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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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死亡是指组织所适应的利基恶化，这种恶化使得组织内部资源减少，组织死亡症状包括市场份额缩减、负利润率、从市场中退出、绩效下滑等，这种衰败可能是突然爆发也可能逐渐发生。

　　从理论角度说，组织死亡分为因为经营绩效差或经营成功而导致死亡两类。前者很容易理解。而后者主要指伴随并购等经营行为的大量出现，并购中总是伴随着某些组织的死亡。在并购中，有时是一家企业主导性吸收另一家企业，可以视主导性企业成长，被并购企业死亡。但有时是两家企业较平等的合并成为一个全新的实体而原来的企业均告死亡。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Carroll和Delacroix认为，应该将因绩效差而死亡的方式，叫作组织死亡；将因绩效好而并购“死亡”的方式看作组织的一种成长方式。

　　种内因素与种间因素是组织生态学研究组织死亡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其中，种内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组织死亡的影响往往大于种间作用的影响。

　　(一)经验和生存学习

　　组织经验和生存学习对组织死亡具有U型影响。在组织设立初期，对现有业务的运营经验可通过提高组织的内部效率和获得顾客的选择偏好知识而提高组织的生存力。然而，当经验达到一个高水平时，组织死亡的风险也会提高。这是因为，高水平的运营经验具有巨大的惯性和依赖性，它阻止组织对新业务的开发。尽管经验能降低组织产品的绝对成本，但在新业务领域竞争力的丧失会提高组织死亡的风险。Baum和Paul(1998)对曼哈顿旅馆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有经验的组织比新建的、缺乏经验的旅馆其死亡率要低41％。但随着经验在每年的高水平累积，组织被快速引导至“能力陷阱”，死亡率相应提高。

　　事实上，组织经验的同质性和可移植性都很低。在处在不同的生态位、不同的成长阶段和不同的战略环境中的组织，其生存经验通常具有异质性。Ingram和Baum(1997b)指出，在美国旅店业中，曼哈顿的酒店具有异质性，当地相关组织的经验对组织有所帮助，非当地的组织的经验则没有帮助。此外，生存经验的传播和学习需要成本，成本一收益率的边际递减规律规定了组织生存经验的作用边界。Argote等人(1990)对造船厂的研究发现，组织之间的学习在造船厂建立初期降低的产品成本比后来的产品成本降低的要多一些。Ingram和Baum(1997a)发现，在酒店建立初期，运营经验降低美国酒店业死亡率的数量等于产业链建立之后降低酒店业死亡率的5倍。

　　(二)组织年龄

　　制度学派关于组织死亡的研究(Zucker和Lynne，1983)集中在新建企业的脆弱性问题上，认为与年龄大的企业相比，新建企业更容易死亡。这是由于它们缺乏稳固机构的正统、合法地位，不能获得充足的财力资源；它们还没有发展较大范围的适应能力，具备极有限的学习能力和环境影响力。年轻组织的社会地位低，其成员还未适应新的角色，它们受到经济波动、竞争、不可预见的技术变化等方面的限制。已有的组织利用它们在信贷来源、销售渠道、产品线等方面的优势，给新组织制造竞争压力。根据Dun & Brand street的统计，1980年超过一半(53.6％)的失败企业年龄不超过5岁，运作10年的企业的死亡率为18.3％。在很长时间里，失败的企业中新组织的比例一直高达50％～6o％。一般认为，组织生成的前5年是组织最困难的时期"J。

　　(三)管理连续性

　　管理连续性特指管理人员的连任情况。不同的管理者施行着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风格，引致不同的管理效率和组织绩效，因而对组织的死亡概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Carroll(1984)发现创始编辑的离任会提高报业公司的死亡率，Singh和colleagues(1986)发现，CEO的连任有利于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存活。Haveman(1993)以美国Iowa州东南部1900—1917年的电话服务产业为例，研究了经理者、总裁等的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连续性提高了组织死亡率，这一结论与Carroll(1984)建立的连续一危机模型(Succession crisis mode1)结论相一致。同时，组织越年轻，组织管理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逐渐降低，表明存续时间越长的组织越能适应核心变化(Amburgey et a1.，1993)。总裁的连续性比其他管理者的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更大，这与权力最大的个体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也最大的判断相一致(Finkelstein，1992)。

　　(四)组织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

　　由于信息的公开性、资源的共同依赖性以及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存在，一个组织的死亡及其死亡信息会对相关组织的生存带来直接的影响。决定组织死亡的关键因素可能会在相关或不相关组织之间传播，从而造成组织群落中大面积的组织死亡。组织之间的接触性传染是指由濒死组织或已死亡组织而引发的健康组织的死亡。对特定组织危机传染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Gerlach和Smets(1995)建立了货币危机的波及效应模型，以说明一国货币危机会通过贸易渠道或金融渠道如资本流动造成对另一国经济基础的恶化性影响，从而导致另一国出现货币危机。Masson(1998)提出了一般化货币危机传染模型。他认为，缘于各国间经济和政策具有的高度相关性和互动性，以及与经济基本面无关的经济多重均衡变动性，即使一国的货币危机没有影响到另一国的经济基础，一国的货币危机仍会激发投资者重新评价另一国的经济基础，并进而导致对该国的货币冲击。Aghion(1999)建立了一个接触传染性银行失败模型。它说明一家银行的倒闭这一公共信息事件会促成过早的提款挤兑，而自由银行制度不可能对接触传染性银行失败具有免疫力。

　　上述传染模型大多是针对货币危机现象提出来的，且疏于对组织种群内部传染的分析。相比之下，Reed-Frost模型“和传染模型n能更好地描述组织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Reed-Frost模型通过引入免疫概念而提供了一种刻画传染流行特性的预测模型。这是根据流行病的传播特点来构建的组织种群成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在一个服从Logistic增长方程的组织种群中，组织之间的接触性传染存在一个平衡点，接触性传染直接影响种群的个体数量，但不会引致组织种群的灭绝。

　　(五)组织群落的内部调整

　　在重大组织变革如何影响组织死亡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分歧。Tushman和Romanelli(1985)的研究表明，实施重大变革的组织，其绩效比没有进行变革的组织要好，因此更不易死亡。但Hannan Po1os和Carroll(2002)的研究认为，组织变革程度越大，组织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组织变革越复杂，越不透明，组织死亡的可能性越大。

　　秦宛顺、顾佳峰(2003)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澳门地区企业的死亡率与企业群落内部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澳门企业平均每季死亡率为7％，调整死亡弹性为0.77。即当其他变量不变时，澳门企业群落内申请变更的企业个数每季度增长1％，导致企业死亡个数每季度增长0.77％。

　　由于企业群落中共生关系的存在，单个企业不仅受到同一规模企业群落变革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其他规模的企业群落变革的影响。一般而言，大企业的变革，对于中小企U俪言，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Corral(1998)的观点，对于一个企业群而言，社会资源分成核心和边缘。一般大企业占据核心资源，中小企业占据边缘资源，互相形成共生关系。一旦大企业发现需要进行新的社会资源分配，进行变革来占据更加有利的核心地位，或者进行核心资源的转移，那么，一些与原先大企业形成共生关系的中小企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容易死亡。秦宛顺、顾佳峰(2003)的研究表明，澳门地区企业群落内大企业的变革极大地增加了小企业死亡率，其交叉调整死亡弹性为1.183，大于1。说明大企业对于小企业的生存而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企业对中型企业的交叉弹性为0.46，表明澳门大企业的变革，会加剧澳门中型企业的死亡。

　　不仅如此，组织群落中不同种群之间的交叉密度效应(density cross—efects)对组织的生存也有实际的影响。Staber(1992)以加拿大某省1900—1987年的资料为背景，分析了种群相互依赖对工人合作社、市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组织的死亡率的影响n引。研究发现，工人合作社受其他种群增长显著的非单调影响。当市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种群较小时，它们的增长会提高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效应。当密度水平足够高时，市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种群的进一步增长将会降低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表现出强烈的互助效应(Mutualist effects)。消费合作社的增长对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有相反的影响，开始时表现出互助效应，然后在高密度水平上表现出竞争效应。消费合作社的密度对市场合作社的死亡率存在曲线效应，开始是竞争效应，然后是合作效应。工人合作社的密度对市场合作社的死亡率具有严格单调的竞争效应，每增加一个工人合作社，市场合作社的死亡率就提高约6％。市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密度对消费合作社死亡率的联合影响表现出先竞争后互助的特性，而工人合作社的影响表现为严格单调的竞争效应。工人合作社的密度对消费合作社死亡率的影响要比对市场合作社死亡率的影响弱。在对消费合作社死亡率的影响方面，企业群落中种群之间的密度效应比种群内部的密度效应要弱。尽管竞争始终在企业群落存在，互助对维持群落中组织形式的持续生存是有效的。

　　(六)组织人侵

　　组织人侵(Invasions)是指某类组织从原来的分布区域扩展到一个新的(通常也是遥远的)地区，在新的区域里，它可以繁殖、扩散并持续维持下去。人侵组织可以改变人侵地组织群落或组织生态系统基本的生态学特征，如企业群落中的优势种群、生态系统的物理特征、价值链循环以及生产力。引人地组织群落的脆弱性(Community Vulnerability)是外来组织入侵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同结构、功能的组织群落，其稳定性不同，对外来组织人侵的抵抗能力也有差异。外来组织人侵成功在组织种群层面上的原因主要包括：引人地缺乏有效的天敌制约，种群的抵抗力较低以及环境扰动等n。

　　生物控制机制的丧失(Escape from biotic constraints)。许多外来组织进人新的地点后，其原生地的竞争者、捕食者和寄生者等并没有随之到达，这种生物控制机制的丧失，导致外来组织的种群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种群数量的骤增，又加速了人侵组织的人侵速度。

　　组织种群的组成结构与可侵人性(Invasibility)的关系。组织种群的可侵人性是指外来种群在种群中居留的难易程度。组织种群对人侵的抗性与种群中的组织多样性成正比。这通常被理解为，多样性程度高的组织种群比低的群落更能抵御外来组织的人侵。当组织聚集(Accumulate)超过一定的时间后，群落的可侵人性降低。

　　外来组织到来前后的环境扰动。人为或自然原因导致的环境扰动可能加速外来组织的人侵。这些扰动通常包括经济或制度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新的技术冲击、经济的快速增长或衰退、经济波动、行业恶性竞争等。组织种群扰动一旦超出了其恢复的阈值，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从而为外来组织的人侵创造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