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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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脹（Stagflation）

　　滯脹全稱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又稱為蕭條膨脹或膨脹衰退，在經濟學，特別是巨集觀經濟學中，特指經濟停滯(Stagnation)與高通貨膨脹(Inflation)，失業以及不景氣同時存在的經濟現象。通俗的說就是指物價上升，但經濟停滯不前。它是通貨膨脹長期發展的結果。

　　長期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一般表現為：物價上漲時期經濟繁榮、失業率較低或下降，而經濟衰退或蕭條時期的特點則是物價下跌。西方經濟學家據此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不可能呈同方向發生。但是，自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或衰退、大量失業和嚴重通貨膨脹以及物價持續上漲同時發生的情況。西方經濟學家把這種經濟現象稱為滯脹。

　　所謂滯脹, 是指在經濟生活中, 通貨膨脹與經濟低速增長交織並存的狀態。經濟滯脹現象, 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出現的一種新的經濟現象, 它首先發生在西方國家全面危機階段, 其表現形式是, 一方面經濟增長緩慢或停滯, 及由此引起大量失業, 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加劇, 物價持續上升, 這兩個方面狀況同時並存。滯脹現象從本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變得日趨嚴重, 受到人們普遍關註。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中出現的滯脹現象, 同西方國家面臨的滯脹危機不同, 有著它自己特殊的制度基礎, 是特殊體制的產物。

　　首先, 所有制形式不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性質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其本身存在著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的社會性難以剋服的固有矛盾, 這是其經濟滯脹的根源所在,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性質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不平衡性。只是在發展生產力過程中, 往往由於工作上、政策執行上的失誤, 容易產生經濟滯脹的隱患。

　　其次, 滯脹的發起形式不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滯脹是在凱恩斯理論的黃金時代結束後, 其通貨膨脹越高, 失業越嚴重的後果, 社會主義國家滯脹則發生在經濟還沒有引發, 而出現通貨膨脹高漲, 隱性失業嚴重?消極怠工, 人浮於事, 所謂在職失業.。

　　再次, 經濟背景不同。西方國家發生滯脹的經濟背景是有效供給的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的相對不足, 即所謂過剩的背景, 社會主義國家滯脹的經濟背景是有效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過剩的所謂短缺背景。

　　滯脹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經濟停滯，包括危機期間的生產下降和非危機期間的經濟增長緩慢和波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失業; 另一方面是持久的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引起的物價上漲。這兩種現象互相交織併發，貫穿於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的各個階段，併成為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經濟現象。西方經濟學家把停滯（stagnation）和通貨膨脹（inflation）兩詞合起來，構成停滯膨脹（stagflation）這一新概念,就表明兩者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

　　“滯漲”的實質，是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時期以後，特別是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經濟上的一種新的特殊的表現形式，也是資本主義腐朽性的一種突出表現。

　　停滯膨脹並非直線上升，而是波浪式地發展。有起有伏，有弛有張，甚至也不排除有可能出現某些間歇。這主要是由於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包括經濟周期的變化所引起的。同時，也是由於有關國家在貨幣金融上和財政上有時採取膨脹政策，有時採取緊縮政策，或兩種政策同時交替使用，這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策的反覆變化，對“滯脹”不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

　　正因為“滯脹”的發展是波浪式的，所以它的形式也不是千篇一律、而是不斷變化的，它大體上有三種形式:

　　①嚴重的經濟停滯與嚴重的通貨膨脹同時併發,即高停滯與高膨脹相結合,這是“滯脹”的嚴重的形式,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害最大。 1973～1975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及西歐一些國家的情況就是這樣。

　　②“滯”與“脹”此起彼伏互為消長，有時是嚴重的停滯、緩和的膨脹,有時是緩和的停滯、嚴重的膨脹,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交替實行膨脹政策與緊縮政策的結果。如1980～1982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後期，美、英等國的通貨膨脹率下降了，但經濟停滯卻更加嚴重。

　　③緩和的停滯與緩和的膨脹同時出現。如1980～1982年危機以後的經濟回升期間,美、英等國暫時出現的情況那樣,這是“滯脹”的比較緩和的形式。以上無論那種形式，只是表明“滯脹”的嚴重程度不同，但“滯脹”卻並未消失。

　　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資本主義經濟周期

　　一戰結束後，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有相當增長。

　　為彌補戰時嚴重損耗而進行的大量固定資本更新和住宅建築，以及由此間接引起的日用消費品的擴大，使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都得到相當的發展。另外，由於一戰後科技的發展，導致了生產中實行了卓有成效的技術革新，使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得到迅猛發展。加上資本主義各國在商品生產上實施“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措施，在銷售方面則實行分期付款的賒銷制度，這些都促進了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的景氣和生產的擴大。生產高漲刺激了信用膨脹，投機的熱潮不斷升溫。

　　這一時期，共和黨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對壟斷資本家十分有利，美國的生產和資本進一步集中，通過企業的橫向和縱向合併，生產的壟斷化程度提高。中小企業和獨立的小生產者、小商人普遍遭到被淘汰和被兼併的命運。工業“合理化”使失業增加，分期付款購貨製造成了巨額的私人負債，使勞動人民陷入了無法自拔的負債泥潭，最終使社會購買力下降，導致產品嚴重滯銷，價格跌落，企業利潤降低，人們對經濟前景悲觀。這種情況下，終於在1929年10月24日，紐約交易所出現了空前的拋售股票的大風潮，五天之後的星期二，50種主要股票的平均價格幾乎下跌了40檔。它正式拉開了震動世界的特大經濟危機的序幕。這次危機從1929年開始到1933年結束，期間，各國企業大批倒閉，失業人數大到3000萬～4500萬人，社會生產力受到了空前嚴重的破壞。1931年～1933年，各國相繼發生了貨幣信用危機，整個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瀕於崩潰，各國貨幣紛紛貶值，資本主義國際金融陷於混亂之中。

　　1933年，羅斯福接任總統，實施新政。通過一系列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工業政策、農業政策、城市政策和其他社會政策，大力發展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政的推行，在初期對緩和經濟危機的後果雖然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並沒有創造美國經濟復興和高漲的奇跡。從羅斯福上臺到1937年經濟危機前夕，美國經濟多數年份處於蕭條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迫近引起國內外形式的變化，經濟轉向軍事化軌道，工業開始有所增長。

　　可見，隨著一種資源優化配置方式進入薄利時代，經濟趨於停滯的趨勢是難以避免的，這時如果人們預期悲觀，甚至陷入恐慌，對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羅斯福的新政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的恐慌情緒，對社會恢復正常起到了作用。但他不能改變經濟發展的趨勢。20世紀30年代的“特種蕭條”便說明瞭這一規律。

　　二、二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周期

　　從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到一個經濟大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1973年底爆發世界性經濟危機為止，前後近20年。60年代的美國被稱為“繁榮的十年”，從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國經濟連續上升了106個月。以美國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在這個時期有了重大發展。大量科技成果在工業中的應用，不僅使老工業部門得到技術改造，而且誕生了電子、原子能、合成纖維、合成橡膠、宇航等一系列新部門，並使整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大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生產量增大，成本降低，利潤增加。直到1969年，美國經濟開始陷入危機，工業生產不斷下降。進入20世紀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外矛盾加劇，美元貶值。從1973年11月開始，爆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下降了7％，開工不足的現象十分嚴重，失業人數大量增加。同時，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雙位數。出現了在同一個時期里生產停滯（或低速增長）、失業增加和物價上漲並存的“滯脹”現象。從1973年開始的經濟緩慢增長同高失業率、高物價交織並存的“滯脹”狀態，一直持續到1982年。

　　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是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的經常存在的現象。但在戰前或戰後初期，它們並不同時發生，而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交替出現。經濟停滯和大量失業只發生在周期性的危機階段和蕭條階段，與此同時發生的是通貨緊縮、物價普遍跌落。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總是發生在高漲階段，與此同時發生的是經濟繁榮和發展，失業減少。

　　西方發達國家滯脹時期的嚴重通貨膨脹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二戰後，這些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反周期”，即當私人經濟出現麻煩、生產的商品不能以有利可圖的價格賣掉時，生產會跌落到現有的潛力之下，此時政府必須通過增加開支或減稅來進行干預。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的經濟顧問班子是清一色的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在這一點上發展了凱恩斯主義，即在經濟好轉時也要實行刺激政策，其理論依據是美國的稅收制度在經濟前進時會使政府的稅收增加從而對經濟複蘇起剎車作用，這樣經濟複蘇就難以充分實現而造成一種複蘇貧血症。他們認為由此產生的實際生產和潛在生產能力之間的差額應當用擴大公共開支，減稅，放鬆銀根，降低利率來加以消滅。

　　為了刺激有效需求，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開支不斷擴大，西方七國（美、日、西德、法、英、意、加）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67年的31.6％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的35％，到1982年達40.4％。另外，國家採用低息借款政策擴張信貸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1950年～1982年，西方7國國內信貸總額增長情況是：美國15.3倍，日本76.7倍（1953年～1982年），聯邦德國35.5倍（1952年～1982年），法國71.8倍，英國12.3倍（1953年～1982年），義大利164倍，加拿大30倍。

　　以上兩方面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快增長，往往超過國民經濟增長的需要。1961年～1972年，西方七國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普遍以較大幅度超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從而引起通貨膨脹導致物價持續上漲。不過這個時期的物價上漲還不十分嚴重，屬於溫和的物價上漲。但在1973年～1982年這個時期，7國國民經濟增長普遍處於停滯狀態的情況下，各國貨幣供給價格增長速度卻以更大幅度超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加上石油價格猛漲的因素，加劇了60年代以來就已經存在的主要有通貨膨脹引起的持續性物價上漲，使溫和的物價上漲發展成為嚴重的甚至惡性的物價上漲。從而形成了低經濟增長率、高失業率和高物價上漲率並存的滯脹局面。

　　三、目前的經濟運行

　　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動力被新的創新所代替，目前我們已處在第五個長波周期的高漲期，如1992年以來美國持續的經濟持續增長。該周期的基礎創新是資訊技術，它不僅包括電腦信息技術的應用，也包括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和內容的重大改變。20世紀90年代，世界信息和電信市場增長率為5%～10％，美國高達8%～10％，日本、西歐要慢一點。當前在西歐、俄羅斯、東歐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還有較廣闊的發展空間。

　　信息技術和電信市場的繁榮能持續多久，目前很難回答，但總體的增長速度已經放慢。為了擺脫滯脹困境，20世紀70年代以來先後採取了各種政策措施，包括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國家干預經濟政策的調整。由於西方七國在控制貨幣增長率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得不擴大財政開支來刺激經濟增長，因而財政支出不斷擴大。七國財政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年平均1.64上升到1980年～1986年的年平均3.3％。2003年，德國和法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超過4%，日本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達7.4%。2004年美國財政赤字已達4255億美元，占GDP的5.7%。2005年3月，格林斯潘就在美國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作證時向國會發出了最嚴厲的警告：倘若財政赤字持續居高不下，美國經濟必將面臨十分嚴重的後果。背負巨額財政負擔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在任何時點一次性地消滅赤字，那就是所謂的“赤字融資”，發行貨幣彌補赤字，這種征收“鑄幣稅”的做法將釀成惡性通貨膨脹的苦果。

　　進入70年代,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的停滯、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局面。對此, 西方一些主要經濟學流派從不同角度對產生滯脹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主張。

　　（一）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滯脹的原因之一在於勞工市場結構出現失衡

　　勞工市場上的均衡, 應該是既無失業又無空位, 但這種情況很少見, 常見的是失衡。這種失衡表現為失業與空位並存。這是因為在勞工市場上, 由於工人工種不同, 技術水平不一樣, 又居住在不同地區, 他們之間缺乏自由替代的可能? 所以失業與空位是並存的, 即存在著結構性失業。比如勞工市場上缺乏技術人員, 但失業的卻是瓦工, 瓦工是無法替代技術人員的。東部地區的勞動力也不會因西部地區缺乏勞工願去填補空位, 造成失業與空位並存, 即“ 人找工作” 與“ 工作找人” 並存。

　　由於失業與空位並存, 又存在著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 這樣, 雖然有失業存在, 工資並不下降；有空位, 工資就上升, 出現了失業與工資上升並存的滯脹局面。對此, 必須制定收入政策和勞工市場政策, 對工資和物價進行管制, 使工資增長不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避免通貨膨脹；並對勞動力進行再訓練, 增加勞動力的流動性, 實現勞動力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

　　（二）新劍橋學派認為滯脹的根源在於初級產品部門和製造業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

　　新劍橋學派認為, 應從區分不同類別的經濟部門人手來解釋滯脹問題。他們把世界經濟分為三個部門:初級產品部門、製造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通貨膨脹的根源在於初級產品部門和製造業部門之間的生產比例失調。他們認為, 如果這兩個部門產品的價格都由市場決定, 那麼市場機制可以調節兩部門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 使兩者比例協調。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初級產品市場上, 對個別生產者和消費者來說, 市場價格是既定的,這種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而在製造品市場上, 由於大部分生產集中在大公司手中, 因而價格是被操縱的, 即由生產者自己決定, 而不由市場決定。這樣初級產品與製造業產品之間增長的比例失調所引起的後果就落在初級產品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無論是上升還是下降,都會對工業活動起抑製作用。當初級產品價格下降時,雖然有可能刺激工業部門吸收更多初級產品, 但因為貿易條件對初級產品生產者極為不利, 所以投資會減少,從而會抑制加工工業發展。當初級產品價格上升, 雖然一開始貿易條件有利於初級產品生產者, 但這種有利條件並不會持續長久, 原因是製造業部門將通過由成本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上漲來對付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這樣初級產品價格上漲, 它在工業品成本方面便具有強有力的通貨膨脹的影響。

　　（三）貨幣主義認為滯脹的原因在於貨幣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

　　貨幣主義在解釋滯脹問題時引入了預期的因素。他們所用的預期概念是適應性預期, 即人們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形成並調整對未來的預期。當發生通貨膨脹時,工人必然要求增加名義工資。但是, 在短期中工人來不及調整通貨膨脹預期, 預期的通貨膨脹率可能低於以後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率。這樣工人所得到的實際工資可能小於先前預期的實際工資, 從而使實際利潤增加,刺激了投資, 就業增加, 失業率下降。但是, 在長期中工人將根據實際發生的情況不斷調整自己的預期。工人預期的通貨膨脹率與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率遲早會一致, 這時, 工人會要求增加名義工資, 使實際工資不變,從而通貨膨脹就不會起到減少失業的作用。而且, 在長期中, 經濟能實現充分就業, 失業率是自然失業率。這時, 無論通貨膨脹率如何變動, 失業率總是固定在自然失業率的水平。正是因為存在著自然失業率, 所以凱恩斯主義以充分就業為目的的擴張性經濟政策就無法完全消滅失業。這些擴張性政策的實施只能使投放的貨幣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需要, 引起了通貨膨脹, 而又無法消滅失業, 這樣就出現了嚴重的滯脹局面。

　　要走出滯脹局面,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認為, 政府應該放棄執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 選擇一個與經濟增長率大體相一致的貨幣增長率。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把貨幣變成經濟波動的根源。

　　（四）供給學派從供給不足的角度來解釋滯脹問題

　　供給學派認為, 凱恩斯主義把需求看作經濟生活中的首要因素, 供給是派生的次要因素, 因果關係被顛倒了。正是由於面向需求的政策, 使政府總是設法改變各階層收入懸殊的狀況, 以提高低收入者的需求水平, 如擴大社會福利、向高收入者大量徵稅等。這些政策的實行, 一方面打擊了人們的儲蓄、投資和工作積極性, 另一方面降低了失業成本, 使很多人寧願失業。這正是導致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並存的原因。他們認為, 美國經濟中的根本問題不是需求不足, 而是供給不足。解決滯脹的唯一辦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增加供給。為此, 必須加強個人刺激, 提高人們儲蓄、投資和工作的積極性。

　　在供應學派看來, 大幅度降低稅率是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因為人們從事勞動和進行投資並不是為了納稅而是企望得到豐厚的稅後凈收入。這種凈收入越高,勞動或投資的積極性也就越大, 反之則越小。降低稅率雖然在短期內政府稅收會減少, 但由於降低稅率刺激了企業和個人生產的積極性, 因而課稅面會擴大, 長期內稅收會增加。因此, 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 特別是削減邊際稅率, 是增加供給的重要手段。

　　供給學派還非常重視“ 企業家精神” 在發展生產中的作用, 把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看作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他們認為, 讓企業自由地進行經營, 生產能夠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給予過多的、不適當的管制, 則會阻礙企業經營的創造性, 影響生產增長。

Stagflation and Phillips curve goes hand in hand in modern macroeconomics to depict a period of uncontrollable price inflation combined with slow output growth.

Stagflation brings up unemployment. During the 1970s,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nderwent high levels of both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nd it came to be known as stagflation. Theories of Phillips curve contradict the idea. A group of renowned economists, steered by Milton Friedman established the idea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alled for a return to non-interventionist, free market policies. The previous idea of explaining the cause of stagflation was discarded by most of the macro-economists.

The usual way of choosing one policy over the other is through trading-off between two options. But this theory is not applied while dealing with economic policy. The economic policy performance is non-monotonic towards target value. This opposes the traditional trade-off, which entails that no conflict exists between the two targets.

In the 1970s, many countries experienced high levels of bo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also known as stagflation. Theories based on the Phillips curve suggested that this could not happen, and the curve came under concerted attack from a group of economists headed by Milton Friedman—arguing that the demonstrable failure of the relationship demanded a return to non-interventionist, free market policies. The idea that there was one simple, predictable, and per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was, at least, questio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