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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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學中，邊際主義指由邊際效用和邊際成本發展而來的經濟學理論。邊際效用理論是在1870年左右，是由英格蘭的威廉姆·斯坦利·傑文斯、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和瑞士的利昂·瓦爾拉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他們最終使邊際主義廣泛流傳，但是赫爾曼·海因里希·戈森（HH Gossen）早就指出了交換價值和邊際效用之間的關係。經濟學思想的這次變革被稱作新古典主義革命或邊際革命。

　　邊際主義的指出了在決策中最重要是邊際，即最後一單位的消費品或是產品。例如，有一輛車可以方便出行，假如它要維修或作為備用車，第二輛車也相當有用，但不如第一輛車有用，第三輛車就更加不如前面的兩輛車了。給定汽車的價格，沒有人會相信會有人去購買三輛車，因為第三輛車的收益可能低於其價格。

　　鑽石與水悖論指的是這樣的事實：水對人的生命很重要，可是水的價格相對來說就很低。鑽石對於人的生存是在沒有什麼意義，可是價格卻很高。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的劃時代的著作《國富論》里提到了這個悖論。

　　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建立了生產成本的理論。斯密認為產品的經濟價值取決於投入的人工，所以他對鑽石昂貴的解釋是，生產鑽石需要很多勞動力去發現和開采（參看：勞動價值說）。在均衡狀態下，價格反映了每單位產品的成本，而且各個部門的收益率一致。一些經濟學家至今堅信這個結論，特別是古典經濟學家。

　　邊際主義的起源來自於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土地的價格取決於生產力最低的耕地--邊際土地的價格，所以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對於農作物的需求增加，則土地價格也會上升，因為農民會開闢低生產力的土地。

　　安·羅伯特·亞克·杜爾哥成功地解決了鑽石和水悖論。他註意到價格是主觀的--是位於個人心目中的東西，也就是說，事物沒有固有價值，價值來自於人們的需求：“不同事物的估價隨著人們的需求而變化。”水的數量很多，人們更看重鑽石；當有人在沙漠中進退不得時，水的價值就超過鑽石了。

　　承認主觀價值理論的幾個經濟學家（包括現代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這個解釋反駁了固有價值理論，例如作為馬克思主義基石的勞動價值論。行為經濟學理論明確地對個人評價產品和成果的主觀過程進行研究和建模。

　　奧地利學派的卡爾·門格爾和奧伊根·馮·龐巴維克將主觀價值理論發展為邊際主義理論。

　　邊際效用或者邊際收益，指的是消費者從一單位新增商品或服務中得到的效用（滿意度或收益）。這個概念是從19世紀的經濟學家們解決價格的基本經濟意義發展而來。奧地利學派的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定義了這個術語。

　　奧地利經濟學家奧爾根·馮·龐巴維克對於邊際價值理論給了一個很精彩的描述，經常被經濟學教科書所引用，簡單地翻譯為：

　　　　一個農民開拓者擁有五大袋的穀物，不能賣掉，也買不來更多。他有五個可能的用途：做主食，長力氣，喂養小雞來改善伙食，釀造威士忌和喂養鸚鵡娛樂。然而他丟了一袋穀物，他不會減少每一個用途的量，而是讓鸚鵡少吃點，因為它相比其他的用途帶來的效用小，換句話說，這就是邊際。正是基於邊際，人們做出經濟決策，而不是其他的什麼美妙東西。

　　邊際效用遞減指每一新增的貨物的邊際效用要低於前一個的。例如每一塊新增麵包的效用給擁有很少麵包的人來說很大，當他擁有的麵包很多時，效用就小了。

　　邊際效用遞減是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但並不總是要這麼假設，這取決於無差異曲線的凸度。

　　新古典經濟學從無差異曲線推出需求曲線，其中一個假設就是邊際效用遞減。儘管產品要素的稀缺性被認為相當重要，但是更為關鍵的是個體的需求和他們從得到商品的邊際收益。

　　奧地利學派完全接受了邊際主義，同價值的要素投入理論完全決裂。他們把邊際效用理論作為出發點，例如，勞動力的供給反映了閑暇的主觀邊際效用（還有勞動的邊際效用）。

　　奧地利學派建立了邊際效用定律，而那時的心理學家對韋伯-費希納定律很感興趣，該定律是說，刺激是等比級數時，感覺的強度才能達到等差級數。比如，在一個安靜的氛圍中，人類可以註意到噪音的一個很小的變化，而當噪音非常大的時候，比較大的變化才能使人有所察覺。

　　馮·維塞爾的開創性著作《自然價值》出版於1889年。1890年，美國心理學家威廉姆斯·詹姆斯寫出了他的《心理學原理》，應用了韋伯·費希納定律，而該定律從維塞爾的思想中受到不少啟發。詹姆斯把該定律看作是神經機器的一個簡單概括。

　　“如果由神經元引發的感覺（比如重量，視覺，聲覺等）需要的刺激要不斷加大的話，我們的感覺相比刺激的增加會逐漸地不敏感，”他寫道，“後來的刺激要不斷加大，而引發的感覺卻不斷減少。”

　　不論神經學原理，邊際效用遞減導致人們不會希望某一種東西有很多，而是希望兩者都有適量的。完美替代的情況下，這個結論就不適合，因為兩種商品完全一樣，而在完全補充的情況下最為適用。

　　卡爾·馬克思逝世後，邊際主義成為普遍的經濟價值解釋理論，而新古典經濟學取代了政治經濟學。他的理論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說，將效用和使用價值區別開來。

　　一些經濟學家深受馬克思思想的影響，比如奧斯卡·蘭格，W.布魯斯和米歇爾·卡萊茨基，他們試圖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洞見和新古典經濟學結合起來。這麼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缺乏成熟的價格理論，而新古典經濟學缺乏對社會活動的社會框架理論。

　　馬克思主義者批評資本主義的“商品崇拜”和“競爭引發的幻想”，說資本家占有工人階級並剝削他們。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個人的經濟視角和決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理解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全貌是更有必要的（《資本論》第一卷），這樣才能去理解個人的覺悟和行為（《資本論》第三捲）。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邊際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沒有衝突：可以在理解了資本家剝削勞工的大背景下，使用供給和需求的邊際主義理論。

　　（一）

　　約翰·霍布森在《工業與財富》（1914年）一書中首創“邊際主義”一詞，用以概括經濟學家們所接受的邊際效用論和邊際生產力論。它首次出現在 “‘邊際主義’在學術界已被普遍接受”這句話中。當然，接受的是思想而不是“邊際主義”這個詞。從上下文來看，霍布森是在貶義上用這個詞的，因為他發現這個概念有缺點，而且其政治結論也不受歡迎。他在《工業與財富》中用了7次“邊際主義”這個詞。霍布森在1909年曾把使用邊際分析的經濟學家叫做“邊際主義者”。

　　“邊際主義”這個詞在霍布森首創之後的25年中不常被使用。在評論霍布森《工業與財富》的人中，沒有人視“邊際主義”一詞為新詞。該詞得以流傳，完全是由於霍布森獨自一人之功，他在自己的著作《社會科學中的自由思想》（1926年）中，插入了題為“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主義”一章。兩年後，《國家學說袖珍詞典》第四版的整個索引中，在“邊際主義”主題條目下只有一處提到霍布森。“邊際主義”和“邊際主義者”這些詞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1930 －1935年）中很少見到。

　　邊際成本、邊際收益、邊際替代率以及邊際消費傾向等概念在1930年代的廣泛使用，引起理查德·萊斯特的抱怨，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說： “邊際主義的詳情細節”充斥著美國教科書的1／3到1／2。他的抱怨標志著“邊際主義”這個詞再次作為貶義詞被使用。翌年，萊斯特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用了 “邊際主義”一詞，使它更顯突出。麥克洛普為反邊際主義者準備了最長的答覆，他在答覆的第一部分採用了這個詞，從而接受了它。

　　萊斯特在1946年發起的那場邊際主義論戰，到1961年告一段落。“邊際主義”一詞經此論戰而有了新的含義。例如，在美國經濟協會編製的《經濟論文索引》（其前身是《經濟刊物索引》）的主題索引中，“邊際主義”只限於指研究邊際成本或邊際生產力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此項索引在“邊際主義”項下沒有列出1925－1945年間的任何一篇文章，卻大量列舉了1946－1961年間關於萊斯特論戰的文章，從1962－1966年在“邊際主義”項下又沒有列出任何文章。但至少有兩位作者指出，“進際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

　　“邊際主義”一詞之新穎，從詞典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個詞首次進入普通的英文詞典是在1966年，當時《韋伯斯特詞典》第3版把“邊際主義”解釋為 “一種經濟分析，它強調邊際特性在決定均衡中的作用”。在其他文種的詞典中，只有葡萄牙文詞典不是僅僅用其“特性”之一來解釋“邊際主義”。

　　公認的和連續的邊際主義史，是隨著現今被稱為“邊際效用”的這種“特性”的出現而開始的。已經有了若幹有關邊際效用起源（從而有關邊際主義的諸種起源之一）的研究著作問世。按照一般的說法，以後來經濟學家可以接受的形式來說，邊際效用學說是在1862－1874年間，由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首次成功地和各自獨立地提出來的。人們一般也都同意說，1871年是這些年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這一年傑文斯和門格爾分別發表了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

　　邊際生產力是霍布森的“邊際主義”所包含的第二種“特性”，它也有許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後它才被人們完全發現和認識，也就是說，直到邊際效用已被眾多的有潛在影響的經濟學家接受了以後，邊際生產力理論才受到有系統的考慮。

　　這種接受是極為重要的。邊際主義的第一種“特性”並沒有很快被人們接受，它需要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有意識的努力以爭取支持者，但遭到相當多人的冷遇和一些人的反對。現在，也許最終成功的時機已經到來。1870年以後，在以往作為流行邊際主義的惟一場所的大學，邊際主義得到了迅速發展，而且被接受為經濟學研究的一項課題。

　　（二）

　　傑文斯（1835－1882年）是1860年代發表邊際效用理論的惟一的作者。1860年2月19日，傑文斯在日記中寫到，他已經作到了對“價值的真正理解”。他當時24歲，在澳大利亞工作5年後剛回到倫敦，就讀於大學學院。該年晚些時候他寫信給他的兄弟說：“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隨著一個人必須消費的……任何商品的數量的增加，從所使用的最後一部分所獲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減少。”他又說：“我不想讓這些東西束之高閣，坐等別人利用，我將設法於來年春季公諸於世。”

　　但是，傑文斯的首次公開陳述遲至1862年10月7日才發表，時年27歲。那一天，在劍橋舉行的英國科學促進會F組的會上，該會的秘書宣讀了傑文斯的“簡論政治經濟學一般數學理論”。除了這位秘書以外，還有誰聽到了這篇論文，尚不得而知。該文的一篇摘要於次年刊登在《英國科學促進會第32次會議報告》（1863年）上。此後10年無人提及這篇摘要。

　　顯然，無論將傑文斯引向邊際主義的是什麼情況，它們肯定在他年屆24歲時的前後幾個月間對他發生了影響。此前他曾有過想要取得成功的衝動。他22 歲時寫給姐姐的一封信中說：“我有一種想法，不妨對你說，我認為我對人類知識的基礎和性質的認識，比大多數人或作者更為深刻。我覺得我的使命就是致力於研究這個課題，並且打算幹起來。”他同一封信中還談到，他發現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模糊的數學，用以計算人類勤勞的原因與效果”。他想要利用數學的意向是認真的，因為，當他準備從澳大利亞回國，而且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經濟學的性質時，就曾寫道：“我特別希望成為一個精通數學的人，我相信，沒有數學家，什麼也不可能做得非常透徹。”

　　傑文斯也養成了一種同樣重要的偏好，即將效用與經濟分析聯繫起來。他對效用的興趣似乎部分地來自邊沁的著作，他可能是在回到英國、進入大學學院時熟悉邊沁的著作的。邊沁對傑文斯的影響，首次出現在公開發表的傑文斯報告的摘要中，他在那裡雖未提及邊沁，但他用了邊沁的話，例如邊沁的“行動的源泉”一詞。傑文斯說，在他9歲時，聽母親為他讀理查德·威特利的《貨幣通俗講話》（1833年）時，便接觸了效用概念。傑文斯後來說，他從這本書上學到了“最初的政治經濟學概念”。據威特利傳記作者說，威特利認為他自己的《通俗講話》“比他的一些更大的著作具有較多的實際重要性”。相隔15年之後，傑文斯對威特利的下述公理的含義及其生動的說明也許仍然記憶猶新，並對他自己1860年最初幾個月的研究起著指導作用，威特利說：“不是勞動使物品具有價值，而是它們有價值才值得為它而勞動。”

　　關於他自己的能力，傑文斯寫道：“給我一些事實或資料，我便能將他們構成一種安排得很好的成熟的理論結構，或者將它們造成某種形式新穎之物。”傑文斯在未到倫敦之前已經看到了一些“事實或資料”，不久又找到了一些。除了研究哲學，他還報名參加了奧古斯塔斯·德·摩根的微積分班和雅各布·威利的政治經濟學班，威利是摩根的數學高材生。在威利的研究班上，傑文斯發現有機會思考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細節，當然，他從摩根那裡也學到了他所渴求的微積分知識。1860年初，傑文斯把他所有的“事實或資料”發展成一種他認為“頗為新穎”的“成熟的理論結構”。

　　（三）

　　卡爾·門格爾（1840-1921年）和傑文斯不同，他沒有留下什麼通信和日記，能夠揭示《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年）中新思想的來源，此書是他的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關於邊際主義的著作。儘管不知道有什麼東西能夠直接否定下述推測，即認為《原理》是早已出現的一些思想發展的結果；但《原理》中的一個說法卻似乎表明它是在1869年前不久完成的，當時他需要一項“具體成果”，以便取得維也納大學講師之職。門格爾曾經說過，他研究的範圍“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德國政治經濟學‘新近發展’的結果。”這“新近的發展”是指德國學者持續進行到1869年的一場關於價值問題的討論，門格爾顯然想對這場討論作最後的補充。

　　德國學者要求門格爾作出“具體成果”，而他們使他面對的卻是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非勞動價值論。為了改進這一理論，門格爾加進了關鍵的邊際主義觀點，即“價值”等於“由全部可以獲得的（物品）數量所提供並能以任何相等部分取得的滿足之中最不重要的那個滿足的意義”。類似觀點在門格爾讀過的德國學者的著作中還找不到。對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來說，關鍵的觀點是數學的，他們也都承認微積分學同邊際效用表述的關聯，但門格爾卻從未公開將他的說法同微積分學聯繫起來。由於這一點，加上他對方法論所發表的顯然反對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的看法，所以人們一直推測數學在門格爾1871年前關於經濟學看法的發展中沒有起什麼作用。熊彼特試圖解釋門格爾的數學，他說：“奧地利的效用價值論者，由於使用了邊際效用概念，實際上發現了微積分學。”

　　然而，有證據表明，門格爾對邊際效用的表述可能並不是熊彼特所暗示的那種簡單的微積分的再發現。如果門格爾在1869年以前熟悉微積分學（情況似乎就是如此），就不會是這樣了。他熟悉微積分，有他寫給西格斯蒙德·菲爾博根的一封信為證，後者在《經濟學家雜誌》（1911年）上發表了這封信的法文譯文。門格爾在信中寫道：“哲學和數學向來是我喜愛的科目。”門格爾給瓦爾拉斯的第一封信中，有他熟悉數學的進一步的證據。瓦爾拉斯是從1883年6月22日奧尼斯·德·布瓦伊的來信第一次知道門格爾的，當時，布瓦伊剛剛看到門格爾的《原理》（即在該書問世12年以後），認為它是“一部純理論的書，有數學概念（即不同數量的比較），並由此提出了交換價值的學說。”瓦爾拉斯於是連忙開始和門格爾通信。門格爾在覆信中討論到數理經濟學，如果他對數學毫無興趣，或者缺乏數學知識，他似乎不會寫這樣的信。門格爾在信中列舉了他本人收藏有關政治經濟學的10種數學著作，並表示願意借給瓦爾拉斯。如果門格爾同數學只有淡淡的關係，他自己斷不會收藏這麼多數學書，即使他是一位收藏家。此外，在上述10種書中，有一種是古爾諾的。門格爾在給菲爾博根的信中說過古爾諾的著述 “對我的思想發生了特殊的影響”。

　　遺憾的是，我們對他同他的弟弟（年齡比他略小）的關係一無所知，特別是考慮到他的數學。他的弟弟安東·門格爾出於愛好於1867年開始研究數學， 1891-1894年間以朱利葉斯·伯格博姆博士的筆名發表了若幹篇關於改革微積分學的研究論文。門格爾在1867-1871年間可能受到他弟弟對數學濃厚興趣的影響。

　　（四）

　　直接註意到里昂·瓦爾拉斯（1834-1910年）邊際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經濟學家是約瑟夫·加尼爾，他是《經濟學家雜誌》老資格的主編。瓦爾拉斯於1873年（時年38歲）把他即將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的樣張60頁寄給加尼爾，請求發表。

　　兩個月後，瓦爾拉斯再次試圖引起人們對其即將問世著作的註意，他向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宣讀了一篇題為“交換的數學理論原理”的論文提要。這是他首次公開發表自己的主要觀點，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及此事時說：“我在我的科學領域有了一項重要的發現，我在暑期向學會作了彙報。人們對整個報告的反應冷淡。”

　　研究院稍後於1874年1月的《會議與工作》上發表了瓦爾拉斯的論文，這是他的邊際主義研究成果的首次問世。他意識到他的論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發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請求加尼爾發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爾拖延了一段時間，最後還是拒絕了，理由是“我們的讀者99％都不會歡迎和欣賞這種著作”。加尼爾往常是善待瓦爾拉斯的，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絕的同時，又答應給他其他幫助，說是“考慮到您是已故政治經濟學教授奧古斯特·瓦爾拉斯的哲嗣，富有才華，雖然脾氣大了些”。瓦爾拉斯立即表示接受加尼爾的好意。於是加尼爾在《經濟學家雜誌》1874年4月號上轉載了瓦爾拉斯發表在《會議與工作》上的論文，這是他應允給瓦爾拉斯幫助的一部分。傑文斯從這一轉載的手稿中得知瓦爾拉斯持有和自己相似的觀點。

　　瓦爾拉斯從1873年年中就開始爭取古爾諾的支持了；由於過去曾受惠於他，所以瓦爾拉斯邀請他來研究院聽自己的報告，同他磋商彼此的觀點，請他出面同出版商哈歇特聯繫，還請他幫著寫一篇數理經濟學的論文。古爾諾（1877年去世）願意幫忙，但他無能為力，他忙於自己的家務和出書事宜，而且，他發表《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的研究》（1838年）之後不久，患上嚴重的眼疾，以致在後來30年間放棄了一切數學研究。

　　據瓦爾拉斯自己說，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緣起於1848年偶然聽父親閱讀政治經濟學文稿。他回憶說：“我14歲時已得知土地及其產品有一種內在的價值，該價值來自與效用相結合的效用。”這種認為價值與效用之間有一種合理聯繫的看法，可能促使他走向邊際主義。然而，瓦爾拉斯把自己看作政治經濟學家卻是大約10年之後的事了。這個轉變發生在1858年夏，當時，他在浪費了4年光陰和7000法郎而未能當成工程師，得到父親諒解之後，瓦爾拉斯開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答應繼續他父親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未完成的工作。25年後，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學術經歷時說：“這有點像是父親為我提供了鉛筆初稿的一幅油畫。”

　　所謂“鉛筆初稿”的內容是什麼呢？它強調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關係，結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這個概念表現為一種比例，但這還不是邊際主義。其中還有奧古斯特·瓦爾拉斯的未經解釋的鼓勵在政治經濟學中利用數學的思想。這個草圖留下了不少需要填充和修正之處。

　　瓦爾拉斯在1858－1870年期間雖經多方努力，但未能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獲得立足之地。在巴黎的12年中，他未能把數學和效用之間的重要關係加到那草圖上去，儘管他在1860年和1869－1870年間嘗試過兩次。

　　假如瓦爾拉斯不曾被意外地聘為洛桑的教授的話，他的生活也許就會這樣繼續下去。這一任命減輕了他的一些舊的義務並得到了新機會。這無疑改變了邊際革命的進程。他於1870年12月11日到達洛桑，為此他的父母付出了3O00法郎，雇人替他服兵役。在這新的環境中，他再次努力把政治經濟學和數學結合起來。他到達洛桑不久寫信給妻子說：“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訪了另一位同事、研究院的數學教授蓋伊先生，並和他探討了幾個政治經濟學問題。”

　　瓦爾拉斯什麼時候第一次獲得邊際效用這個難以捉摸的基本概念呢？賈菲查閱了所有的通信和有關文件（含未發表的），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在里昂·瓦爾拉斯到洛桑以前的文件中，還是直到1872年10月19日為止的工作計劃中，都沒有任何一點效用最大化理論的跡象。”關於這個日期的一點“暗示”，是他在給一位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和洛桑的機械學教授安東·保羅·皮卡德研究他的即將出版的著作，“擬修改一些代數公式”。皮卡德早些時候曾向瓦爾拉斯提出過一個評註，賈菲說這個評註“對於使瓦爾拉斯運用數學觀點起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如果說皮卡德使得瓦爾拉斯運用“數學觀點”，那麼，瓦爾拉斯的《要義》一書臨近出版還沒有講到邊際效用，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份手稿，並開始找出版者。一個多月前，他在寫給出版商吉約曼的一封信中曾說，他的關於純經濟學的著作“今天已經差不多全部完成了”，而且是一種“完全新的形式”，意思是說他運用了數學方法。

　　（五）

　　前面幾節意在說明邊際主義是在1862－1873年期間由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新人逐漸發展形成的。這些新人（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具有年輕人的觀點，覺得不必拘泥於當時流行的但阻礙進步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見解。各人也都有一種使命感。各人經歷了不同的環境，最後都擴大了欲望或者效用在對經濟學的瞭解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三個不同國籍的人將他們的欲望概念或者效用概念和微積分的基本概念結合起來的時候，邊際效用就出現了。

　　從1873年到19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中，邊際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歷史是尋求人們接受和支持邊際效用的歷史。邊際主義，作為得到人們承認的經濟學的一部分，直到有人支持和接受以後才開始。傑文斯、門格爾，特別是瓦爾拉斯，是這種爭取承認的奮鬥史中的主要人物。他們是新人這一事實，使得他們長期沒有助手。

　　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不久就彼此相知，但是差不多10年後瓦爾拉斯和門格爾才開始通信。有人很快向他們指出已經有過前輩。主要的前輩是赫爾曼·海因里希·戈森，他的發現在1878年傑文斯就寫信告知瓦爾拉斯了。瓦爾拉斯和傑文斯一致承認戈森走在他們前面。關於其他的前輩，他們的意見不盡一致。喬治·弗里德利希·科納普於1874年提出約翰·海因里希·馮·杜能，要瓦爾拉斯註意。羅伯特·亞當森則於1876年向傑文斯提出。瓦爾拉斯發現，杜能的著作沒有什麼東西使他感到興趣，最後在一封給傑文斯的信里說：“不管怎樣，我懷疑是否有多少東西可取。”傑文斯始終沒有對瓦爾拉斯的評價表示意見，但是他在《理論》一書的1879年版本里僅僅提了一下杜能的名字，而用了差不多7頁敘述戈森。夏爾·勒托爾1874年在評論瓦爾拉斯的《要義》時提出朱爾·杜皮特的名字。和對杜能一樣（但原因不詳），瓦爾拉斯不承認杜皮特是前輩。瓦爾拉斯於1874年對傑文斯關於《杜皮特先生的回憶錄》作了評價，他說：“杜皮特事實上已經接觸到效用的數學表達方式問題，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解決”。後來傑文斯寫信給瓦爾拉斯說：“不可能不承認杜皮特對這門學科有很深的理解，併在效用的基本概念方面比我們先走了一步。”瓦爾拉斯立刻覆信說他不同意傑文斯“對杜皮特先生的回憶錄的評價的意見”。

　　卡爾·門格爾似乎不大費力就獲得了一些支持者。然而，他所費的氣力可能被低估了，因為人們對他的結果知道得較多，而對他的活動知道得較少。錶面上他單憑他的《原理》一書的優點就首先取得兩個主要支持者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的忠誠擁護。然而，奧地利學派的創立延遲了，因為維塞爾在1884年以前完全沒有發表什麼關於邊際主義的東西，而龐巴維克直到1886年才開始。關於門格爾在這些著作方面的作用，人們知之不多。

　　傑文斯認識到他必須想辦法傳播他的見解。因此，他於1866年發表了一篇比他原來論文長的文章，刊登在一個比較引人註意的地方－《皇家統計學會會刊》上。晚些時候，他準備了一項篇幅可以出書的精細作品，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由麥克米倫公司於1871年出版。1875年傑文斯寫信給他已經認為是盟友的瓦爾拉斯說：“我毫不懷疑我們的努力最後會取得成功，但須經過一些鬥爭。”在他的《理論》的第2版中，傑文斯為邊際主義提供了他最初的歷史和文獻目錄，這兩者有助於奠定這個問題的地位，並增進人們的理解。可是傑文斯忙於其他的事情，沒有興趣加以推動，而且不幸於1882年去世。他始終不知道門格爾有同樣的觀點。

　　瓦爾拉斯在有系統地和不斷地尋求人們的承認和支持方面，是3人中幹勁最足的一個。賈菲編排得極好的三巨冊《里昂·瓦爾拉斯通信和有關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敘述瓦爾拉斯為確保新經濟學被人接受，從1873年到1909年所作的不懈努力。

　　瓦爾拉斯認為他知道必須怎麼辦。他有一個科學革命的計劃，那不僅是宣告此項革命性的發現。瓦爾拉斯在1883年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有了發現還不夠，必須懂得如何造成一種形勢，使這些發現能被人理解。”他有足夠的革命熱情，肯用他自己的錢資助邊際革命。1901年瓦爾拉斯估計他已經從繼承的家財中花掉了5萬法郎（等於他最高年俸的10倍）推展他的學說。從一開始起，瓦爾拉斯就估計到法國的政治經濟學家會忽視他的著作。瓦爾拉斯的想法推動了要把邊際效用引進政治經濟學的鬥爭的國際化。這種國際化是有助於鬥爭的最後勝利的一個因素，因而也有助於邊際主義的興起。

　　國際化的計劃第一次出現於1873年，當時瓦爾拉斯告訴加尼爾，如果法國人固執地把我當作“一個夢想者”而不予理睬，他將訴諸“外國公眾的評判”。他於1874年3月12日確實開始有系統地尋求外國支持者，他寄了內容相同的信給“一個在英國的朋友和一個在德國的朋友”（這兩個人和他都是合作運動的成員），以及一位在日內瓦的大學教授（此人熟悉義大利的情況）。在這三封信中，他請對方提供一個精選的教授和主編的名單，以便他可以把他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單行本送給這些人，希望以後“和他們發生關係，這些人會深入鑽研我的思想，加以討論”。瓦爾拉斯在一封信中解釋為什麼“在發表時略有更改”，他說因為他的著作是“很科學的但不太通俗”，他不得不向遠處去尋找即使是一小批的讀者。他又進一步說明讀者對他特別重要，因為他的出版人只有在他的新著的第一部分的銷數確實可以保證不賠本以後才會印製第二部分，這項協議把瓦爾拉斯的《要義》的第二部分延遲到1877年才付印。他估計他的《要義》會有成功的機會，如果能在法國、英國、德國和義大利找到30個人“能夠閱讀、評判，並公開予以支持”。

　　瓦爾拉斯最初的3封信找到了兩個義大利的、7個德國的和16個英國的有希望的對象；但是只有一個義大利的和兩個英國的通信者對瓦爾拉斯的倡議作出反應。這個義大利人是阿爾貝托·埃雷拉，他使得義大利向邊際主義開放。傑文斯是給了覆信的第一個英國人，他說已經讀過《經濟學家雜誌》刊登的瓦爾拉斯的文章。他1874年5月12日寫道：“我感到滿意的是，我的關於交換的理論，儘管在英國發表時不是被人忽視就是受人批評，而實際上被你的研究成果所肯定。” 瓦爾拉斯和傑文斯之間這種目的一致，加強了創造邊際主義的力量。關於他們在新發現方面的巧合，瓦爾拉斯在寫給另一個通信者的信里說，他希望“這種巧合的奇特會引起您的好奇心，使您想深入瞭解傑文斯先生和我兩人的著作。”另一個寫來複信的英國人是克利夫·萊斯利教授，他指出傑文斯有一種類似的理論，他本人和約翰·穆勒都不同意。

　　瓦爾拉斯在他的《要義》（1874年）的第一部分出版時，為了爭取和感興趣的經濟學家發生通信關係，又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即“向歐洲差不多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寄贈一份”。這一次，傑文斯給瓦爾拉斯提供了6位可能有反應的經濟學家的姓名，其中僅僅G．H．達爾文一人復了信。瓦爾拉斯寄出《要義》（1877年）第二部分時效果也不好。實際上，他爭取讀者的計劃結果得到的人數一定比他預想的少得多；經過種種努力，到1881年他只數出三個“值得提名的學生”：奧尼斯·德·布瓦伊、馮·溫特費爾德和德爾·佩佐。

　　1881年以後，前途呈現光明。1881－1890年間，承認和支持邊際效用概念的著作家幾乎每年都增加。1882年，傑文斯死後，成為瓦爾拉斯的主要英國顧問的赫伯特·薩默頓·福克斯威爾，寄給瓦爾拉斯一張列出可能成為對象的12個英國人。根根這張名單，瓦爾拉斯才能夠和馬歇爾及埃奇沃斯開始通信，這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鼓舞的。1883年，布瓦伊使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有了接觸，結果邊際革命的範圍又增加了一個國家。門格爾在寫給瓦爾拉斯的第一封信中說，他早已知道有了瓦爾拉斯的一些著作，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觀點和瓦爾拉斯的觀點相似的程度。或許是沒有這種認識，因為門格爾不以為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瓦爾拉斯在寫信給門格爾時卻強調他們觀點的相似處，他說：“先生，我們顯然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並且顯然採取了同樣方法來解決。”

　　門格爾被介紹給瓦爾拉斯以後的一年，維塞爾發表了他的《經濟價值的起源和主要規律》（1884年）。這是一本以門格爾的觀點為根據的書，也是將要出現一個奧地利學派的最初跡象，並且書中第一次使用了“邊際”一詞。它流通的範圍狹小。瓦爾拉斯在1886年還不知道這本書，直到1887年才得到一本。夏爾·吉德1885年向瓦爾拉斯建議創辦一種“接受批評意見”的法國新雜誌，說明瓦爾拉斯早已感覺到的法國人那種冷漠態度有了一些好轉。1886年，龐巴維克的《經濟貨物價值理論大綱》一文在《國民經濟學與統計學雜誌》上發表，這個雜誌是德國關於經濟學的專家意見的主要論壇。瓦爾拉斯立即寫信給龐巴維克談到“初步的和匆促的檢查已使我意識到該書的極端重要性”。就在這一年瓦爾拉斯寫出第二次的邊際主義史，放在他的《貨幣論》（1886年）的序言里。 1887年晚期，瓦爾拉斯找到一位俄國數理經濟學家拉迪斯勞斯·馮·博爾基韋茲，此人成為一個受到重視的通信者和可靠的辯護人。

　　瓦爾拉斯曾於1884年第一次接到費利普·亨利·威斯蒂德來信，信中說：“我現在正以極大的興趣閱讀您的《要義》。”四年過去，瓦爾拉斯才再次接到他的信。繼續向瓦爾拉斯提供有關英國經濟學家的意見的福克斯威爾，於1886年稱贊威斯蒂德“很能幹，是傑文斯的一個熱情的信徒”，1888年又說他是 “令人欽佩的著作家”，並且“正在寫一篇對傑文斯先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導言。”威斯蒂德送給瓦爾拉斯一本地的《經濟科學入門》（1888年），瓦爾拉斯回信說他“極其愉快地”拜讀了佳作。次年，他又用了“極其愉快地”這完全相同的詞句來形容他看了馬費奧·潘塔萊奧尼寄來的一本《純經濟學原理》（1889年）以後的心情。1889年邊際主義在奧地利占有的地位，從那一年出現的三本其他運用邊際分析的書這一事實中可以看出。這三本書是：魯道夫·奧斯皮茨和理查德·利本的《關於價格學說的研究》、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第二部分）和《資本實證論》，以及維塞爾的《自然價值》。

（六）

　　在1862－1887年間，這種研究效用的新方法被賦予各種不同的名稱。傑文斯在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名詞時曾杜撰過“效用的最後程度”、“最終效用”和“極限效用”這些表達方式。門格爾用“最不重要的滿足的重要性”來麥示同樣的概念。瓦爾拉斯使用了“內涵的效用”、“稀少性”和“得到滿足的最後需要的強度”這三種說法來指向一概念。到1887年的時候，似乎“最終效用”可能成為標準的名詞，至少在英語中是這樣。甚至維塞爾在《起源》（1884年）中用過的“Grenznutzen””（邊際效用）一詞，也被譯為“final utility”（最終效用）。

　　1888年未出現一個詞，它終於取代了英語中的“最終效用”，並大概也將取代其他語種中以前使用過的名詞。它就是“邊際”這個詞，由費利普·亨利 ·威斯蒂德在他的《入門》中首先採用，在這本書的每一頁上平均出現兩次：就初次使用而言，這是大量出現了。別人接著採用的現象發展緩慢。例如，“邊際”一詞在1888年埃奇沃斯對《入門》一書的評論中就找不到、在該年晚些時候埃奇沃斯對英國科學促進會的F組發表的會長就職演說中找不到，儘管他談到威斯蒂德的《入門》，並多次提起“最終效用”和“最終的無效用”。

　　不難推測，這個詞威斯蒂德是從維塞爾的書里借用的。維塞爾曾於 1884年首先把“最終效用”譯為“邊際效用”，這簡直不是確切的翻譯。但是，在《入門》中或行在其他地方，沒有證據表明威斯蒂德在引用“邊際”這個詞時曾受到維塞爾的《起源》或者其他著作家偶爾使用“邊際效用”一詞的影響。還可以加上一句說，“邊際效用”是一種“非直譯”。而且也未必是一種靠得住的譯法，特別是因為“最終效用”這個說法曾經越來越多地作為同義詞用了17年。1890年的《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記事》雙月刊登載了龐巴維克的文章的兩篇譯文，其中“邊際效用”一詞不出人們所料每次都被譯為“最終效用”。“Grenze”（邊際）這個詞在門格爾的《原理》一書里也有，但是應該並且在英文版里確實是譯為“極限”而不是譯為“邊際”。

　埃奇沃思在他為帕爾格雷夫的《政治經濟學詞典》（1869年）所寫的《（經濟學中的）邊際》一文中說，威斯蒂德首先使用“邊際”這個詞，而不是 “最終效用”。另一個可靠的報道者詹姆斯·博納1889年說：“‘邊際主義’是威斯蒂德使用的一個巧妙而恰當的詞語。”埃奇沃思和博納都沒有使人聯想到和維塞爾有任何關係。奇怪的是，威斯蒂德在他為帕爾格雷夫的詞典所寫的《效用的最終程度》那篇文章里始終沒有提到“邊際效用”。威斯蒂德的文章的結尾中有一句話說：“傑文斯所謂‘效用的最終程度’就是奧地利學派的‘邊際效用’”。

　　包括“邊際”這個詞的第二本書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890年）。馬歇爾對這個詞的使用不像威斯蒂德用得那樣頻繁，平均每15頁使用一次。人們可能以為馬歇爾從威斯蒂德那裡學到“邊際”這個詞。然而並沒有人這樣說過。在《原理》第1版中，馬歇爾親自說明瞭這個詞的來源。他寫道：“‘邊際’增量這個詞是我從杜能那裡借來的，現在德國經濟學家一般都使用。傑文斯的《理論》問世時，我採用了他的‘最終’這個字眼，但是我逐漸地終於相信‘邊際’比較好。”馬歇爾的說明在某些方面是不確切的。杜能並沒有使用“‘邊際’增量”一詞；就這個詞來說，馬歇爾除了上面引述的這段話以外也沒有使用過。杜能只使用了“邊際”這個名詞一次，而這一次指的是“極限”，超過這個極限雇主就不會增雇任何工人。

　　馬歇爾覺得自己的說明不恰當，結果在第2版里把腳註改成這樣：“‘邊際’增量這個詞是和杜能的思想方法協調一致的，並且是由於受了他的啟發，雖然他沒有實際使用。由於維塞爾教授所提倡，奧地利經濟學家一般已經使用了一個時期，而且已經被威斯蒂德所採用。傑文斯的《理論》出現時，我採用他的‘最終’ 這個字眼，但是我逐漸地終於相信‘邊際’比較好。在第1版里，這個腳註錯誤地把這個詞以及‘邊際增量’的概念追溯到杜能。”這簡直不是改進。他所謂“採用”是什麼意思呢？馬歇爾在第二版的索引中也兩次引用“維塞爾首先使用了‘邊際效用’”這句話。此後的版本中都刪掉了這可能引起誤解的一句。

　　在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1889年）由威廉·斯馬特於1891年譯成英文時，“邊際”這個新詞確曾作為德文“Grenze”的英譯而出現（或許是第一次出現）。在克裡斯琴·馬洛赫1893年翻譯的維塞爾的《自然價值》（1893年）一書中，也是這樣處理的。但斯馬特以及他的學生馬羅赫一定是從馬歇爾的《原理》而不是從一些德英詞典中學到“邊際”這個詞的。

　　“邊際”這個詞被威斯蒂德應用於10個不同的詞，被馬歇爾應用於13個不同的名詞。威斯蒂德和馬歇爾兩人都用“邊際”這個詞來修飾的惟一名詞只是 “效用”。威斯蒂德的其他名詞是欲望、被想望性、效果、效力、有用、價值、使用價值、需要和值得。馬歇爾的其他名詞是資本、生產成本、需求價格、勞動的無效用、投入量、生產要素的效率、努力、費用、增量、產品、報酬、供給價格和貨幣的效用。

　　很可能，“邊際”這個詞被採用，不是作為“Grenze”的譯名，而是作為“最終”一詞的比較方便的代用語。“邊際”這個詞比較靈活。尤其是因為它還可以用在例如“在邊際”或者“在邊際上”的意義上。威斯蒂德和馬歇爾都利用了這一有利條件。威斯蒂德使用“邊際”這個名詞24次，馬歇爾用了12次。這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使邊際分析符合英國政治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一種分析類型，其內容包括把註意力集中在“耕作邊際”的情況上。威斯蒂德和馬歇爾寫書時，人們認為“邊際”在這一意義上廣泛使用。西蒙·帖頓1889年說：“‘耕作邊際’這種說法，由於長期使用，已經成為一種標準方式，表達經濟學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耕作邊際”這種說法曾被托馬斯·查默斯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道德狀況及道德前景》（1832年）一書中引用。他學習“愛德華·韋斯特爵士和馬爾薩斯先生”，從考慮“耕種的終極限度”開始他的探討。查默斯重覆了這種說法，然後未作解釋就改用“耕種的終極邊際”，這另一種說法他只用了兩次。他也用了“最後和最遠的邊際”。“邊際”這個詞用了三次以後，他又恢復使用他原來用的名詞“限度”，頻繁地使用，常常寫出“終極限度”“某種限度”、“自然限度”、“最小可能的限度”或者“存在的限度”。“限度”的一種德文譯語是“die Grenze”。

　　僅僅查默斯一個人或許還不能把“邊際”這個詞引進政治經濟學的辭彙。在得到約翰·穆勒的贊成時，引進後發生效力了。穆勒在其所著《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中，把查默斯博士包括在“最著名的和有重大成就的著作家”之列，這是他通常得不到的地位。穆勒說查默斯具有善於表達意見的優點，“用他自己的語言，往往說出人們慣用的詞句只會隱蔽的真理的某些方面”。穆勒寫道：“查默斯博士說得好，政治經濟學上許多最重要的教訓必須在終極的耕作邊際才能認識到。”穆勒在許多別的時候提到“邊際”，認為這是查默斯最先採用的。“邊際”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經過很有趣。阿道夫·澤特貝爾在他所譯的穆勒的《原理》的德文本（1852年）里，把“在極終的邊際”譯為“auf dem aussersten Rande；把穆勒的“典極限度”解釋為“ die ausserste Grenza”。這樣，邊際這個詞（以及因此“邊際主義”這個詞）恰好就像它應該的那樣，把傑文斯、門格爾及瓦爾拉斯的著作和韋斯特、馬爾薩斯及穆勒的著作聯繫起來。在這一意義上，邊際主義似乎是兩股分析之流的匯合。

（八）

　　把邊際主義包括在一般經濟學的論文之內，標志著邊際主義起源方面的最後或得到承認的階段。為了簡明扼要，這裡只考察美國的教科書。

　　理查德·伊利的《經濟學大綱》（1893年）是出書後40年中經濟學教授們最廣泛選用的一本美國課本，這本書是作為作者的《政治經濟學緒論》（1889年）的修訂本處理的，《緒論》中原來簡直沒有邊際主義的跡象。《大綱》包含略多一些的邊際主義。他在一段簡短的經濟學史中介紹了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並評論當時在美國已經有人知道的奧地利學派。此書的索引中列出了“邊際主義”，但是正文里只有關於邊際效用這一概念的簡略介紹，而且沒有提到這個名詞本身。

　　伊利的《大綱》的第一版從1893－1907年適應了當時的需要。在這15年中邊際分析進入了一些其他競爭的課本，這些書的作者中有：A．T．哈德利（1896年出版）、C．J．布洛克（1897年出版）、H．J．達文波特（1897年出版）、E．T．迪瓦因（1898年出版）、F．W．布萊克默（1900年出版）、F．A費特（1904年出版）、H．R．西格（1904年出版）和E．R．A．塞利格曼（1905年出版）。這些課本多半僅僅討論邊際效用，雖然哈德利和塞利格曼的著作里也有邊際生產力這個項目。

　　伊利的《大綱》修訂本（1908年）的出現，反映了邊際主義方面的變化。在修訂本的編訂者加上了邊際生產力作為對回到勞動和資本的一部分收入解釋以後，沒有其他的課本再把它排除在外。伊利的《大綱》後來於1916、1923、1930和1937年先後印了4版，關於邊際主義保持著差不多同樣的內容。

　　從1908至1936年這一段時期的其他主要的美國課本，其內容範圍都和伊利的著作基本上相同。這些書的作者是阿爾文·約翰遜（1909年出版）、F．W．陶西格（1911年出版）、歐文·費希爾（1911年出版）、F．M．泰勒（1911年出版）、J．R．特納（1919年出版）、H．克萊（1919年出版）、T．N．卡弗（1919年出版）、O．F．布克（1925年出版）、萊昂內爾·伊迪（1926年出版）、L．A．魯菲納（1927年出版）、F．B．加弗和A．H．漢森（1928年出版）、P．F．格米爾（1930年出版）、F．R．費爾柴爾德（1930年出版）、布羅德斯·米契爾（1932年出版）和F．S．戴布勒（1936年出版）。這是一段28年的穩定時期，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力都已經被人接受。在這些課本中，邊際分析沒有其他的用處。

　　20世紀30年代中，邊際概念被引進一些刊物和專業文獻。“邊際效用”已經失寵。邊際替代率取而代之，部分地作為J．R．希克斯和R．G．D．埃倫的《價值論的再商討》（1934年）一書的直接結果。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長期以來出現在個別事例中的對最大限度化的兩項指標，開始在愛德華·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經濟學》（1933年）和羅賓遜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1933年）中廣泛使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開始把一些邊際名詞異乎尋常地作為常用詞使用。

　　這些變化在1937－1947年間影響了課本。兩本教科書，一本是邁耶斯寫的，第二本是麥克艾薩克和史密斯合著的，都於1937年出版，其中第一本清楚地表明張伯倫和羅賓遜的概念被人接受了。1947年出版的洛里·塔布斯寫的教科書，把凱恩斯式的邊際名詞放在顯著的地位。

　　代表1947年以後美國課本的新特征的一本書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1948年），這是當時銷售日益增多的一本書。1970年修訂時此書仍在風行。這個修訂本包括基本上和第一版相同的邊際主義題目，但用了一倍以上的篇幅。當時流行的其他教科書中，邊際主義的數量與性質大致和薩繆爾森的書中相同。

　　美國課本中的邊際主義經歷了三個逐步取得人們認可的穩定時期：第一個時期，1893－1907年；第二個時期，1908－1936年；一段時間的間歇，1937年－1947年；以及第三個時期，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