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石油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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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伊朗的政局發生劇烈變化，伊朗親美的溫和派國王巴列維下臺，即“伊斯蘭革命”。1978年12月26日至1979年3月4日，伊朗石油出口全部停止，世界石油供應突然減少了500萬桶/日，造成石油供應短缺，石油價格從每桶13美元猛升至34美元，引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突襲伊朗，爆發了“兩伊戰爭”。兩伊戰爭的爆發使兩國的石油出口量銳減，一度還曾完全中斷，全球石油產量從每天580萬桶驟降到100萬桶以下。隨著產量的劇減，油價在1979年開始暴漲，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一度暴漲到每桶42美元。由於1979年以來持續一年多的原油搶購使西方國家有了較充足的原油儲備，加上沙烏地阿拉伯迅速提高了本國石油產量，所以到1981年油價終於穩定在每桶34美元～36美元的範圍內。

　　這種狀態持續了半年多，此次危機成為上世紀70年代末西方經濟全面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此期間，美國國內汽油價格從1978年的0.65美元/加侖上漲到1981年的1.35美元/加侖。這次石油危機再次導致了美國國內經濟的衰退，GDP增長率從1978年的5.6%下降到了1980年的3.2%，乃至1981年的-0.2%。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汲取了教訓的日本，此前已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增加節能產業設備的投資，提升核電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由於石油在能源消費總額中的比例下降了17.9%，第二次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危害遠遠小於第一次，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反倒增長了33.5%，幫助日本創造了80年代的經濟奇跡。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第二次石油危機開始於1978年底伊朗“伊斯蘭革命”期間石油出口中斷，結束於1981年初，前後歷時兩年多時間。危機爆發時，國際石油市場每天減少約300萬桶石油供應，相當於市場交易量的5%。這個缺口本不足以導致一次石油危機，但是由於石油公司和消費國不顧一切尋求石油供應，導致市場進一步緊張和產油國多次提價，反過來加劇了市場對石油短缺的擔心，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導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機。這次石油危機主要表現為油價在短時間內大幅度上漲，石油官價從每桶131335美元上漲到41美元，現貨市場價格甚至漲到每桶45美元。1980年底，經過國際能源機構對能源消費國家的政策協調，石油需求趨緩，危機逐漸平息。關於第二次石油危機，國內史學界研究有限，關註較多的是國際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但他們的研究一般側重於石油危機對我國能源政策的啟示方面。本文將集中探討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動因及其影響。

　　錶面上看，第二次石油危機僅僅是由於伊朗石油出口停止而引起的一場石油供應危機，實際上背後隱含著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各種長期和短期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石油危機的爆發是市場心理預期的自我實現。1977年4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發表一份能源報告，宣稱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國家和蘇聯的石油供應能力大約在1985年前後達到頂峰，之後世界石油需求量將超過供應量，石油市場的長期趨勢是石油供應逐漸吃緊。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殊性質，這一報告對石油業內人士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對石油供應不足的心理預期使得各類石油公司竭盡所能地購買能夠購買到的一切石油，極力增加石油庫存，使油價保持著上升的壓力。197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能源專家發佈了一份類似的能源報告，稱“世界將逐漸經歷石油的長期緊張，或者甚至是嚴重的不足”。這兩個報告奠定了在近期再次爆發石油危機的心理基礎，在這樣惶恐不安的心理預期之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脆弱的市場迅速陷入混亂。伊朗石油出口中斷就是這樣的偶然事件，使人感到似乎是石油短缺提前來臨。在擔心石油能否穩定供應的心理支配下，石油消費國政府、石油公司和消費者個人都加入搶購石油的行列，有意無意地成為石油危機的製造者和推動者，使得心理預期的石油危機最終得以實現。

　　西方國家推行的戰略石油儲備計劃加劇了石油危機的烈度。第一次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為了增加與產油國在能源市場上的博弈籌碼，加強消費國的地位，紛紛制定戰略石油儲備計劃。但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前，各國的戰略石油儲備計劃一直進展緩慢。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由於擔心能否從局勢動蕩的波斯灣地區獲取穩定的石油供應，西方國家加快了實施戰略石油儲備計劃的步伐。各大石油公司則出於商業利益考慮而大量囤積原油，使得石油庫存量超過了正常的標準。個體消費者也加入到“搶油”行列，更是加劇了石油短缺和油價上漲。石油公司和個體消費者的搶購行為，使得原油在供應減少約300萬桶之外，每天另外增加了300萬桶的“需求”。也就是說，搶購、囤積使石油的實際短缺數翻了一番，因而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緊張氣氛。1980年1月西方國家的石油總儲備達到53億桶，相當於石油輸出國組織1979年全年石油產量的幾乎一半，而其中的10億多桶儲備是在1979年一年之內增加的，超過了小型石油生產國卡達可開采的石油總儲量。從進口者來說，油價的不斷上漲使得購進的石油不斷增值，從而增加了購買和囤積的衝動，推動著需求量的上升。大規模實施戰略石油儲備計劃和伊朗石油供應的中止，兩者的結合加劇了石油的短缺和市場對缺油的擔心，人們對市場缺油的感覺越來越強烈，石油投機活動也迅速增加。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打亂了國際石油財團根據合同獲取伊朗石油供應的市場結構，依靠合同獲取穩定的石油供應的市場秩序趨於瓦解。在正常市場條件下，大石油公司通過與產油國簽訂長期供應合同而獲得穩定的石油供應，它們除了向自己的煉油廠和分配網路提供石油外，還可以將自己控制的多餘原油向第三方出售。伊朗革命爆發後，伊朗取消了與國際石油財團的長期購油合同。與此同時，奈及利亞等一些產油國政府在對石油工業實行國有化或提前接管了本國石油工業的經營權後，優先供應本國的國營石油公司，使得西方石油公司的石油來源大大減少。伊朗國際石油財團中遭受重創的英國石油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就引用“不可抗力”的法律條款削減了向第三方(大多是日本的獨立煉油商)提供的石油量。這些喪失了穩定石油供應的煉油商為了滿足需要，就到現貨市場以市場價格競爭購買有限的原油，使得現貨市場的石油交易量劇增，並推動石油現貨價格不斷上漲。由於現貨市場油價與官價之間存在密切聯繫，石油現貨價格的上漲增加了產油國提高官價的理由。另外，由於擔心伊朗未來政治局勢的穩定及其外交政策可能進一步影響石油供應，石油進口商開始搶購原油，充足的石油供應而不是價格是他們考慮的首要因素，他們用各種方法拼命獲取石油，因而不斷推高油價，市場上出現典型的賣方市場。一些渴望從市場波動中獲利的石油投機商也開始參與進來，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許多投機活動實際上發生在根本沒有轉手的貨物上，其結果是對石油的需求和油價雙雙急劇上漲。

　　危機爆發前，現貨市場石油交易僅占總交易量的8%，它起著市場平衡機制的作用，買主可以通過現貨市場買到定額供應之外的廉價石油，而不是以合同作保證的比較昂貴的期貨原油。現貨市場是邊際市場，對價格信號非常敏感，當大量買主涌向現貨市場時，油價會立即上漲，而且一漲再漲。1979年2月下旬，石油現貨市場價漲到官價的一倍。業界把巨大的石油港口現貨市場稱為“鹿特丹市場”，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由繁忙的電話和電傳網路聯結而成的全球市場。市場供應沒有及時跟上第一次石油危機結束後原油和石油產品供需結構的變化，也是這次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石油工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石油消費國家實行的節約措施和燃料替代工程，使得市場對重油產品的需求銳減，而對汽油、柴油等輕油產品的需求並沒有受到油價大漲的影響。歐佩克國家新增加的石油供應多半是重油，新增輕油產量小，而煉油企業並沒有從過去以滿足對重油的高需求方面發生轉變，這樣也造成市場緊張。伊朗石油供應中斷意味著大量輕油消失(占其產品的一半)，這更加劇了市場的緊張。此外，一些短期因素也使一些長期因素浮出錶面。伊朗革命後的石油市場狀況使世界認識到，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生產能力並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樣是沒有限制的，國際石油貿易中存在著供需不平衡的現實可能性。伊朗停止石油出口後，一些產油國如沙特、科威特一度增加了石油產量，石油缺口已經並不大了，只要國際上協調一致，一場嚴重的石油危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市場緊張情緒的出現反映了一個新的事實：歐佩克國家短期石油生產增長能力是有限的。雖然一些歐佩克國家已經根據能力增加了石油生產，但是卻不可能迅速超越生產極限。擴大生產能力意味著需要大多數歐佩克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奈及利亞、利比亞、委內瑞拉等，花費較長時間進行大量投資，要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生產能力仍然存在技術障礙和投入額外成本的問題，也就是說，歐佩克的增產並非不耗費成本就能輕而易舉地實現的。其結果是，一旦爆發石油危機，歐佩克地區的產能限制難以保證市場的供需平衡。除了生產能力的限制外，石油危機的爆發還有經濟因素的作用。歐佩克國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掌握了原油生產和定價的權力後，幾乎所有歐佩克國家都傾向於提高油價和減少石油生產，把石油作為未來的財政儲備。當油價大漲、減少石油開采量仍然能夠獲取足夠多的財政收入時，產油國擴大生產的動力就降低了，於是歐佩克國家紛紛減少石油開采以減緩石油枯竭速度，把石油留作未來發展之用，因為如果沒有發現新的油田，儲藏量與產油量之間的比率下降將進一步縮短油田壽命。而那些能夠增加石油產量的國家，如科威特、卡達等，一方面受其經濟規模和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它們吸收新增加的石油收入的能力也很有限；另一方面，對它們來說，增加超過發展所需的石油收入意味著增加冗餘資金，而這些資金面臨著因為世界性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帶來價值貶值的巨大風險，因此它們也不願過多地增加石油收入。石油市場的緊張為產油國提高油價提供了機會。在兩年多的石油危機期間，石油輸出國組織曾七次召開石油部長會議，絕大多數國家(除沙特外)都竭力把會議作為提高石油價格的有利時機。

　　1979年初油價大約為13134美元P桶，到2月產油國已先後將油價提高了6%到15%不等；3月現貨價格上漲了30%，約每桶10美元；6月歐佩克決定將油價從每桶18美元提到23150美元；12月，沙特將油價從每桶18美元提高到24美元；為維持與沙特石油的差價，其它國家又提價4美元，達到每桶30美元；1980年初，沙特將油價提高到每桶28美元，其它國家則提高到34美元，現貨市場為每桶34—45美元不等；年底沙特將油價提高到每桶41美元，而現貨市場價格已經達到45美元，油價達到頂峰。產油國對石油市場盲目樂觀，認為市場能夠滿足一切價格要求。它們放棄了通過長期合同獲取穩定的市場和對石油官價的安排，採取“隨行就市”追求石油價格最大化的手段，這樣也從價格信息方面增加了石油短缺的假象。一些產油國減少石油供應的做法更是加劇了市場的恐慌。在1979年上半年石油危機初期，科威特和沙特等國都曾經因為各自不同的原因削減了石油產量，這對於當時已經相當緊張的石油市場無異於火上澆油。

　　第二次石油危機歷時約兩年，它主要體現為石油價格的急劇上漲。油價暴漲對發達國家經濟體和依賴石油進口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都產生了不利影響，加劇了世界經濟蕭條。石油危機對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石油危機使得油價大幅上漲，增加了石油進口國的能源支出，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使這些國家的貿易赤字迅速膨脹，加劇了經濟蕭條。以美國為例，1970年美國石油進口費用為30億美元，1978年為420億美元，1979年為600億美元，1980年達到800億美元，每天進口石油的開支為215億美元。石油進口開支的劇增，推動著西方國家內部已經出現的通貨膨脹率迅速升高。1977年美國的通脹率為6%，1979年為10%，此後兩年通脹率仍然維持兩位數。卡特總統指出，歐佩克的石油提價將給美國帶來2—215%的通貨膨脹率和增加80萬失業人數。70年代末，除英國、挪威因擁有北海石油而通脹率較低外，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平均通脹率都在5%以上。1981年第一季度，義大利、英國、日本的批發價格指數上漲了25%，就連幾十年來一直特別重視抑制通貨膨脹的西德，批發價格指數也上漲了13%。

　　油價暴漲不僅對已經出現的通貨膨脹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增加了工業化石油進口國的貿易赤字，使得剛剛取代美元黃金固定匯率制的浮動匯率制。出台不久就面臨巨大的衝擊。美國對世界經濟的特殊影響以及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國無需向國外借債，只需藉助於在世界範圍內輸出美元，就可以使其收支赤字有所緩解。但是此時美國的收支赤字仍然在增加，而且還促成了世界性的通貨膨脹。1978至1980年美國增加了25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美國的財政收支赤字越大，美元就越弱勢，國際金融市場也就因此而陷入更混亂和更嚴重的不確定性狀態。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陷入“滯漲”的西方經濟在第二次危機爆發前已經有了複蘇的徵兆，但是隨著新一輪的石油危機爆發，工業國家經濟再次陷入蕭條。

　　經濟的衰退導致失業率上升，促使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推遲了世界經濟的複蘇與發展。石油危機使各國的石油進口開支劇增，隨之出現對外貿易赤字急劇擴大。美國在1971年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後，貿易赤字數額逐年增加，1977年赤字達265億美元。1973年經合組織國家的經常賬戶餘額尚有30億美元，1974年就變成了350億美元的赤字。西方不斷膨脹的石油開支以及美國創紀錄的收支赤字，加快了西方經濟衰退與失業人數的增加。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後，美國和歐洲有3500萬人失業，占有勞動能力人口的11%，美國、比利時和丹麥1P8的工人必須接受失業救濟。“自30年代以來，西方還不曾遭受過如此深重的經濟苦難。”為了扭轉貿易逆差，刺激經濟發展，一些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試圖增加商品出口，以此來減少油價暴漲帶來的損失。日本等國趁機擴大了對其他國家的貿易盈餘。但是，當日本廉價的進口商品威脅到美國和西歐等進口國的相關產業時，這些國家就開始設置一些非關稅壁壘，將日本商品擋在國門之外。各國普遍採取的鼓勵商品出口、限制外國商品進口、保持收支平衡的措施，最終導致了貿易壁壘的普遍建立。普遍的貿易壁壘對世界貿易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也殃及到為發展中國家賺取外匯的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術產業商品的出口。

　　發達國家推行“新重商主義”政策，使戰後世界普遍推崇並且為之受益的“自由貿易原則”遭遇嚴峻挑戰，導致國際市場縮小和國際貿易摩擦增多。美、歐、日三大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首先，西歐和日本加強了針對美國傳統的拉美市場的滲透，而美國則竭力擴大它在西歐傳統的非洲市場的份額；美國和西歐又竭力打開日本在東亞的市場，尤其是中國的市場。三大經濟體在中東同樣競爭激烈，因為西歐對東歐和第三世界貧油國擁有貿易盈餘，而與美國、日本和歐佩克產油國之間存在貿易赤字。此外，貿易衝突還發生在美國與西歐分享“緩和”的成果上。在美國看來，是由於美國向蘇聯施加了壓力，才推動了東西方“緩和”，而西歐是坐享“緩和”的果實。因而美國里根政府在80年代初，以西歐與蘇聯之間的天然氣管道和天然氣易貨貿易將強化西歐對蘇聯的依賴，進而對盟國安全有害為藉口，向西歐施加壓力，要求取消這項交易以及重新調整東歐集團的債務償還安排。貿易障礙不僅減少了發達國家間的貿易機會，也減少了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向這些地區的出口，使它們的經濟雪上加霜，南北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儘管發達國家政府認識到貿易自由化能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它們無論如何也不希望因為別國產品的泛濫而使國內工業遭殃，從而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礎。油價暴漲以及隨後出現的經濟蕭條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危險前景，促使97個國家於1979年齊聚日內瓦，開始了旨在減少各國進口關稅和實行更自由貿易的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談判。

　　石油危機對第三世界石油進口國(貧油國)經濟的重創尤為嚴重。

　　首先，油價的暴漲使第三世界石油進口國家的石油支出急劇增加，導致高額的貿易赤字和債務，擠壓了國內經濟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加重了國內財政負擔。第三世界國家除了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外，基本上都是貧油國家，而在它們的各類能源消耗中石油又占主導地位，因此這些國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性很大。雖然總的來看，它們在世界石油貿易總量中所占比重不高，僅消耗世界能源的12%，1973年它們用於能源進口的資金僅占其出口總收入的8%，在油價暴漲之前這些國家還是能勉強支付石油進口開支的。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形勢在石油危機爆發後陡然變得非常嚴峻，1980年貧油國石油開支比例上漲了5倍，達到占其出口總收入的40%。這種不利情況又因西方的經濟衰退而雪上加霜。由於經濟蕭條，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需求減少，農產品等原材料價格下降，貧油國的貿易條件更加惡化。1978年底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為200億美元，到1979年底已經達到330億美元。

　　作為基礎性商品，石油的短期需求彈性非常小甚至趨於零，價格對需求的調節功能很遲鈍。也就是說，短期內市場對石油的需求是剛性的，並不會因為價格的上漲而減少。因而，即便油價大幅度上揚，石油消費國家仍然需要繼續進口石油以滿足其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能源動力，這樣就不得不被迫壓縮國內其他部門建設的資金，以保證昂貴而必需的石油進口。有些發展中國家甚至為此不惜大舉外債。其結果，一方面使得貧油國家的一些經濟部門幾乎陷入癱瘓狀態，另一方面又使它們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以印度為例，印度國內的石油產量不到其總消費量的30%，其餘全都依賴進口石油；印度政府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經濟發展計劃(1973年—1978年)，該計劃的實現以能源的大規模消費為基礎，石油需求量計劃將從1973—1974年度的2150萬噸增加到1978—1979年度的3460萬噸，僅1974年的石油進口量就達1700萬噸，其中有955萬噸來自伊朗，280萬噸來自伊拉克，389萬噸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油價上漲後，印度面臨著要麼壓縮經濟建設規模，要麼舉債以高價進口同樣數量的石油的兩難窘境。

　　其次，國際出口市場的縮小和貧油國出口創匯能力的下降，觸發了國際債務危機。油價暴漲、世界經濟衰退和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世界市場的萎縮，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出口形勢惡化，獲取外匯的能力削弱，債務負擔加重，到期債務無法償還。1974到1980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2800美元，其中大約三分之二發生在與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之間。1980年後，石油開支占貧油國能源開支的60%，貧油國為高債務和高能源開支所困擾，然而為了經濟的發展和必要的能源開支，它們不得不在借債的基礎上每年繼續花費500億美元進口石油，這種舊債未還又添新債的狀況使得它們的外債迅速增加。據估計，油價的上漲使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增加了1000億美元。而美英兩國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的高潮階段，實行貨幣緊縮政策，大幅度提高利率，美國一度將利率提高到20%，英國也將利率提高到17%。高油價和高利率將貧油國主要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推高到令人驚恐的水平，使已經債臺高築、不堪重負的貧油國經濟再遭重創。1973年貧油國債務僅1300億美元，1981年高達5500億，1982年增加到6120億美元。債務已經占到貧油國GNP的20-25%，而它們的人均收入卻極低，許多國家的人均收入遠低於每年1000美元。為了償債，這些國家只能將不多的收入用於普遍高利率的債務償還，以求獲取新的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放寬還貸條件。如此巨大的外債規模而償還希望又如此之小，這種狀況是不可能持續太久的，最終釀成了80年代初世界範圍的債務危機。由於失去還債能力，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並於1982年宣佈不能履行到期還債義務，隨後拉美許多國家和亞洲的土耳其等國紛紛要求延期還債或減免債務。許多國際商業大銀行面臨破產的危險，國際社會一片恐慌，擔心債務危機威脅到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甚至導致世界經濟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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