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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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外交是指利用新聞媒介來闡述和推進外交政策的方式或新聞媒介積极參与併發揮影響的外交方式，或指政府運用新聞、出版、無線電廣播、電視、電影、錄像帶以及新興的電子通訊手段,宣傳對外政策。簡言之，媒體外交是媒體進行或參與的外交，也可專指在政府控制下媒體參與並完成的外交。各國政府之間的外交活動通過媒體的新聞傳播最終得以完成。媒體外交髮端於一國政府，終端是另一國政府，或者多國政府甚至整個國際社會。

　　媒體外交的理論基於媒體對政治家、政府以及對跨國的和國家的政治精英的影響這一相對比較新的設想。

　　1965年，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埃德蒙·葛里昂（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自此以後這個概念進入了官方和學術的話語體系中，並且被付諸國際關係和外交事務的具體實踐中，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與傳統外交不同的理論和實踐範式。在當時的冷戰語境下，公共外交最為直接和典型的表徵便是國際廣播，葛里昂將其稱之為“外交的新武器”。因此，“媒體外交”從一開始便成為“公共外交”的核心與主體。

　　傳播渠道大致分為二級：

　　在第一級傳播里，一國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媒體傳播，發表政府聲明、傳遞公共信息和運用國際廣播，而國內外的大眾媒體成為該國政府信息傳播的信宿。政府在第一級傳播設定外交政策議程併成為出境信息的第一把關人；

　　第二級傳播是媒體的對外信息傳播。媒體通過設定議程、塑造形象、提供信息、影響輿論等方式，把政府的外交信息傳遞給外國民眾，並以公眾輿論的方式施壓於外國政府。與政府的傳播角色相較，媒體是第二級傳播里的信息過濾者和把關人，其在政府外交政策議程設定自己的媒體議程，進而影響公眾議程以完成新聞信息傳播。

　　媒體外交的特征

　　媒體外交通常具有如下特征：

　　1、媒體外交具有半官方性的特征。在這裡，媒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政府外交活動的中介、載體和工具。具體說，媒體在外交中的功能體現在：媒體是政府有力的外交資源以及獲取信息的潛在情報源；媒體是一方政府發佈信息甚至故意發佈錯誤信息的工具；媒體是各國政府相互之間表達意見、通報情況的渠道，從而成為促進外交談判的中介；媒體是一方政府向另一方民眾進行宣傳的有效手段。簡言之，一國政府通過媒體獲取對方國政府的外交信息、測試其反應，影響其受眾判斷，旨在促使國家之間的外交談判朝著有利於本國利益方面良性發展。

　　2、媒體外交具有新聞性的特征。媒體外交是通過媒體進行新聞傳播，或通過媒體記者進行外交活動的外交樣式，其議題一般是具有及時性、突發性和新鮮性的具體事件，該特質決定了其成敗與否、影響大小在於其是否符合新聞規律。

　　3、媒介外交具有短期性和直接性的特征。由於大眾傳媒迅速、傳真的優勢，使媒體外交成為短時期內的一種直接、集中和傳播面廣的外交行為。在國際政治中，當兩國出現外交事件和國際糾紛時，兩國政府總是各自通過專題的、例行的和系列的媒體報道，促使媒體在短時期內集體參與、集中傳播和連續報道，製造出一種有利於己的國內輿論和國際氛圍，以期通過新聞輿論壓力施壓於對方政府併在短時期內解決問題。

　　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媒體不僅僅被視為外交的工具和渠道，其本身就是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環。美國國務院2003年發表的一份有關公共外交的報告中將“推動新聞自由與媒體社會責任”作為總體外交戰略的政策性環節。其基本任務是通過在全世界範圍內普及“自由而負責任的媒體”的理念，從而推動美式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

　　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系列落實“媒體外交”的具體措施：   

　　推廣美式新聞教育：選派美國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教授到目標國家，向當地相關專業的學生和新聞工作者傳授新聞學理論與實務經驗，除基本的“新聞”理念，特別強調自由媒體對政府的批評與監督——即所謂的“看門狗”（watchdog）的角色； 

　　推廣美式（即“產業化”）媒體經營理念：針對目標國家的媒體所有人或經營者，提供相關的培訓計劃，尤其是傳授廣告、公關、營銷、管理方面的知識，實現媒體的市場化和產業化，逐漸淡化直至最終擺脫政府的“控制”； 

　　協助成立或強化新聞專業組織：以提供資金、指導、咨詢等方式推動目標國家成立由記者、編輯、發行人等組成的專業協會，加強已有相關組織的建設，使這些組織能夠履行為記者“維權”、制定專業規範等職能，提升新聞傳媒的專業水準；

　　推動新聞傳媒立法：藉助跨國非政府組織（例如，“無國界記者”）和當地的行業協會，推動與新聞傳媒相關的立法，確保記者報道政府事務或其他“敏感”議題時免於“外部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