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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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法（Corn Laws）

　　穀物法，或稱“玉米法案”是一道於1815年至1846年強制實施的進口關稅，藉以“保護”英國農夫及地主免受來自從生產成本較低廉的外國所進口的穀物的競爭。它規定了國產穀物平均價達到或超過某種限度時方可進口。其目的是維護土地貴族的利益。要註意的是，在英式英語里，“玉米”這個詞語泛指所有穀物，與美式英語專指玉米的意思有所不同。

　　早期

　　在上一世紀中葉以前{即18世紀中葉。——建詞人註}，英國的穀物幾乎每年都有輸出，而很少需要從國外輸入。可是從那時起，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由於當時的條件，穀物價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於肉類價格昂貴，許多耕地變成了牧場；同時，具有重大意義的機器發明，正在這個時期推動了工業空前未有的發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於是，英國不得不首先取消糧食輸出，最後甚至要求從國外輸入糧食。由於革命時期二十五年的對法戰爭，輸入發生困難，迫使英國用糧多少局限於本國所生產的。戰爭所造成的輸入困難起了保護關稅的作用。穀物價格上漲了，在大多數情況下地租也就增加到以前的兩倍，在個別情況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因此，不久前變成牧場的大部分土地，又重新種植穀物了。英國土地占有者（順便說說，他們包括幾百個勛爵、六萬個左右從男爵和出身於非貴族的鄉紳）的收入大大增加，於是他們追求起豪華奢侈揮霍無度的生活來，這樣，即使他們地租有所增加，也很快就入不敷出。不久他們的莊園就為重債所累。1814年的和平清除了輸入上的障礙，因而糧價下跌，由於租金過高，租佃者的收入已不足抵償糧食的生產費用；當時出路只有兩條：或是土地占有者降低地租，或是實行真正的保護關稅來代替過去實際上起了保護關稅作用的東西。土地占有者，他們不僅在上院和內閣里占著優勢，同時在下院也幾乎有絕對的權力（在改革法案實施以前），他們當然選擇後者，於是不顧資產階級以及當時還受資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激憤，於1815年借助刺刀實行了穀物法。

　　1815年的第一個穀物法規定，在英國糧價每誇特【誇特是英國的重量單位，約合12.7千克。——編者註】低於80先令時，絕對禁止糧食進口。只有在達到這種價格或超出這一價格的情況下，才許可從國外自由輸入糧食。然而，這個法律不僅不符合工業居民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農業居民的利益，於是在1822年又做了若幹修改。但是，這次修改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近幾年來糧價總是低廉，從來沒有到過許可從國外輸入糧食的水平。雖然歷次修改法律，議會又屢次組織委員會進行調查，租佃者仍然不能補償自己的生產費用，於是哈斯基森和坎寧終於發明瞭著名的調節制，這一制度後來被他們的內閣繼任者訂為法律。依據這一調節制，進口稅隨著國內糧價下跌而提高，隨著糧價上漲而降低。以為用這種方法就能保證英國租佃者獲得一個高昂而固定的糧價，使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支付高額地租。然而，這一措施也沒有起什麼作用。這一制度日益使人不堪容忍，從實施改革法案以來，在下院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更加堅決反對穀物法了，於是羅伯特·皮爾爵士在組閣一年以後，就不得不降低關稅。

　　中期

　　反對穀物法的反對黨也組織了自己的力量。由於糧食騰貴而不得不給工人支付較高工資的工業資產階級，不惜任何代價力圖廢除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代表農業利益的舊統治（而且這種統治使其他國家易於同英國工業進行競爭）的最後遺跡。1838年底，曼徹斯特的幾個大廠主創立了一個反穀物法協會；這個協會的勢力在曼徹斯特近郊和其他工業地區迅速擴展開來；反穀物法協會後來稱為反穀物法同盟，它組織募捐，創辦雜誌（“反穀物稅通報”），並出資派遣演說家到各地去，利用一切英國慣用的鼓動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穀物法同盟成立的最初幾年裡（這正好是處於蕭條狀態的那四年），其言論是極端激烈的。當1842年初蕭條變為真正的商業危機而使全國工人階級陷於可怕的貧困時，反穀物法同盟就成為真正革命的同盟了。它的口號就是耶利米的格言：“餓死的，不如被刀殺的”；它的機關刊物明確地號召人民去造反，並以“槍火把”威脅土地占有者。它的巡迴鼓動家們走遍了全國各地，到處宣傳鼓動，他們所用的語言，比之他們的機關刊物也並無遜色。群眾大會一個接著一個召開，遞交議會的請願書一份接著一份散髮，而且正當議會開會的時候，同盟也就在緊靠議會大廈的隔壁同時召開代表大會。當皮爾不顧所有這一切，對穀物法只作修改而拒絕廢除時，這個代表大會就聲明說：

　　“人民對政府再也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他們應當只靠自己；必須刻不容緩地立即停止政府機器車輪的轉動；使用言語的時刻已經過去，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應該相信人民不願再為窮奢極欲的貴族而活活餓死，如果這一切都不行，還有一個能夠迫使政府讓步的辦法：必須（全國大工業城市的大廠主和市政官吏的這個代表大會就是這樣聲明的）把人民派遣到產生各種貧困的農業區去；但是人民不應該象一群溫順的‘貧民’似的而要象‘去仇敵那裡扎營’似的開進去。”

　　廠主們想採取一種巨大措施，於二十四小時內就在曼徹斯特賽馬場召開一次50萬人的集會併發動一次反穀物法的起義；這就是關閉他們的工廠。

　　七月里情況開始好轉。定貨數量增加了，廠主們發覺危機即將結束。但是人民仍然憤憤不平，貧困現象到處都是；既然反正總要出事，那就應該馬上行動。一個斯泰裡布雷芝的廠主當情況已經好轉而本應提高工資的時候，反而突然降低了工人的工資，這便迫使他們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求把工資保持在從前的水平上。於是這件事便成為工人起義的信號，工人使城內和近郊的全部工廠停了工，他們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廠主（全部是反穀物法同盟的盟員）一反往常，並沒有加以任何阻撓。工人召集會議；會上廠主親自擔任主席，他們企圖把工人的註意力轉到穀物法上。1842年8月9日，即起義後四天，工人進入了曼徹斯特，在那裡他們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就使全部工廠停了工。反對他們的只有一個廠主，他是保守黨人，是同盟的敵人。起義擴展到了所有工業區；市政當局（大家知道，在英國，一切諸如此類的事情都由市政當局決定）全是反穀物法同盟的盟員，他們那裡也沒有反對起義者。這期間，同盟的活動家一直是為所欲為的。但是有一點他們是失算了。他們為了要用強力廢除穀物法而把人民拖到起義中去，可是人民卻很少想到這些穀物法。人民所要求的是1840年水平的工資和實現人民憲章。同盟發覺這一點以後，就立即掉轉武器來反對自己的同盟者。同盟的全體成員都報名當了特別警察，他們宣了誓，組織了一支鎮壓起義的新軍隊——一支為他們所敵視的政府服務的軍隊。人民的起義很快就遭到了失敗（這次起義突然爆發是出於人民意外的，因為人民根本就沒有準備進行這樣的起義）；穀物法依舊保存了下來，於是無論資產階級或人民又都受了一次教訓。

　　後期

　　反穀物法同盟為了用事實證明它並沒有因起義失敗而被徹底打垮，於1843年又掀起一個巨大運動，號召盟員募集5萬英鎊；在一年內，同盟就超額地募集到這筆款項。同盟重新開始了鼓動，但不久就不得不去尋找新的聽眾。它總是吹噓，從1843年起，在工業區已無事可做，可以把自己的活動轉向農業區了。但是癥結卻正在於此。1842年起義以後，曾經被無恥地出賣過的人民憤慨萬分，那時同盟的代表人物已無法在工業區召開公開會議，否則就會被人民打得頭破血流，狼狽地趕下講臺。因此，他們為了替自己的那一套言論找市場，就不得不到農業區去。這裡同盟是有某些實際功績的，它使租佃者因以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產生了一種特有的羞愧情感，並使農業階級成為關心整體利益的階級。1844年，同盟在前次募捐獲得成就的鼓舞下，宣稱將開展一次總額為10萬英鎊的新的募捐。第二天，曼徹斯特的廠主曾聚集一堂，半小時內就認捐了12000英鎊，1844年11月認捐總額達82000英鎊，其中57000英鎊已經付款。幾個月以後，展覽會在倫敦開幕了，它也會使同盟有一筆巨額的收入。

　　這一巨大的運動從曼徹斯特擴展到整個英國，吸引了英國極大多數資產階級，但是（我們再說一遍）絲毫也沒有引起工人階級的同情；如果我們問一下：這個運動的動因是什麼，那我們就應該承認，首先是大不列顛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私利。對這個階級說來，有巨大意義的是建立一種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樣，在工商業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壟斷，能和競爭者一樣支付低薪，同時還能利用八十年來英國因現代工業居於首位而取得的一切優勢。在這裡因廢除穀物法而獲益的只是資產階級，而不是人民。其次，資產階級還要求把這一措施作為改革法案的補充法。改革法案規定採用選舉資格，廢除對某些個人和團體舊有的選舉特權，這在原則上應該使資產者富豪階級掌握政權；但在實際上，土地占有者階級在議會中還保存著相當大的優勢，他們派到議會去的代表直接的有各郡產生的143人，間接的有小城市產生的幾乎所有代表，此外，大城市的托利黨人代表也是代表他們的。農業利益的這種優勢，使皮爾在1841年建立了托利黨人的內閣。廢除穀物法會給下院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勢力以致命打擊，換句話說，實際上會給全部英國法律以致命打擊，使租佃者不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獨立。廢除穀物法意味著宣佈資本為英國的最高權力；而英國憲法就會根本動搖；立法集團的主要組成部分，即土地貴族的一切財富和一切權力就會被剝奪，因此，廢除穀物法對英國前途的影響遠遠大於任何其他政治措施。但是我們仍然認為，廢除穀物法在這一方面也並不會給人民帶來任何利益。

　　實施該法後，穀物價格驟貴，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外國也提高英國工業品進口稅，從而損害了工業資產階級利益。1846年，該法被廢除。英國《穀物法》廢除的最大意義是宣佈資本成為英國的最高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