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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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大衛·李嘉圖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了比較成本貿易理論（後人稱為“比較優勢貿易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而非絕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每個國家都應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並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在更普遍的基礎上解釋了貿易產生的基礎和貿易利得，大大發展了絕對優勢貿易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在嚴格的理論前提下：

• 兩個國家，兩種產品或兩種要素；
• 國家之間存在某種特征差異；
• 各國的比較利益的靜態不變的，不存在規模經濟；
• 自由貿易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進行的，以物物交換為形式；
• 生產要素在一國國內可以自由流動，在兩國間則不能流動；
• 不存在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

　　由於兩個國家剛好具有不同商品生產的絕對優勢的情況是極為偶然的，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仍然面臨一些挑戰。

　　1815年英國政府為維護土地貴族階級利益而修訂實行了“穀物法”。“穀物法”頒佈後，英國糧價上漲，地租猛增，它對地主貴族有利，而嚴重地損害了產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昂貴的穀物，使工人貨幣工資被迫提高，成本增加，利潤減少，削弱了工業品的競爭能力；同時，昂貴的穀物，也擴大了英國各階層的吃糧開支，而減少了對工業品的消費。“穀物法”還招致外國以高關稅阻止英國工業品對他們的出口。為了廢除“穀物法”，工業資產階級採取了多種手段，鼓吹穀物自由貿易的好處。而地主貴族階級則千方百計維護“穀物法”，認為，既然英國能夠自己生產糧食，根本不需要從國外進口，反對在穀物上自由貿易。

　　這時，工業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找到穀物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李嘉圖適時而出，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是一項最重要的、至今仍然沒有受到挑戰的經濟學的普遍原理，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和經濟解釋力。他認為，英國不僅要從外國進口糧食，而且要大量進口，因為英國在紡織品生產上所占的優勢比在糧食生產上優勢還大。故英國應專門發展紡織品生產，以其出口換取糧食，取得比較利益，提高商品生產數量。

　　比較優勢理論是在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根據比較優勢原理，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較之另一國均處於絕對劣勢，但只要處於劣勢的國家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劣勢的程度不同，處於優勢的國家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優勢的程度不同，則處於劣勢的國家在劣勢較輕的商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處於優勢的國家則在優勢較大的商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兩個國家分工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其處於比較劣勢的商品，則兩國都能從貿易中得到利益。這就是比較優勢原理。也就是說，兩國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通過“兩利取重，兩害取輕”，兩國都可以提升福利水平。事實上，中國的田忌賽馬故事也反映了這一比較優勢原理。田忌所代表的一方的上、中、下三批馬，每個層次的質量都劣於齊王的馬。但是，田忌用完全沒有優勢的下馬對齊王有完全優勢的上馬，再用擁有相對比較優勢上、中馬對付齊王的中、下馬，結果穩贏。

　　比較成本理論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它為自由貿易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推動了當時英國的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在這個理論影響下，“穀物法”廢除了。這是19世紀英國自由貿易政策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

　　實踐檢驗的結果也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如邁克道爾以1937年為例，通過考察美國與英國各行業的出口績效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以驗證得出：對於美國勞動生產率（根據工資差異加以調整後的）相對高於英國的產業而言，美國在這些行業的出口也相對高於英國這些行業的出口。斯特恩比較了1950年和1959年兩個年份美國、英國勞動生產率與出口績效之間的關係，根據他們的分析，1950年在所觀察的39個部門中有33個部門支持了假設檢驗，但到1959年，這一關係有所削弱。

　　整體來看，比較成本理論在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他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貢獻是，首次為自由貿易提供了有力證據，並從勞動生產率差異的角度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發生的一個重要起因。直到今天，這一理論仍然是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制訂對外經濟貿易戰略的理論依據。

　　但是，比較優勢也存在較大的不足。首先，比較成本理論的分析方法屬於靜態分析。該理論認為世界是永恆的，是一個靜態均衡的世界，是一個各國間、各經濟集團間利益和諧一致的世界。李嘉圖提出了九個假定作為其論述的前提條件：

• 一是只考慮兩個國家兩種商品；
• 二是堅持勞動價值論，以英葡兩國的真實勞動成本的差異建立比較成本說，假定所有的勞動都是同質；
• 三是生產是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的；
• 四是沒有運輸費用；
• 五是包括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都是充分就業的，它們在國內完全流動，在國際之間不能流動；
• 六是生產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
• 七是收入分配沒有變化；
• 八是貿易是按貨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
• 九是不存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國際經濟是靜態的。

　　其次，李嘉圖解釋了勞動生產率差異如何引起國際貿易，但沒有進一步解釋造成各國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第三，該理論的一條重要結論是：各國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現實中，難以找到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一般來說，各國多會生產一些與進口商品相替代的產品。

　　同時，根據其結論進行推導，兩國比較優勢差距越大，則貿易的空間越大。那麼，當前的國際貿易應該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國際貿易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不過，該理論對國際經濟發展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其所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在現實經濟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李嘉圖的自由貿易主張

　　李嘉圖同樣也繼承了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認為“在充分自由貿易的制度下，每個國家自然會將其資本和勞動投入那些對它來說最為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同全社會共同利益的結合妙致毫巔。通過推動工業的發展，通過對能工巧匠的報償，通過最有效地利用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特有權利，這樣的制度就可以最有效同時又是最經濟地分配勞動。這樣一來，由於產量的普遍提高，它還必定會將利益擴散開來，通過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換，把個人同社會，各個國家同整個文明世界聯繫在一起”。由此可見，李嘉圖不僅對斯密論及的那隻神奇的“看不見的手”推崇備至，而且還將它伸向了整個世界。

　　從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出發，李嘉圖也極力主張推行自由貿易的政策。他分析說“所有貿易，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加生產。……同在煤炭供應不足情況下的產量相比，如果向某一製造商充分供應煤炭，他利用相同數量的資本能生產出更多的鐵，這對一個國家說來是有利的。如果煤炭短缺，該製造商用同樣多的資本和勞動生產出某種商品，並用該種商品去進口鐵，且能達到煤炭充足供應條件下的同樣數量，那麼，國內鐵的增加同樣給國家帶來利益”。

　　李嘉圖還舉例說明，如果個人或廠商迫於政府的限制，不得不用他們不甚擅長的商品，即他們花費更多資本與勞動成本的商品，去交換別國的商品，則不僅他們個人的利益受損，整個國家的利益也勢必受到損害。據此，他大聲疾呼，“我們必須大力促進那些自然價格下降的商品的出口，這樣的金融措施必將完全改變自然形成的產業結構”。因此，應該實行自由貿易的政策，而不是“過去那種荒謬絕倫的政策”。

二、比較優勢理論與絕對優勢理論的關係

　　比較優勢理論與絕對優勢理論都認定對外貿易可以使一國的產品銷售市場得以迅速擴張，因而十分強調對外貿易對促進一國增加生產擴大出口供給的重要作用。或者反過來說，斯密和李嘉圖站在當時新興的產業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為了給產業資本所掌握的超強的工業生產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剩餘產品尋找出路，從供給的角度，論證了開拓國際市場推進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以及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來，可以將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思想歸於貿易理論研究上的“供給派”（School of Supply）。

　　但就絕對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各自涵蓋的研究對象而論，對此兩者進行比較，人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一國是否擁有絕對低成本的優勢商品，只要存在相互間的比較優勢，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就可以使貿易雙方都獲得貿易利益。這就是說，實際上，從理論分析的角度考察，比較優勢理論分析研究的經濟現象涵蓋了絕對優勢理論分析研究的經濟現象，而不是相反。這說明，斯密所論及的絕對優勢貿易模型不過是李嘉圖討論的比較優勢貿易模型的一種特殊形態，是一個特例。絕對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是特殊與一般的關係。將只適用於某種特例的貿易模型推廣至對普遍存在的一般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正是李嘉圖在發展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方面的一大貢獻。

三、比較優勢理論的普遍適用性

　　比較優勢理論，儘管自李嘉圖提出至今已近二百年，但仍不失為指導一般貿易實踐的基本原則。不僅如此，比較優勢理論的原理除了可以用於對國際貿易問題的分析以外，還有較為廣泛的一般適用性。

　　如大學教授一般都要聘請助教，專門負責對學生的日常輔導，負責批閱學生的作業，同時還要幫助教授做好講授課程的有關準備工作。但我們知道，一位學術造詣高深的教授，完全可以在承擔教學和科研工作任務的同時，兼顧這些工作，而且教授直接對學生進行輔導，學生們的收益一定會更大、更多。又如經驗豐富的外科大夫除了能夠給病人動手術以外，肯定還完全能夠勝任對病人的護理，完全能夠親自為一個外科手術作各方面準備。但外科大夫往往都要專門聘請護士小姐。再如企業的高級資深管理人員，除了可以全面打理公司業務外，還能非常熟練地處理公司的日常業務檔案，至於文件的列印，資料的分類、整理、歸檔等等，公司經理們更應是行家裡手。但他們同樣還是要專門聘請秘書和打字員。

　　凡此種種，還可以舉出很多其他例子。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社會的在勞動分工中，普遍存在著絕對優勢或絕對劣勢中的比較優勢。教授、外科大夫、公司經理同助教、護士小姐、總經理秘書相比，前者儘管在各方面都享有絕對優勢，但他們更大的優勢或曰比較優勢分別在教學和科研、主刀動手術和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後者雖然處在全面劣勢地位，但他們在輔導學生的學業和批閱學生作業、對病員進行常規護理和處理公司的一般文件列印歸檔的日常事務上的劣勢相對較小，或者說他們在這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可見“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不僅僅是指導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在社會生活的其他諸多方面，都應該成為進行合理社會分工，以取得最大社會福利與勞動效率的原則。

四、比較優勢理論的缺陷

　　比較優勢理論也存在著理論上的“硬傷”，或者說，存在理論分析上的“死角”。這是因為，在李嘉圖的理論分析中，比較優勢所以能夠成立，全然取決於兩國間兩種商品生產成本對比上“度”的差異。但是，如果只是考察經過高度抽象的“2×2貿易模型”，勢必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即兩國間在兩種商品生產成本對比上不存在“度”的差異。下表所示即為“等優勢或等劣勢貿易模型”（Equal Advantage or Equal Disadvantage Model）。

　　一旦出現此種等優勢或等劣勢的情況，即便具有相當的普遍適用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基本原則“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就不再靈光了。人們驚異地看到，李嘉圖陷入了“此優為彼優，無甚可擇！”或“彼劣即此劣，何以權輕？”的尷尬境地。

　　對外貿易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沒人否認；比較優勢理論構成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和核心也無可質疑。

　　比較優勢理論的創始人是李嘉圖。在完善和挑戰斯密“老祖”“絕對優勢”學說的基礎上，李嘉圖“二祖”開了比較優勢理論之先河。

　　“老祖”認為，各國間生產技術上的差異會造成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絕對差別；貿易各方應集中生產並出口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其不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因為這比自己什麼都生產更有利。“二祖”則進一步提出，國際貿易的基礎並不限於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

　　“二祖”的比較優勢理論彌補了絕對優勢學說的理論缺陷，但其本身也存在著不足：一是雖解釋了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如何引起國際貿易，但沒有進一步解釋造成各國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二是認定各國將以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的見解，與現實不符；現實中，各國大都會生產某些進口商品的替代產品，而避免完全專業化生產。

　　20世紀初，赫克歇爾和俄林兩位從生產要素比例的差別而不是生產技術的差別出發，解釋了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此說明比較優勢的產生。這個解釋剋服了斯密和李嘉圖貿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認為資本、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與勞動力一起都在生產中起重要作用並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配置，而各國生產要素的儲備比例和資源稟賦不同，正是這種生產資源配置或要素稟賦上的差別才是國際貿易的基礎。

　　斯密和李嘉圖貿易模型以及H-O模型實質上都是把國家間先天賦予的生產條件差別作為貿易基礎的，因此從李嘉圖到20世紀中期以前的比較優勢理論被稱為外生比較優勢理論。

　　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與盛行與當時粗糙的產業狀況緊密相連。當時產業的生產形態是勞動密集而非技術密集型，國際貿易的主要產品是香料、絲綢、煙草和礦產等，而國家的資源、資金與技術還處於發展中狀態。隨著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外生比較優勢理論並不足以解釋豐富多元的貿易形態。這一使命註定由內生比較優勢理論來完成。

　　比較優勢理論體系的學者們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以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角度完善和拓展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80年代，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發展了一個基於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的壟斷競爭模型，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所決定。90年代，梯伯特進一步總結並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但多勒爾(Dollar)等學者卻認為規模經濟並不能充分解釋比較優勢，他們認為，以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現代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這些國家中的專業化，而技術差異才是對這些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據此來研究通過研發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方法也有較大創新。他們的模型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研發的激勵和研發活動的資源要求。

　　楊小凱和博蘭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他們在一個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中分析內生比較優勢，這就將專業化和分工置於分析的核心。

　　進入新世紀，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學者們嘗試從更新的角度來分析國際間的比較優勢。格羅斯曼和麥吉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各國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一方面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而另一方面，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

　　費希爾和卡卡爾則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與比較優勢伴生著的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惟一穩態。

一、近年來比較優勢理論的主要進展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於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於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麼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並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於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於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繫。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並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並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 (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儘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並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麼，什麼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對於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係。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惟一決定因素。並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並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於苛刻，該模型不適用於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願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並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 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並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於R&D支出，後者受制於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儘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 and 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後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於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 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後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於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於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於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於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並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後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並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 Young)的思想：經濟增長源於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於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於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於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後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於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於分析的核心，並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於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傑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麼，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傑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傑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認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訊以及其他經常性社會部門將會顯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產率，一些經濟部門無疑會從中受益。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搭便車”問題和公共產品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沒有動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來供給。

　　還有的學者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理論。費希爾和卡卡爾(Fisher and Kakkar，2002)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在李嘉圖理論和阿爾欽框架的基礎上，他們系統化了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自然選擇會淘汰無效企業，並且能促進產生穩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貿易模式。他們沒有假定存在瓦爾拉斯拍賣者，而是探討了協調貿易與企業的匹配過程。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伴隨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更大的國家可能不完全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惟一穩態。

二、比較優勢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後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發達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後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後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 and O’connor， 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製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採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後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發展中國家。他認為，儘管關於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並不居於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已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於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於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 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數(如中小學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增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瞭落後的優勢在於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於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能否應用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趕超戰略的基礎上提出應依據比較優勢制定發展戰略。他們指出，趕超戰略最終並沒有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久快速增長，卻使發展中國家經濟付出慘重代價。趕超戰略的失敗主要因為這種戰略是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於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於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使大規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陷入貧困。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替代性選擇，遵循比較優勢是一種更有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就是使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使資源稟賦結構隨之不斷提高。他們的比較優勢戰略實質上是對李嘉圖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和應用。

　　但是，對於這種比較優勢能否作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的依據，另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如洪銀興(1997)認為，在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由於發達國家存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並不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雖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發達國家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造成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出現“比較利益陷阱”。他認為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就應當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轉換的關鍵是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的高技術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左大培(2000)則從技術進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對中國遵循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和否定。他提出應當把產業技術密集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為此應當制訂促進技術進步的貿易政策。他強調通過扶植處於幼稚期的高技術產業來獲取內生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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