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籠換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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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籠換鳥策略是一種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策略。最早由廣東省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占絕舉措而提出。“籠”是對區域空間的形象化表達，“鳥”指的是產業。“騰籠換鳥”即由於土地資源、環境資源及其他資源的限制，該區域遷出或淘汰區域內低端產業，引入併發展高端產業，從而完成區域內的產業置換、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騰籠換鳥”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相當普遍，一個區域或經濟體的產業升級必然是一個“騰籠換鳥”的過程。目前，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為典型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正在經歷“騰籠換鳥”的過程。

　　“騰籠換鳥”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自然發生的產業轉移現象，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扮演一定的引導和推動的作用，但過於急迫的推進則可能使該區域面臨“產業空心化”的嚴峻問題。

　　廣東的“騰籠換鳥”，即“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政策。具體是指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廣東騰籠換鳥的核心提示

　　“騰籠換鳥”，改變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換來的是質量與效益、經濟與社會協調的增長方式，最終帶給人民群眾的是幸福安康的生活。“騰籠換鳥”如同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認識越早，決心越大，代價越小。騰籠換鳥需要“一石三鳥”：新體制牽動，新機制驅動，新產業拉動。最重要的是“倒逼機制”：有的地方水、電、資金、能源都緊缺，卻能“倒逼”著企業改變原先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經營管理方式，“倒逼”著地方政府加快轉變職能，推動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有的地方土地不足，卻能“倒逼”出向“閑置、空間、時間、管理、科技、規劃、機制、企業、置換、域外”要土地集約經營。城市的經營管理者是否有“逼迫”感，在於其見識的“早”與“遲”；而“騰籠換鳥”成功與否，在於投資強度、產出密度、效益高度和環保水平是不是有一個顯著提升。

　　廣東騰籠換鳥的積極意義

　　施行這一政策，目的是促進產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在遭受金融海嘯後的寒冬，既要保持珠三角經濟的熱度，又要帶動欠發達的東西邊緣地區的經濟發展。

　　其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優化資源配置

　　產業勞動密集的加工生產環節轉移到東西兩翼，同時引進高新技術、金融、服務等產業，這樣，在資源、勞動力、市場分額等方面都得到比較好的、合理的安排。比如，茂名新欣產業—金屬製造業就是利用了兼有能源指向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優勢發展起來的。

　　二、充分利用勞動力，擴大就業

　　中心珠三角地區人口過度密集，造成就業壓力大，交通、住房緊張；而東西兩翼卻大多是空巢老人或失業人員，以發展農業為主，經濟欠發達。因此，產業轉移對雙方是利益共存的。不僅可以緩和中心城市的壓力，而且為東西邊緣地區帶來了經濟發展的新機遇。為鄉鎮城市化、城市向衛星城市擴展的趨勢起了推動作用。

　　三、有助於提高珠三角的國際競爭力

　　積極發展電子信息、生物醫葯、光機電一體化、精細化工、環保科技、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航天技術、新能源開發技術等，有利於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群體。

　　四、有利於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贏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就拿小孩的成長來說，在農村，普遍還存在“小鬼當家”的現象，即父母外出打工，他們幾乎一年才見一次面，這樣的成長環境，眾人觀點不一，這裡不再贅述。最顯而易見的後果是父母和孩子形成了代溝。而這一政策，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可能途徑。父母不用再出遠門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

　　浙江的騰籠換鳥策略

　　經過30年的發展，浙江成為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最快、活力最強的省份之一，是全國較早地進入人均生產總值3000美元發展階段的省份之一。浙江經濟在快速奔跑了30年後的今天，突然感受到了發展中的“制約之痛”，體會到了耕地銳減、環境污染、能源困局、成本攀升等“成長中的煩惱”。浙江的決策者很清楚，這些煩惱歸根結底是浙江經濟發展增長方式粗放，產業層次不高等積弊的反映。如果不痛下決心“騰籠換鳥”，發展空間就會越來越小，就會與機遇失之交臂，這些煩惱將成為“永久的煩惱”。為此，浙江採取三大方略，實施“騰籠換鳥”：“優農業（用生態農業、精緻農業代替傳統農業）、強工業（用新型製造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興三產（靠“樓宇經濟”緩解土地壓力）。

　　2004年底召開的浙江省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浙江必須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有關專家指出，以此為標誌，浙江的產業佈局進入“騰籠換鳥”期。

　　10年間，歷屆省委、省政府始終把握一條主線：全面貫徹“八八戰略”，大力推進“騰籠換鳥”。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咬定轉型升級不動搖，堅持結構調整不放鬆，始終不偏離轉變發展方式這條主線。通過“四大國家戰略舉措”和“四大建設”，開拓了浙江發展新空間、新動力、新優勢；通過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促進了轉型升級；通過擴大有效投入、央企對接、浙商回歸，引領了結構調整。在實踐中，浙江創造和積累了許多騰籠換鳥的新鮮經驗。

　　在騰籠換鳥中，浙江經濟抒寫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故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猶如雨後春筍，在浙江大地發芽、成長；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推動浙江製造轉向浙江創造，浙江貼牌轉向浙江品牌；現代服務業方興未艾，為浙江經濟註入了新能量；“綠色浙江、美麗鄉村”建設日漸深入人心。騰籠換鳥，讓浙江經濟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浙江人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

　　浙江騰籠換鳥的事例

　　一、寧波市：換上迴圈經濟之“鳥”

　　寧波市委書記巴音朝魯認為，要把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產業所占用的資源和空間騰出來，“換上迴圈經濟之鳥”，用迴圈經濟的發展理念，推進生產生活生態聯動，從而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具體為：從寧波資源稟賦、產業特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積極推進迴圈經濟的實踐活動，爭取到2008年基本建立迴圈經濟發展模式框架。、

　　二、溫州市：讓本地“鳥”外來“鳥”比翼齊飛

　　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認為，溫州“騰籠換鳥”十分迫切。作為民營資本輸出地，溫州年初啟動了招商引資“一號工程”;作為主打傳統輕工的“溫州製造”，2005年4月又啟動了工業發展“12345”工程，鼓勵企業做強做大。溫州市的思路為：以工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破解“低小散”。破解之法為：用“12345”工程調高“存量”;用招商引資“一號工程”註入優質“增量”。

　　三、紹興市：騰出“低小散”換來“高大優”

　　紹興市委書記王永認為，重點是把紹興紡織這隻大“籠子”中產能過剩、經營粗放的企業“籠子”騰出來，發展占用資源少、創新能力強、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業，真正推動經濟發展從製造型向創造型轉變，從創業型向創新型提升。其關鍵是實施創新發展的戰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換來新的經濟結構，換來新的發展體制，換來新的增長方式。

　　世界上的的眾多城市早已完成了這個過程。以我國香港地區為例，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人均GDP只有五千美金左右，也就是工業化基本完成，後工業化開始全面進入發展序列，可這時香港已沒有更多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支撐了。而此時祖國大陸方面正值改革開放之初，所以有意無意中，香港開始了“騰籠換鳥”，將原來前店後廠式的生產方式逐漸向大陸轉移。

　　從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間，香港基本完成了第二產業置換的全過程，共向大陸轉移了5萬多家企業，留在香港的企業不足原來的10%。其中70%被轉移到“珠三角”（以東莞、深圳為主），另外30%轉移到福建等其他地區，由此開始了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的崛起，出現了廣東“四小虎”，出現了“三來一補”模式，廣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廠，但同時也成了世界垃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