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李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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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完成者，古典學派的最後一名代表，最有影響力的古典經濟學家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生於猶太人家庭，父親為證券交易所經紀人。12歲到荷蘭商業學校學習，14歲隨父從事證券交易。1793年獨立開展證券交易活動，25歲時擁有200萬英鎊財產，隨後鑽研數學、物理學。1799年讀亞當·斯密《國富論》後開始研究經濟問題，參加了當時關於黃金價格和穀物法的討論，1817年發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9年選為下議院議員。

　　李嘉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出發點，建立起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理論體系。他繼承了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堅持商品價值由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並批評了斯密價值論中的錯誤。他提出決定價值的勞動是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不僅有活勞動，還有投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他認為全部價值由勞動產生，併在3個階級間分配：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餘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餘額。由此說明瞭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從而實際上揭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對立。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中的比較成本學說等。但他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永恆的，只註意經濟範疇的數量關係，在方法論上又有形而上學的缺陷，因而不能在價值規律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的交換、等量資本獲等量利潤等，這兩大難題最終導致李嘉圖理論體系的解體。他的理論達到資產階級界限內的高峰，對後來的經濟思想有重大影響。

　　經濟學剛剛誕生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業餘經濟學家，不管是英國的亞當·斯密，還是法國的薩伊、巴斯夏。那個時候，大學裡面也沒有經濟系，政府也沒有開辦經濟研究和顧問機構，要搞經濟學研究，就得自己先給自己找到飯碗。自己解決了生活問題，才能談得上研究經濟學。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正是這麼一個典範，而且，他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經濟學家。

　　由於所有的人在中學就學習過政治經濟學課程，所以，大衛·李嘉圖的名字在中國可能比任何國家都更廣為人知。李嘉圖於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倫敦城。他是猶太人，有學者說，他之所以在後來的著作中喜歡抽象的演繹推理，就跟他的猶太血統有關。

　　李嘉圖的父親是個富裕的證券經紀人，所以，儘管李嘉圖並沒有正兒八經地上過什麼學，但他的父親卻有錢給他請任何他喜歡的家庭老師來給自己講課。他12歲的時候，就曾被父親派到荷蘭留學，那時候的荷蘭，可是全球商業最發達的地區。兩年後，李嘉圖回到英國，開始下海，跟父親經商。

　　如果是這樣一路下去，英國不過又多了個天才的證券經紀人而已。然而，李嘉圖卻愛上了一個跟自己家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姑娘。父親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年輕氣盛的李嘉圖跟老父親鬧翻，21歲那年，父親將李嘉圖革出家門。

　　李嘉圖只好獨立經營。他已經在證券交易界摸爬滾打了七年，所以，已經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這些朋友們的幫忙下，他的事業很快就上了正軌。短短幾年時間，他就已經發財致富。據說，在他去世時，他的資產大約價值70萬鎊（如果摺合成現在的貨幣，可能價值數千萬美元），每年還有2.8萬鎊的收入。他的一個得意之作是在滑鐵盧戰役前4天，成功地買進大量政府債券，結果英軍打敗拿破侖，他大賺了一筆。

　　至此，僅僅發財致富已經不能讓李嘉圖看到人生的意義了，於是，他開始尋找在知識領域搞點什麼。27歲那年，他偶而讀到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興趣。不過，與其說是他選擇了政治經濟學，不如說是政治經濟學選擇了他。因為，兩年前，英國宣佈脫離金本位制，英鎊正在經歷劇烈波動，年輕的金融家李嘉圖不能不思考貨幣問題。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圖最初的經濟學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貨幣問題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黃金的價格》。

　　發表這篇文章已經是1809年了，在這之前長達十年，即從27歲到37歲，是李嘉圖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期。這中間，他得到了英國當時著名學者、功利主義的創始人詹姆斯·穆勒（即後來寫《論自由》的密爾的爸爸）的無私幫助。李嘉圖雖然是天才，但搞經濟學還得學會研究問題，尤其得學會寫文章。對於沒有好好上過學的李嘉圖來說，這方面的訓練是痛苦的，但又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們也不會看到他那11大卷著述了。

　　事實上，即使在修煉完成之後，李嘉圖也不是一個坐在書齋里搞學問的人——好象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沒有人安於坐在書齋中——相反，他是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是個活躍的議員，整天為經濟政策和政治問題忙碌著。

　　跟穆勒的友誼對於李嘉圖來說非常重要。正是在穆勒的再三催促下，李嘉圖開始競選國會議員，並於1819年2月當選。也是在穆勒的幫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這本書於1817年4月出版。李嘉圖相當自負，他說，他的觀點和大權威斯密及馬爾薩斯不同，在英國，能讀懂他的書的人，不會超過25個人。但不管人們是否讀懂，反正他已經大大地有名了，他一舉成為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

　　與另一位大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論戰，也是李嘉圖學術上迅速成熟的一個助推器。他們兩人幾乎在每件事上都有爭執，討論無休無止，直至李嘉圖去世為止。李嘉圖在給馬爾薩斯的最後一封信里說：“像別的爭論者一樣，經過了多次討論之後，我們依然各持己見，相持不下，然而這些討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見的，我對您的敬愛也不會比今天更進一步。”

　　李嘉圖是1823年9月11日去世的，年僅51歲。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隻耳朵的感染就奪取了這位天才的生命。

　　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這種理論是從斯密那裡來的，但經過了一些改動——怎麼說呢，改動得越來越僵化了。

　　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核心就是下麵一句話：“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根據這個理論，他認為，勞動的價值（工資）是一定社會中為維持工人生活並延續其後代通常所必需的生產資料決定的，而利潤則決定於工資。在所有這些分析中，我們看不到供給與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種神秘的因素所決定的。

　　不過，聰明的李嘉圖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價值理論的內在矛盾，他自己曾經犯過嘀咕：“我不能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貯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鑽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鑽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一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我可能花了30年時間研究一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一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就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李嘉圖剛剛開始進入經濟學界的時候，英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制訂限制穀物貿易的《穀物法》。李嘉圖鼓吹自由貿易，但《穀物法》最終還是通過了。這促使李嘉圖更深入地思考貿易問題，從理論上駁斥貿易限制的荒唐。

　　他的國際貿易學說可以被稱為“比較成本說”或“比較成本規律”。他模仿同亞當·斯密斯關於個人勞動分工的理論來分析兩個國家間貿易的好處。假定製一單位布，英國需要50個勞動日，葡萄牙需要25個勞動日；制一單位酒，英國需要200個勞動日，葡萄牙只需要25個。可以看出，葡國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國絕對低，即都處於絕對優勢。不過，葡萄牙在酒的生產中表現出的優勢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對低，處於比較優勢，制布成本相對高，處於比較劣勢。而英國制布成本相對低，處於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放棄生產比較劣勢的酒，專門生產比較優勢的布。如此分工，兩國合起來不僅可以生產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國還可以用布換到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換到更多的布。兩國同時獲得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好處。

　　這種理論為自由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李嘉圖認為，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幹涉對外貿易，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實現。“在一個具有充分商業自由的體制下，每個國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置於對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

　　李嘉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在斯密奠基的基礎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經濟學的大廈。他的勞動價值論在新古典興起之後已經沒有多大價值了，但他的比較優勢理論對於自由貿易的貢獻卻是不朽的。

　　李嘉圖首先是一個金融天才。14歲時李嘉圖就從事證券交易業務。26歲時李嘉圖以800鎊為資本開始獨立經營，到42歲退休時，資產達到160萬鎊。這一數字使他成為當時的頭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凱恩斯這樣的經營奇才一樣，後人對他們的景仰不是因為他們的投機傳奇，而是因為他們對經濟學發展的開創性貢獻。真正使李嘉圖具有傳奇意義的還在於，這位經濟學說史上一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規教育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所受到的最貧乏的教育，這樣，他作為一個經濟學思想家的成就必須歸之於天才。”李嘉圖的成功似乎在挑戰經濟學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沒有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年），李嘉圖的天才註定會被埋沒。

　　1799年，李嘉圖在某溫泉勝地養病期間，偶爾翻閱了《國富論》，他“非常喜歡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體驗。”這是李嘉圖對經濟學產生研究興趣的開始。此後，李嘉圖經常閱讀詹姆斯·穆勒主編的主張自由貿易的《愛丁堡評論報》。1808年穆勒出版了闡述自由貿易主張《商業保護論》，李嘉圖大為贊許。此時，穆勒已經是一位有影響的歷史學家和邏輯學家。“李嘉圖對穆勒深為敬佩，特別對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規的教育很是羡慕”，李嘉圖主動與之結識併成為知交。此後，李嘉圖與穆勒經常就當時的熱點問題座談和通信討論，李嘉圖的知識素養和研究能力得到培養和提高。

　　1815年，在有關《穀物法》存廢的論戰中，李嘉圖發表了《論低價穀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小冊子，要求允許穀物自由貿易，進口低價穀物，以降低工資，增加利潤，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論低價穀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發表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穆勒認為李嘉圖已經是當時最優秀的經濟思想家，還應該成為最優秀的經濟學著作家，於是敦促李嘉圖對小冊子加以擴充和修改。李嘉圖一開始並不情願，因為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個重寫一次”，“我恐怕我不能勝任這一工作。”“我切盼寫出一寫值得出版的東西，但我誠懇地說，這一點恐非我力所能及。”“我發現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最簡單的敘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亂。”此時穆勒承擔起一個教師的職責，他對李嘉圖鼓勵道：“因為你已經是最優越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家，所以我決心讓你成為最優良的寫作家。” “正是由於穆勒的鼓勵和幫助，李嘉圖才消除了對自己從一個經濟小冊子作者發展成為一位整部政治經濟學原理撰寫人的能力的疑慮”，李嘉圖的信心有所增強：“為了滿足我的宿願，我一定要進行這一嘗試。在一兩年內，經過反覆修改後，我也許能寫出可以讓人理解的東西。”面對寫作中的困難，李嘉圖有時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觀失望的老調”，這時穆勒象一個嚴厲的教師那樣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經濟學”，要“一小時也不遲疑地立即開始寫你所要寫的著作……”穆勒不僅對李嘉圖的寫作給予精神支持，不斷督促和鼓勵，還在寫作方法，結構安排，論點闡述等技術環節給予周詳的指導。穆勒的鼓勵和指導貫穿於李嘉圖寫作的整個過程中。1817年，《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終於寫作完成並出版。正是穆勒的無私奉獻推動了這一政治經濟學歷史上既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著作的問世，甚至可以說，沒有穆勒，就沒有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約翰·穆勒的評說並不過分：“如果不是我父親懇切的請求與熱情鼓勵，恐怕這本書永遠不會出版，或者永遠不會寫出。”

　　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是兩位在出身、經歷、個性和思想觀點等方面都有著明顯反差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出身於上層土地貴族社會，其父親與當時思想界名流如休謨、盧梭等有著廣泛的交游；而李嘉圖出身於富有但缺乏社會地位的猶太移民家庭，其父親似乎是一個惟利是圖的投機者。馬爾薩斯少年時代就博覽群書，併進入劍橋大學；而李嘉圖從未接受系統的正規教育。馬爾薩斯是一個職業學者；而李嘉圖的身份是證券經紀人。馬爾薩斯過的是平淡無奇的教師生活；而李嘉圖不僅在證券經營中一帆風順，還擔任過議員。馬爾薩斯一輩子過的是學院生涯，卻關心現實；而李嘉圖雖然經商，但成了理論家。馬爾薩斯從來沒有富裕過；李嘉圖個人財產160萬鎊。

　　馬爾薩斯成名早於李嘉圖。由於《人口原理》的發表，在李嘉圖進行經濟學研究時，馬爾薩斯早已是名滿英倫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很是折服。“它所闡述的理論是那麼清楚，那麼使人滿意，因而引起我的興趣，這是僅次於亞當·斯密的名著。”在當時關於銀行券問題的爭論中，李嘉圖分別於1810年和1811年發表了《黃金的高價是銀行紙幣貶值的驗證》和《答博贊克特先生對金價委員會報告的實際觀感》兩篇論文，引起了馬爾薩斯的註意。為了和李嘉圖在相關問題上取得一致，避免無謂的筆墨官司，馬爾薩斯主動結識了李嘉圖。

　　由於理論觀點的尖銳對立，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在穀物貿易、價值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等方面的爭論在他們結識後全面展開，並持續到李嘉圖離開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場上的馬爾薩斯發表了《地租的性質與發展及其支配原則的研究》和《對限制國外穀物輸入政策的意見的研究》，為穀物法的實施及政府提高穀物限價進行辯護；作為資產階級利益辯護人的李嘉圖發表了《論穀物低價格對資本利潤的影響》，對馬爾薩斯的觀點進行了猛烈的批駁（前已述及，正是為批駁馬爾薩斯的這篇論文的發表，引出了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和出版）。1820年馬爾薩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後，李嘉圖不惜用220頁的篇幅，摘錄了馬爾薩斯在論證上的瑕疵；而馬爾薩斯則堅決認為這類謬誤在李嘉圖的著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在李嘉圖逝世前的一年中，他們一直為重大理論問題爭論不休，寫了許多長信相互討論辯駁。

　　在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的關係中，與終身論敵相伴是另一層關係——終身朋友。在1811年6月馬爾薩斯向李嘉圖“冒昧地引見自己”之後，他們不僅十幾年間持續通信交流思想，還經常相互拜訪。李嘉圖不僅通過自己的證券經營幫助過馬爾薩斯賺取投資收益，臨終前還留贈了馬爾薩斯一筆生活費用。同他們作為論敵的持久爭論具有持久的影響一樣，他們持久的友誼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馬爾薩斯在李嘉圖故去後，深情地說道：“除了自己的家屬外，我從來沒有這樣愛戴過任何人。”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圖的故事的前半段，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的學生在無私的老師的鼓勵、督促和指導下成長為一流經濟學家的過程。穆勒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建立在他們對經濟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們對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是學術友誼對學術進步的促進。但是，在這個故事的進一步發展中，當李嘉圖和穆勒之間的角色關係發生變化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學術崇拜對學術發展的桎梏。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發表，使李嘉圖成為一流經濟學，併成為以他為核心的學術團體的宗師。這時，穆勒與李嘉圖的關係發生了轉變，由以李嘉圖為學生和穆勒為教師的師生關係發展為以李嘉圖為導師和以穆勒等人為信徒的門徒關係。穆勒就自稱他和麥克庫洛赫是李嘉圖的兩個而且是僅有的兩個地地道道的信徒。為了傳播李嘉圖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次系統闡述李嘉圖的理論。

　　對李嘉圖的學術崇拜阻礙了穆勒對科學的探討和對真理的追求。李嘉圖體系存在兩個其自身無法剋服的矛盾：勞動價值論與勞動和資本相交換的矛盾；勞動價值論同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矛盾。19世紀二十年代，李嘉圖體系遭到了馬爾薩斯和貝利的猛烈攻擊。在李嘉圖去世後，作為李嘉圖學說的堅定信仰者和繼承者，懷著對李嘉圖及其學說的深厚感情，穆勒擔當起為李嘉圖學說辯護的責任。但是，基於信仰而不是科學的辯護註定是缺乏力量的，放棄了科學實際上就是選擇了失敗。在對第一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混淆了勞動和勞動力，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嘉圖一貫堅持的勞動價值論；而在對第二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關於新葡萄酒和陳葡萄酒的解釋最終成為學說史上的一個笑話。穆勒的解釋絲毫沒有解決李嘉圖體系的矛盾，反而將李嘉圖學說庸俗化，並最終導致了李嘉圖體系的解體。

　　由於不同的世界觀，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在若幹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存在差異。但是，基於對真理和科學的共同信仰，使他們在討論問題時能夠做到篤實不欺，不為情感所俘虜。按照馬爾薩斯的說法：“我們共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只為真理，別無他念”。對真理的熱愛，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狹隘情感。一位同時代的作家瑪利亞·埃奇沃思在日記中說，“他們（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一道尋求真理，當他們找到時，即歡呼若狂，再不計較是誰先發現的”。而正是對科學和真理的執著，使他們能夠在一生的尖銳論爭中保持純潔而深厚的友誼。這是一種只有胸懷坦蕩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誼。李嘉圖去世前寫給馬爾薩斯的最後一封信中說：“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完了。像其他爭辯者一樣，在許多辯論之後，我們仍然保持各自的觀點。然而這些辯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你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會比現在更愛你。”

　　實際上，基於科學精神的學術批評也正是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圖寫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過程，不斷與馬爾薩斯商榷，在與馬爾薩斯的不斷論爭改進自己的觀點和寫作；也正是通過與馬爾薩斯的論爭，李嘉圖在其最後的著作《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中，對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才取得明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