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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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學(Financi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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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學是21世紀以來興起的一門邊緣學科，學術界尚未對這一學科的研究範圍和研究內容達成一致。目前國內該學科的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狀態，而國外關於金融和貨幣的地理學文獻中，很大一部分是論文。它們選取了相對狹窄的領域但進行了深人的探討，以至於難於出現全面的概括性的文獻。金融地理學大致可以認為是從地理學科的角度來研究金融領域問題的新興學科。
金融的地理空間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貨幣地理性。貨幣作為金融的主體，有著明顯的時間和空間特性，可以研究其通過時間和空間在世界範圍內流動所產生的不同影響。
2.邊界在分割金融系統中的地位和影響。研究全球資本流動在國家邊界中嵌人的程度，全球化與本地化力量在金融業中的相互作用。
3.市場信息的實質以及過程，強調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異質性。在金融業中，信息並不是共用的，而是系統地分類的。信息並不是簡單的被吸收，而是需要在時間和空間不同尺度上對其進行管理和組織。
這三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金融地理研究的基本範疇。
金融地理學的發展歷程[1]
金融地理學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源於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政治經濟學派。當時正是發達國家產業大規模向外擴散的初期，產業活動的流動加快。因而，一些“ 激進”地理學家開始研究城市和區域內部金融資本的動態性，關註金融機構在引導特定地區資本流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是金融系統通過信貸配、排除等對社會產生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受全球產業轉移和發達國家產業“ 空心化” 的影響，西方國家的地理學者開始關註於服務業的空間性研究，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david harvey。他的著作主要集中於分析金融地理的格局及其發展過程，金融服務空間的不均衡性，金融在資本主義積累中扮演的角色，特定金融制度的空間組織與運作，金融中心的發展，金融流動與產業發展的關係等。
金融地理研究的大規模開展是在20世紀90年代這與西方經濟地理學中出現的“ 文化和制度轉向”有關。90年代後期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變化。其一是空間經濟研究的再度興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 新經濟地理學”。前者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空間問題的研究，主要運用基於假設的數學模型，來解釋和分析過去被經濟學家所忽視的經濟空間問題。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 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這導致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文化和制度轉向，即從原來側重經濟要素的研究視角，轉向對社會文化和制度要素與經濟要素綜合和相互作用的研究。其主要特征是“ 嵌人” 、網路等理論概念的引人。特別是，經濟社會學家granovertter所提出的“ 經濟活動嵌入於具體的社會關係之中” 的觀點，被引人經濟地理學研究之中，使地理學家開始關註經濟活動的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的不同所表現出的行為特征差異，以及制度環境造成的經濟行為的不同。金融活動因為其與制度和文化的特殊嵌入關係，而成為西方經濟地理學家重要的研究對象。
正如martin所指出的，90年代以來金融體系的發展出現了三個貫穿、且相互增強的變化進程放鬆管制金融監管的改變、技術創新包括信息技術與衍生性商品的創新和金融全球化這些變化正在“ 重塑金融景觀” ，因而也是金融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放鬆管制推動了金融創新，給金融從業者更大的空間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引發了金融格局的變革，使金融資本在國內以及國外流動速度加快全球化進一步深化了這種變革，對金融行業的地理性分佈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來，隨著金融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不少學者開始從更微觀的層面研究金融地理的發展。例如，dow通過對銀行業以及信貸關係的空間發展過程的研究，指出金融業的空間發展具有階段性。銀行業的市場範圍不斷擴大，從最初服務於當地社會，到銀行系統在國家間展開，出現銀行系統和其它非金融機構的競爭。隨著金融組織和機構的不斷整合，地方金融機構不斷向全國和國際性的方向發展金融業在空間上會呈現出金融活動和金融機構在少數重要金融中心的高度集中。
金融地理研究的主要議題[1]
1.金融活動的區位問題—金融中心
作為經濟地理學的核心理論之一，區位論對金融地理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金融地學者從多個角度對金融行業的區位選擇、金融業的集聚與擴散等問題進行了研究，而這些研究往往以金融中心作為主要切人點。例如，Kindleberger曾經從金融中心所提供的功能方面,給出了金融中心的一般含義金融中心不僅平衡個人儲蓄和投資的時空關係，將金融資本從儲蓄者手中傳到投資者而且也會影響不同地區間的金額和交換成本。基於Kindleberger的定義，最近的經典文獻把金融中心定義為，銀行和其它金融中介的分支及其它附屬機構在一定區域內的集中。
對於導致金融活動不斷集中的因素，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Leyshon從影響金融機構進人的主要因數角度進行分析。他認為，首要的因素是收人和階層的影響，不同的收人群體會產生不同的消費需求，促使不同的金融機構進駐。其次表現為已有的銀行分支機構及其溢出的效應。研究表明，金融業具有很強的集聚和溢出效應一個地區存在的金融機構越多，提供的服務越多樣化，這一地區越容易吸引其它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進人。第三,居民的金融素養以及當地的金融文化。比如，人們對信用卡等金融產品的依賴程度，對銀行的信賴度等。
Gehrig重點對金融中心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指出存在著影響金融中心產生的向心因素和離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規模經濟，即當地的經濟規模、已經存在的金融業規模，包括已有的銀行數，股票市場的營業額，雙邊貿易流動及外資量等指標。這一因素對於金融行業聚集至關重要。由於規模效應，金融業者相互間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從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信息溢出效應。金融機構的集中使得有效信息更容易擴散，增大了從業者間的交流，有利於新思路、新想法的產生市場的流動性。投資者往往更傾向於選擇風險小的地區，而在流動性強的市場中，單獨交易者對價格的影響比不流動的市場要小。因此，市場流動性強，相應的交易量也更多。離心因素則是指市場進人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保護等。這些因素往往造成金融業進人的壁壘，不利於金融中心的形成。比如，政府行政上的干預，投資環境不完善等。
porteous通過研究一系列強而有力的工具去說明和解釋區域金融中心的發展。比如,“ 路徑依賴”能有效地解釋為何某城市能長久地在區內維持優勢而“ 不對稱信息”理論和“ 信息腹地論”則能解釋為何“ 路徑依賴”優勢會被改變甚或削弱。zhao對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認為上述理論大體上都強調“ 信息外在性” 、“ 不對稱信息” 、“ 信息腹地”和“ 路徑依賴” ，這些實際上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力量和度量某個金融中心在區內主宰能力的重要指標。
事實上，金融中心的地理轉移與製造業的發展密切相關。例如，最早的國際金融中心是義大利的佛羅倫薩、熱那亞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但是，當世紀英國成為“ 世界工廠”時，阿姆斯特丹便被英國的倫敦所取代。雖然後來英國作為“ 世界工廠” 的地位日漸衰落，但倫敦依托歐洲大陸的經濟腹地和對全球的影響力而穩固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世紀初，美國成為“ 世界工廠” ，從而成就了紐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至80年代初，日本“ 世界工廠”地位的確立，又使東京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1974年，紐約、倫敦、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占有全球市場資本的，1986年更上升為80%。同樣，60——70年代香港製造業的發展以及80——90年代中國大陸強勁的製造產業增長，使香港成為了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當然，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有許多因素，比如政治因素、地理因素、金融制度等，但從根本上講“ 全球製造中心”是一個強勁的推動因素。
2.金融地理研究中的社會文化轉向—金融排除
90年代以來，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金融業出現了一系列重要變化，如放鬆管制、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等。這些變化給金融行業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金融業者開始對其內部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和重組。一些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出於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考慮，將一些中小城市的銀行分支機構紛紛關閉，從而造成這些相對落後地區缺少金融機構，由此產生了金融排除。這成為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金融地理研究議題。當然，金融排除的另一層含義指一部分消費者對金融產品如對信用卡等的排斥。
最初，學者們主要從銀行分支的關閉，在幾乎沒有金融服務的特別社區低收人人群的聚集，以及汽車所有權的缺少等角度，來分析金融排除對社會經濟空間產生的影響。隨著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文化與制度轉向，經濟地理學者越來越多地從社會文化和制度角度來分析實際的金融地理問題，包括金融排除。kempson和whyley曾對金融排除的直接承受者進行分析，指出居住在英國的個最貧困地區的居民，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處於金融排除，往往是兩倍的可能性叫。玩通過調查英國零售金融服務，通過其應用中不斷變化的社會和空間分層，列出金融排除的經濟和社會結果，以此闡述城鄉間不平等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排除所扮演的角色，從而揭示金融部門不同水平的社會分割很大程度是階級和收人的結果。金融排除對當地社會結構和經濟的影響也是經濟地理學者關註的重要問題。金融排除的最大影響是產生了地方貨幣系統(local currency system)。地方貨幣系統是指地方貨幣生產、供應、分配、消費的迴圈，為當地金融提供便利服務的機構。因為金融排除，而人們有存在著這種需求，因此地方貨幣系統本身具有非常廣泛的實用性。但是，由於這種地方金融系統存在著法律與道德意義上的缺陷。比如，很多的地方貨幣系統都是非正規渠道，非常規地設立起來的，而且往往會演變成地下錢莊，帶來一定的法律和社會問題。
3.貨幣地理研究
如果將銀行機構比喻為一個“ 大動脈”系統，那麼貨幣就是血液，是金融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實際上，不僅金融地理學者關心貨幣地理的研究，城市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同樣關註貨幣地理的研究。
貨幣地理研究最早起源於harvey，他出版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首次提到應該對貨幣、空間和地點之間的關係展開研究。當前，對貨幣地理的研究分為兩個派別，第一種是經濟學家眼中的貨幣地理研究。他們大多是從經濟學角度研究貨幣乃至金融，主要探討貨幣關係的空間組織形態。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創建了世界政治的最基本單元—民族一國家，從此貨幣空間逐漸被視為發行國獨立的主權範圍，即出現了所謂的貨幣地理“ 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後來隨著市場驅動，國家間競爭越來越激烈，政府管制，與市場力量重新分配，貨幣管理出現放鬆管制的趨勢，貨幣關係的空間組織也發生了變化，一國貨幣更多地在其發行國之外流通且滲透到他國的貨幣空間，貨幣空間格局不再是完全的國家地理版圖，原有的“ 威斯特伐利亞”模式被打破。學者需要在功能上重新定義貨幣地理。例如，歐元的產生及發展就是這類研究的有力例證。
第二種是地理學家、社會學家關心的貨幣空間性與地理性問題。相對於經濟學家，地理學家更多地側重於貨幣的空間性及其分佈與擴散等問題，最終落在空間問題上。這類研究的大背景是貨幣的逐漸放鬆管制。儘管貨幣是無形的，看似自由流動，但是金融業卻具有經濟地理屬性。因此地理學家多是從金融行業大環境下來考量貨幣的空間地域特性。地理學家thrift致力於金融網路的研究，將貨幣視為“ 一組網路” ，可以延伸到每一個地方的錶面。等人探究了市場代理人作為貨幣中介，以此形成的代理人網路。社會學家dodd體分析了貨幣的抽象特質，主張以貨幣網路概念來分析產生交易的社會關係網路，認為貨幣網路嵌人在社會關係網路中，信息是貨幣網路拓展的基礎。
金融地理學的應用前景[2]
Leyshan (1995)曾經指出，貨幣金融地理學已不同於往昔。這門學科越來越反映其研究對象的多樣性，猜測其未來的研究方向是十分困難的。但是 Leyshon & Thrift (2001)還是提出了研究會沿著三條主方向進行：首先，強調機構投資者的涌現，他們是金融世界的中堅力量。這些投資者擁有自己特殊的城市地理學，反過來，他們也在創造投資和排斥的新地理學。其次，更多地強調金融消費者，尤其強調其知情程度以及由此在當代金融系統中運用中介的能力。消費者有來自新技術發展的幫助，從而使其有可能更多地控制其金融生活。第三，更多地強調貨幣文化。貨幣不是抽象的工具，它是由具備多種用途、方式和代表形式的模式構成。解釋貨幣的文化意味著，貨幣地理學越來越多地同人文地理學的“文化轉折”相交叉。正如處處都有貨幣一樣，貨幣地理學也將無所不在。
金融地理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或者說學科聯盟，在分析問題時必然會用到多種方法。首先，我們可以將金融資源的分佈、流動繪製在區位地圖上，這種視圖上的直觀感受使人們更加清晰地瞭解金融資源的地理分佈及其演化，是分析問題的良好的輔助工具。其次，作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支，Yeung1993)認為，金融地理學的研究者不應再繼續完全依托已建立的所謂“科學”方法進行實證調研和數據分析，而應該採用基於過程的方法論研究框架，從而探討互補性的方法論實踐(例如追溯行為人網路、如何從多維的、偶發的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中得出理論洞見)，它不僅尋找經濟行為的微觀基礎，而且以反饋的形式，從經濟行為的多維度角度產生理論上的洞見。正如 Clark (1998)所說，“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們囿於理想化事實並局限於剔除社會生活複雜性的知識理論，那麼理論的客觀性只能是貌似可信的。”因此跨學科的研究非常重要，因為行為人網路存在的多方面維度，要求涉及歷史、地理、心理、政治、商業和社會等多方面知識。
目前進行經濟問題的分析與研究，已不再局限於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對於一些難以用傳統理論解釋的金融現象和金融難題，新的理論與方法的涌現為我們開拓了思路，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接受多種而非僅僅一種理論，將有助於對現象的理解。正如Yeung(2003)所說一個人信奉某種經濟理論並不妨礙他認識到其它理論提供的對同一問題的多種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