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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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史(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經濟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研究關於如何提供社會物質再生產的理論的發展一生產什麼、如何生產以及將生產利益分配給什麼人。經濟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兩種因素推動的：智力的好奇心以及為了發展公共政策需要理解經濟。儘管前一個要素經常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後者形成和塑造了經濟學並促進它最重要的發展。

　　許多經濟理論的現代史學家都效仿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在《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一書中描述了經濟分析的發展，作為一般經濟的原理研究，至少在理論上和物理學等同。然而。經濟不是一個固定的對象，而是一種動態的、演化的和非常複雜的社會系統。在物理學中，理論會由於知識進步而變得過時。然而在經濟學中，正是經濟和經濟關係的經常變動和調整改變著理論的有效性和有用性。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其研究目標——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在起源和表現上是社會的而非自然的。因此，為了理解一個社會如何解決它的經濟問題。清楚地理解觀察的現象所處的環境是必要的。經濟學史研究那些影響經濟現象如何被解釋的因素。這些影響是多種多樣的，從哲學和道德倫理到物理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個特定社會的社會和文化歷史、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學中的不同理論以及隨時代發生的變化都可以據此得到最好的理解。

　　經濟結構及其發展水平有助於決定經濟關係和生產形態。人們會認為農業社會產生的經濟理論不同於商業社會或工業社會。通過比較18世紀中葉法國重農主義者提出的經濟理論和亞當·斯密在工業化時期的英國提出的經濟理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重農主義者提出了大量理論來解釋法國農業社會的經濟關係，他們體現的一個主要原則是——只有農業生產創造財富(生產凈剩餘)，而所有其他經濟活動如製造業不創造財富(不生產凈剩餘)。重農主義者主要關註如何改革法國經濟，其主要弱點由農民的貧困顯現出來。當時法國的製造業專門為貴族生產奢侈品。另一方面，亞當·斯密生活在格拉斯哥，蘇格蘭一個繁華的商業城市，那裡商業和製造業的利益效應對斯密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可見，鼓勵商業活動對他來說有特668殊興趣。他相信主要的經濟問題是減緩市場經濟擴張的重商主義規則。

　　另一個關於經濟發展中的變化如何既影響政策問題又影響經濟思想的例子出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當時，新大陸發現以後金銀流入歐洲，國際貿易的普遍增長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經濟論點和問題。因此，重商主義者的經濟理論集中關註貨幣問題和國際貿易。

　　要理解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社會歷史和結構，最清楚的方法是考察它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最初的名稱)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最初就是作為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起源於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新教的自然法哲學家，其影響仍然存在。這些早期的哲學家認為宇宙既包括自然又包括社會，都存在自然法則並受自然法則支配。根據這種觀點，經濟力量和規律被提升到物理法則的水平，是永恆的和普遍的。哲學的其他發展有助於形成許多經濟理論，包括深受德國哲學家喬治·W·黑格爾(Georg W．Hegel)影響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經濟理論。威廉·斯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邊際效用原理的三個創始人之一，其理論受到功利主義的奠基人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影響。英國哲學家喬治·E·穆爾(George E.Moore)提出的理論受到凱恩斯思想的影響。

　　社會智力環境的另一種表現以及對它的重要影響是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的發展甚至影響斯密之前的經濟學。重農主義者就受到機體迴圈機制的新理論的影響(他們的領袖弗朗西斯·魁奈就是一位著名的內科醫師)；斯密部分地受到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爵士的啟發；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形式上起源於能量守恆定律。這種現象部分是自然法則觀的結果，即相信社會科學應該效仿自然科學，特別是在理論結構和使用數學作為語言來表達和發展經濟理論方面。^[1]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史專家。從1914年出版《經濟學說與方法史略》，再到他生命最後的九年寫作，可以說，《經濟分析史》是他用盡一生去書寫，但卻仍未完成的一部著作。（艾倫，2003；熊彼特，2001：中譯本序言，第8頁）

　　熊彼特首次對“經濟分析”和“經濟思想”等概念作出了區分，其獨特的經濟學史研究思想在學術史上獨樹一幟，並對以後的經濟學史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關於他的研究思想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經濟分析史·第一篇導論 範圍與方法》中。但是這一篇內容，並非熊彼特的最終定稿，而且還有部分內容是來自他的筆記和手稿。

　　本文便以這一篇內容為基礎，回顧和梳理熊彼特關於經濟學史研究的意義（本文第二部分）、範圍（本文第三部分）與方法（本文第四部分）等思想，並予以適當延伸。文章最後（本文第五部分）是一個簡單總結。

　　1.為什麼要學習和研究經濟學史

　　經濟學史，也就是經濟學演變的歷史。熊彼特把它等同於“經濟分析史”：

　　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史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熊彼特，2001：第17頁）

　　對於經濟學研究者，以及經濟學史的研究者而言，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和研究經濟學史？經濟學史研究的意義或者目的是什麼呢？

　　拒絕者普遍持有的一種觀點認為：“現在的分析工作會保留以往分析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那些沒有保留下來的概念、方法與成果，想必是不值得再費心的。”（第18頁）面對這樣的質疑，熊彼特回應道：

　　拋棄過時的思想方法，肯定比無限期的固守它們要好。不過，假使我們只到堆破舊東西的房子里光顧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們一定會有所收穫。（第19頁）

　　這樣的收穫可以分為四類：

　　一、在教學方法上有所裨益。為的是消除學生在學習當前經濟學時，產生的“缺乏方向和意義”的感覺。經濟學為什麼像現在這樣推理，要解答這樣的疑惑，最好的途徑就是學習和研究經濟學史，瞭解當前的經濟學是如何從以往的問題和方法的歷史中，繼承和演變而來的。“如果不知道以前的問題和方法，那麼對現在的問題和方法的意義與正確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

　　二、獲得新的觀念，新的靈感。在對經濟學史的回顧中，即便不能直接找到更好的工具，敏感的人也會從中得到新的靈感。至少瞭解歷史，可以避免前人已經走過的彎路。甚至可以對未來的發展有所預感。研究人口問題，對馬爾薩斯的著作進行回顧想必是必要的。當經濟學家試圖作出某種創“新”時，瞭解“舊”則是首要的前提。對於這一點，楊小凱對超邊際分析的開創性工作（楊小凱，張永生，2003），以及對歷史文獻的綜述能力（楊小凱，1999），留給我們的印象是深刻的。

　　三、經濟學史的研究，可以讓我們瞭解人類的思維方法，並且有助於我們從中提煉出實用的或者敘述性的邏輯。例如同時身為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的J.B.穆勒的工作；計量經濟學中提煉的“反事實假設”的歷史敘述邏輯。田國強（2005）對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的總結，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分析邏輯的提煉。並且這種思維方式或邏輯，甚至可以運用到其他的學科領域之中。

　　四、由於經濟學甚至是社會科學的特殊屬性，我們的科學現狀，使並存著許多的流派和雜亂的分歧。這樣一來，描述“科學觀念的源流”，對於理解這種現狀是必要的，也有助於我們在各種流派和分歧中進行辨別和選擇。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科學，並不擁有自然科學那樣的“客觀性”，我們不能保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不會在歷史中被湮沒，“有些成果被中途遺忘或擱置數百年之久”。（第18-23頁）例如：在戈森死後20年，他的貢獻才被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發現和承認，還有楊小凱對古典經濟學專業化和分工分析的復興。傑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啟了“邊際革命”，而楊小凱則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些都說明，回顧經濟學的歷史，會使我們輓救一些重要的思想，併進一步推動經濟學的發展或變革。

　　至於經濟學中還有哪些有用的東西仍被埋沒著呢？這應該是經濟學史研究者時時懸掛於心頭的提問。

　　2.經濟學史研究的範圍

　　學習和研究經濟學史是有意義的，但是：經濟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它的研究的範圍是什麼呢？或者說：經濟學史研究包含了哪些內容？為與其他科學相區分，哪些內容需要排除在外？

　　從定義來看，經濟學史——或經濟分析史——研究的是“經濟思想史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這裡強調的是：經濟分析是具有科學性的，它區別於經濟思想，以及“政治經濟學體系”。經濟學史是關於經濟分析的歷史。

　　本文在這一部分，首先敘述經濟分析的科學性質，以及經濟分析包含的科學內容（2.1），然後敘述經濟分析與政治經濟學體系和經濟思想的關係（2.2）。指明經濟學史研究包含什麼，不包含什麼。接著論述經濟分析中的“意識形態”（2.3），這是經濟學史研究中需要特別註意的方面。最後是一個小結（2.4）。

　　2.1經濟分析具有科學性

　　經濟分析即“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它是具有分析性或者說科學性的。而所謂“科學”，熊彼特給出了一個十分廣泛的定義：

　　一門科學就是任何一種知識，它是人們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對象。這種努力產生了思維的習慣——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這種技巧發掘出來的事實，而這些事實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維習慣於實際知識的範圍。……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第23-24頁）

　　換言之：科學就是經過提煉的常識，經過工具（或“技術”）加工的知識。但需要註意的是，這種提煉或加工的程式規則，或者稱之為方法論，“現在以及很可能將來總是處於爭論與不斷變動的狀態中”（第25頁腳註）。這便要求我們在探討各個時期經濟分析的科學性質時，同樣需要對其方法論予以關註。

　　這一思想區分了“科學”的經濟學與對經濟問題一般的思考。兩者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掌握了特殊的技巧或技術，這些技術主要包括：歷史（經濟史）、統計和“理論”。後來又加上經濟社會學。

　　經濟史是指過去的和當前的經濟事實，它和經濟社會學，以及統計結合起來，實際構成了關於人類行為的各種經濟的與非經濟的事實。對於經濟史、經濟社會學和統計，儘管經濟學家並不需要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那是其他專家的學科專業分工，但必須明確的是：它們都是經濟分析的重要技術。

　　“理論”則是由假說、推理程式以及各種概念、概念間的關係和處理關係的方法組成的集合，這一部分被稱為“經濟理論”，或者理論經濟學，也或者“純”經濟學。“經濟理論”被認為是一個 “工具箱”。

　　經濟分析就是經濟學家們運用這些分析技術（當然還包括其他的技術），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並取得一定的結果。它和“純”經濟學或理論經濟學相區別，被稱為科學的經濟學。（第44頁）

　　2.2經濟分析區別於政治經濟學體系和經濟思想

　　熊彼特將“經濟分析”與“政治經濟學體系”、“經濟思想” 區分開來。

　　……所謂政治經濟學體系，我是指一整套經濟政策的闡述，而這些政策是作者根據某種統一的（規範的）原則，例如經濟自由主義原則、社會主義原則等等，而極力主張的。……

　　……經濟思想是有關經濟問題特別是有關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見與願望的總和，而公共政策是與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浮現於公眾輿論中的那些問題有關。……（第69頁）

　　在經濟政策或經濟思想中，當然有可能包含分析性的內容，但顯然其中也會因為各種原因加入非科學性的內容。這些非科學性的內容就好比是經濟分析穿上的“外套”：一件被稱為“特殊的辯護”（special pleadings），它是為特定集團利益作出辯護。第二件則是經濟學家對它們觀察的過程給予的價值判斷。

　　考察事實，以及發展考察事實的工具，是一回事；而從某種道德的或文化的立場去評價這些事實，或者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某種政策，或為某種利益進行辯護，這是另一回事。經濟分析與特殊辯護和價值判斷是應該，也是能夠區分開來的。

　　並且經濟分析的歷史發展，與經濟政策或經濟思想的發展並不一定是同步的。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或經濟思想可以是由同樣的經濟分析工具得出的；而同一種政策和思想，也有可能得自不同的分析工具。

　　2.3經濟分析中的意識形態

　　在對“科學”進行定義時，熊彼特還強調了科學的社會學性質：

　　一門科學是一個知識領域，其中有人，即所謂研究工作者，或科學家，或學者，他們致力於完善現已積累的事實與方法，同時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所掌握的事實與方法是他們與一般“外行”有所區別，因而也和單純的“實際工作者”有所區別。（第24頁）

　　即科學為一部分專門人員掌握，具有專業化的性質。這邊涉及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問題。研究人員本身是一定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他的社會地位（social location）和歷史時代影響了他在觀察和分析中對問題和方法的選擇，進而影響了他的觀念或觀念體系的形成，這種情況就被稱為意識形態（ideology）或意識形態偏見（ideological bias）。

　　這種意識形態偏見是無處不在的。但它和特殊辯護以及價值判斷相區分開來，後兩者只是對意識形態的一種流露。（Schumpeter, 1949, Reprinted in: Hausman. Ed. 1984: p262）

　　接下來，“我們的問題是要探知意識形態偏見在何種程度上，會或者已經成為了科學經濟學（這樣稱呼可能已經不合適了）的發展的一部分”。

　　經濟學的科學過程（scientific procedure），往往是從研究者對經濟現象，由某一角度作出的想象（vision）開始，併進一步將這種想象加以概念化和理論化。之後，在收集“事實”和“理論”研究的永不休止的互動關聯中（an endless chain of give and take），事實檢驗和建議新的分析工具（理論），而理論的發展也促進新的事實的認識。最後產生“科學的模式”，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的偏見也就進入了我們的科學。在這裡“意識形態”表現為：研究者或觀察者，因其自身的歷史與社會局限，在對經濟事物進行觀察而得出的想象中，產生的前科學（prescientific）的“偏見”（bias）。

　　田國強（田國強（2005）提出的規範經濟學分析框架包含的五個部分（1）界定經濟環境；（2）設定行為假設，（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結果；及（5）進行評估比較。）可以看作是這種觀點的一個現代註釋。作為經濟分析的第一步，（1）經濟環境的界定，往往取決於研究者對現實的想象，這便是“意識形態”的入口，也往往是各種爭論的根源。而（5）“評估比較”，則可能包含價值判斷與政策建議的內容，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到中間部分的經濟分析工作，以及經濟理論作為分析工具的使用。

　　事實上，在我們的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式規則，例如田國強（2005）中提及的（2）設定行為假設、（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結果，是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甚至“有助於從我們開始工作的想象中消除因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犯的錯誤”。但是，在這個消除的過程中，我們從來也難以保證不會有新的意識形態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舊意識形態”。（第77-78頁）

　　2.4小結：經濟學史研究的範圍

　　儘管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沒有明確指明，但是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經濟分析既包含了“純”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同時也包含了各種分析技術結合的方法論問題；所以經濟學史研究的範圍，也就應該包括科學經濟學歷史演變中的“經濟理論”和方法論。

　　其次，經濟分析區別於政治經濟學體系與經濟思想。所以經濟學史的研究中，不包含“特殊辯護”和價值判斷的內容，那些是屬於經濟政策史，或者“關於經濟的流行看法史”的範圍。

　　再次，由於經濟分析中意識形態偏見的存在，在經濟學史的研究中，不僅要關註那些“看得見”的“理論”和方法論，同樣要關註“看得見”所蘊藏的“看不見”的意識形態。

　　3.經濟學史研究的方法

　　經濟學史是關於經濟學的發展歷史的學科，最基本的方法當然是歷史的方法，即具體地描述經濟學的產生、內容、發展和影響等一系列的歷史變化。另外一種基本的方法是比較的方法，即比較經濟學理論或方法論之間的異同，並且這種方法往往是將當代的、或者是作者所主張的經濟學作為基準，來評判和梳理歷史上的其他的經濟學。

　　顯然除了這兩種基本方法之外，經濟學史的研究還建立了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層次。一種層次，是將其他學科作為本時代經濟學的背景，探尋他們或多或少的聯繫，（第50-60頁）這種運用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得到了相當的體現，但這樣的聯繫具有很強的任意性和主觀性。

　　而另一種層次，則是將其他學科作為“用於研究科學的科學”加以運用，即利用各種學科發展出來的一些理論或方法，以經濟學為對象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第一篇導論 範圍與方法》中，熊彼特明確提出了認識論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這種層次的聯繫中，我們還應該借鑒更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例如，可以參照科學史的研究。從以下幾種學科中借鑒理論和方法：心理學、政治學、道德學、形而上學等學科（波塞爾，2002：第3-7頁）：

　　(1) 經濟學心理學。當研究的對象落在某一位具體的經濟學家身上時，便涉及到運用心理學，研究經濟學家關於其經濟分析產生過程中的各種心理問題。

　　(2) 經濟學政治學。考察在政治範圍內，經濟學發展計劃對我們的生活構成制約和影響的問題。

　　(3) 經濟學道德學。考察的是經濟學的道德性，即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4) 經濟學形而上學。探討的是經濟學與人的世界觀、以及經濟學與特定文化之間的內在關係。

　　需要註意的是，這種運用並不是把經濟學或經濟學史與其他的科學相混同，而是強調在對經濟學歷史演變進行具體描述的基礎之上，以認識“廬山真面目”為目的的運用。尤其研究涉及“看不見”的意識形態時，藉助其他科學的角度和方法將是必然的。

　　經濟學史和經濟史的關係是既相似而又有所區別。經濟學史和經濟史都是屬於歷史的研究。其研究的方法相同，但研究的對象不同。經濟學史以經濟理論之發展為主要對象，而經濟史則以經濟現象之事實或歷史為研究對象。經濟學史是理論和思想之史的研究，而經濟史則是說明事實的沿革。經濟理論和思想是被一定社會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反之，一定時代的生產關係，雖不是根本決定於經濟理論和思想，但亦受其影響，有時甚至會被其左右。所以經濟學史和經濟史的關係非常密切，就象地租的演變(經濟史)和地租理論的歷史(經濟學史)之間的區別與關聯那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