)，最優的準備金比率就會下降，因為支出減少，消費者交易少了，把內部貨幣兌換為外部貨幣的次數更少。簡而言之，當儲蓄上升時(在衰退時期通常確實如此)，自由銀行會自動增加貨幣供給。在繁榮時期(儲蓄一般下降)，自由銀行會發生相反的過程。自由銀行的擁護者因此認為中央銀行對貨幣的導向是沒有必要的。追逐利潤的動機引導自由銀行在衰退時增加貨幣供給，在繁榮時減少貨幣供給，從而減小了經濟波動。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自由銀行存在嚴重的信息問題：存款者一般不具有有關私人銀行的安全狀況的詳細信息。因此，如果一個銀行面臨困難，儲戶可能認為所有的銀行都不安全，並由此導致“恐慌”。

　　關於自由市場原則不適用於貨幣和銀行因而中央銀行必不可少的觀點深入人心，以至於有些人很難想象出自由銀行曾經存在過。

　　最早可以認定的銀行於12世紀出現於義大利的熱那亞。它們發展的早期只不過是充當鑄幣的倉庫。存戶一方的動機是對安全的渴望。作為對安全服務的一種交換，這些早期銀行收取費用。但是它們不利用這些存款放貸。事實上，銀行家們觀察到貨幣儲蓄的比率通常和貨幣提取的比率相同，兩者在任一時刻都只占儲蓄總額的一小部分。他們得出結論，把手中的一部分儲蓄貸出去是安全的。這樣一來，銀行家們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潛在財富，併為投資和經濟增長提高了資金的可獲得性。

　　銀行業務的另外兩個進步是引進可兌換鑄幣的紙質銀行券，以及可以轉出(或記入)客戶儲蓄賬戶的支票。前者和鑄幣具有同樣的購買力，但是大大提高了可攜帶性和方便性。後者使得人們不藉助於貨幣就一可以處理任何業務。這兩項革新在17世紀晚期得到了推廣。70世紀唯一的革命性變化是和中央銀行的統治地位上升聯繫在一起的:中央銀行發行的不可兌換紙幣取代了作為外部貨幣的鑄幣，並充當私人銀行持有的準備金。

　　自由銀行體制在歷史上有大量先例，史料確鑿地分佈在蘇格蘭（1765-1845）、美國（1837-1864）、瑞典（1831-1902）、中國福州（1644-1911）、加拿大（1841-1915）和法國（1815-1848）。自由銀行體制也曾短暫存在於南非、澳大利亞、紐西蘭、西班牙、義大利、瑞士。

　　自由銀行體制在“自由放任主義”或自由市場的觀念統治時期更受歡迎。提倡自由銀行體制是要維護這樣一種觀點: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所描述和捍衛的自由企業原則不僅在銀行業適用，在其他經濟部門也一樣適用。

　　反對自由銀行的最常見的理由是它們有引起通貨膨脹的內在傾向;即因為缺少外部控制，它們會印製和發行大量貨幣。自由銀行體制的擁護者指出，歷史證據並不支持這種觀點。他們聲稱，歷史上的通貨膨脹是在貨幣由中央銀控制的時期發生的，消費者沒有持有通貨膨脹失去購買力的貨幣。再說，自由銀行在試圖增加新鈔票的發行時，必然遭遇越來越大的成本。

　　對自由銀行體制的第二種主要批評斷言，如果沒有中央銀行向私人銀行隨意提供資金，自由銀行體制沒有辦法制止銀行恐慌。自由銀行體制支持者的回應是，只要儲戶願意接受銀行自己的銀行券(內部貨幣)，就不會出現問題。但是，如果恐慌的儲戶需要外部貨幣，那麼自由銀行就可能無法應對危機。

　　對自由銀行體制的第三種常見的反對意見聲稱，由於多種銀行券流通，必然出現偽鈔。這種觀點看起來是對的，但證據含糊不清。例如在蘇格蘭，自由銀行體制時期偽鈔很少。然而它的鄰居英格蘭的貨幣系統以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鈔票為基礎，在1801年卻因偽鈔事件絞死了302個人。在美國，有相當大數量的偽鈔在流通;然而，正如經濟史學家休•羅考夫（Hugh Rochoff)所言，流通程度被極大地誇大了。美國銀行券詐騙的嚴重性的確切程度雖然已有定論，但在自由銀行體制的倡導者和中央銀行體制的倡導者之間的各種爭論卻依然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