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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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赤字融資

  赤字融資是指當政府進行赤字支出時,就會出現年度赤字,並且國債增加,就需要進行融資。如何對進行赤字融資,是由個人或單個機構決定的;而是由追求各自政策目標最大化的多個機構相互作用決定的。

赤字融資的方式[1]

  對赤字進行融資有幾種方式,不過,在實際操作中,往往三種方式共同使用。最明顯的融資方式就是增加稅收,這是最簡單的一種方式,但是,實際上,政治家不願意這麼做。美國的憲法賦予國會制定稅收政策這一特殊權力,但總統可以提出修正意見。從1948年開始,美國大部分的主要稅收立法都採納了總統的意見。大體上講,財政部負責提出稅收方案,其餘的執行委員會則研究該方案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和收人影響。國會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都擁有自己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專門研究和修改稅收方案,並聽取公眾關於方案修改的意見。稅收變化必須經過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同意,以及總統的簽字才能通過。大量的政客,包括民主黨和書和黨,都發現投票反對稅收增加比消除赤字本身更有利可圖。為了能夠再次當選,政客們幾乎不會提出增加稅收這一方案。

  除了增加稅收,政府還可1以通過借款來對赤字進行融資。如果政府的支出超過稅收收入,那麼籌措必需的資金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出售政府證券短期國債中期國債長期國債都是政府對公眾的借款,公眾政府收入籌集資金並擁有對政府的債權,即政府必須在未來的某一時點償還這些債務。一般而言,如果不能提高稅收,政府往往會採取債務融資的方式。既然政府必須籌集所需的資金,那麼發行債券就是不可避免的。

  通常,美國財政部會以周為單位組織政府債券的拍賣來為聯邦赤字進行融資。聯邦儲備委員會充當財政部的代理機構,授權每個聯邦儲備銀行拍賣政府債券。潛在的購買者通過投標出價來購頭債券,既司以採用競爭的出價方式,也可以採用一非競爭的出價方式。在作競爭的出價方式中,購買者同意接受平均價格,而這一平均價格是由競爭報價決定的。投標出價者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內帶上銀行支票趕到拍賣的地方進行報價,最高的競爭性報價和非競爭性報價都會被接受直到所需的資金籌措完畢。儘管大部分的投標出價是由金融機構報出的,但是,任何擁有足夠資金的個人也可以報價。

  財政部為聯邦赤字融資而出售政府債券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國債增加:美國的債務總額增大。只要擁有很少的資金,機構和個人都可以購買政府債券。這些機構既包括私人機構,如銀行公司,也包括公共機構,如聯邦儲備系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此外,國外的商業機構和政府也可以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而且國外的和美國的居民也可以購買。如果政府出現財政盈餘,可以從各個債券持有者手中回購證券以減少國債額。

  第三種融資方式是債務貨幣化一一即政府為赤字融資印製鈔票。聯邦儲備委員會是負責執行貨幣政策和規範整個美國金融體系的機構。聯邦儲備委員會追求許多經濟目標,包括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金融市場穩定,並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來實現這些目標。它還有權決定什麼時候以及以何種方式改變貨幣供應量以實現某些目標。使用貨幣工具最多的地方是美聯儲買賣政府證券—或者叫公開市場操作。當美聯儲購買政府債務時,新的貨幣被註人到經濟中,貨幣供應量增加,而經濟中的債券減少。當美聯儲出售政府債務時,相反的情況就會出現,貨幣供應量下降。在國債方面,當公共機構從公眾手中購買政府債務時,債務的分佈情況就會發生變化。

  當美聯儲決定進入貨幣市場時,其程式與財政部拍賣債券很相似。首先,制定公告:美聯儲將進入市場購買或出售政府債券。然後,通知私人交易者,收集各種報價。最後,美聯儲購買或出售債券直至達到要求的數量。

  債務貨幣化既可以說是一項獨特的政策目標,也可以簡單地說是美聯儲追求經濟目標的一個副產品。執行貨幣政策的一個正常程式是美聯儲進入債務市場,並以天為單位對貨幣供應量作出調整。美聯儲進入公開市場進行政府債券的買賣是完全獨立於任何赤字融資政策的;買賣政府債券是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必需環節。有時,美聯儲會制定政策,明確地要求債務貨幣化。這種政策通常是聯邦儲備委員會希望實現其他的目標如金融市場穩定,尤其是利率穩定的結果。有了這些政策,美聯儲可以積極地干預債務市場,不僅可以改變貨幣供應量,還可以達到為部分赤字進行融資的特殊目的。

赤字融資的應用[2]

  為赤字融資,尤其是通過債務和貨幣進行融資這一方式在政治上極具吸引力。因為它既可以使公眾的生活超越當前的方式,又能避免稅收的增加。然而,遺憾的是,不管選擇哪一種方式,都存在經濟成本。不管是從理論上還是從經驗上,赤字融資的後果是需要人們去探討和研究的。

  我們通常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應要麼是擴張性的,要麼是緊縮性的。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其目標是增加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緊縮性政策試圖減緩經濟增長速度來控制通貨膨脹

  儘管人們提出了關於稅收改變的時機問題,有關稅收融資的經濟效應幾乎不存在爭議。增加稅收是一項緊縮性政策:可支配收人下降,支出下降;失業增加,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這種現象可能是有利的,尤其是當經濟過熱是由戰時赤字支出增加造成的時候,稅收增加可以減少通貨膨脹的壓力。但如果赤字支出經濟衰退的結果,那麼增加稅收會導致惡性迴圈,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降低,從而進一步使赤字增加。

  債務融資的經濟影響沒有稅收融資那麼明顯。關於債券的經濟效應,有兩種理論解釋。傳統的觀點認為政府和公司債券與其他債務憑證一樣,是一項凈財富,是資產。那麼,債券增加就會導致消費增加,總需求增加。由於貨幣供應量不變,因此總需求的增加導致利率上升。而利率上升又會對資本構成和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對政客們來說,赤字減少和利率一上升是一個兩難選擇一方面,他們不願意提高稅收,另一方面,赤字融資也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即利率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債務融資的第二種觀點認為債券融資不會產生膨脹性的經濟效應,因為公眾不會把政府債券當做財富;相反,消費者知道債務融資僅僅是一種推遲了的稅收融資手段,即發行債券意味著將來的稅收必定增加。假定消費者明白這一關係,那麼債務融資對經濟的影響和稅收融資一樣是緊縮性的。從本質上講,保有債券是為了支付將來的稅收。我們把赤字融資的這種觀點稱為李嘉圖等價定理,以大衛•李嘉圖的名字命名,他最先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這種觀點成立,那麼赤字對利率就不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經濟增長不會受到影響。

  遺憾的是,經驗分析沒有為債務融資的經濟效應問題提供清楚明朗的證據,因此,上面提到的兩種觀點看起來似乎都是正確的。檢驗債務融資的經濟效應的一個最常見的辦法就是考察利率的變動情況。如果發行債券導致利率上升,那麼傳統的觀點就是正確的;如果利率沒有上升,那麼李嘉圖等價就是正確的。

  除了上述兩種觀點外,文獻中還出現了第三種觀點。一些研究表明,債券發行會導致利率下降。由於缺乏對這一現象的經驗解釋,因此這一觀點確實令人困惑不解。關於赤字融資的經濟影響由於缺乏一致性的意見,因此成為一個明顯的問題。事實上,一些經濟學家已經證明,利率等式根本就不適合回答這一類型的問題。

  債務貨幣化對經濟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如果美聯儲決定為部分赤字進行融資。它必須首先在債券市場上購買政府證券。這一購買行為將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而且在短期內會導致利率下降。聯邦儲備委員會實施債務貨幣化,利率就會下降,這是一個基本原理。即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防止由於債務融資帶來的利率上升,從而選擇購買政府證券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伴隨貨幣融資帶來的利率下降會刺激總需求增加,價格相應上漲,最後帶來通貨膨脹。同樣遺憾的是,經驗文獻也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一些研究發現,債務貨幣化與通貨膨脹之間有必然的聯繫,而另一些研究則沒有發現類似的聯繫。

赤字融資的相關內容[3]

  對赤字融資這個問題的討論至少可能會追溯到李嘉圖時代。李嘉圖對稅收融資和債務融資對經濟的影響是否相同這一問題提出了疑問。他總結出,儘管這兩種融資方式是完全一樣的,但是納稅人並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並由此出現“財政幻覺”,即納稅人忽視了債務融資會帶來未來稅收的增加,從而把債券發行當做財富的凈增加。

  儘管在有關赤字融資的經濟影響的討論中,偶爾也會提到“等價定理”,但是直到1974年,這一爭論才得到全面的展開。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證明,不僅在理論上,稅收融資和債務融資是等價的,而且在實際上,納稅人採取的行動就好像他們早已熟知這個等價命題一樣。即公眾不會把債券當做財富的增加。

  從1974年以後,經濟學家開始討論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微妙性以及它的約束條件和前提假定。既然傳統的觀點和李嘉圖的觀點在理論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因此,經驗證據就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了。遺憾的是,如我們上面提到的那樣,經驗證據含混不清,模棱兩可.讓人非常失望。

  債務貨幣化更是近年來才提出的一個問題。聯邦儲備系統在1913年才建立,在經濟中擁有一定的權力並擔任制定貨幣政策的重要角色。美聯儲關於債務貨幣化的決定使公眾有必要增加對債務貨幣化帶來的通貨膨脹後果的瞭解。

參考文獻

  1. Fink,Richard H., and Jack C.High, eds. A Nation in Debt:Economists Debate the Frderal Budget Deficit. Frederick, 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7.
  2. Buchanan,James M.,Charles K. Rowley,and Robert D. Tollison,eds. Deficits. NewYork: Basil Blaekwell,1987.
  3. Bernheim, B. Douglas.“Ricardian Equivalence:An Evaluatia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edited by Stanley Fisch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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