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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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轉向”在西方經濟地理學中，實質上是一場關於“尺度”的“本體論”革命，它使經濟地理學從關於尺度的“空間科學”而轉向尺度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cale)。進而，有關尺度的層級、關係、過程和動力的研究，便構成了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和整個人文地理學的核心論題。“尺度的政治學”與資本主義“空間的生產”是密不可分的。

　　“尺度”一直是地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計量革命時期Haggett的“尺度問題長期困繞地理學家”的著名論斷至今仍然有效。由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過程交織於不同的空間尺度上，因而要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特別是全球化、全球—地方關係、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的危機、城市—區域結構重組等進行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地理尺度都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具有本體性質的關鍵問題^[1]。

　　與空間科學用歐氏距離定義“空間尺度”和將“空間”看作是地理過程的平臺(platform)或早期一些結構馬克思主義者將“空間”看作被動接納社會經濟活動的“容器”(container)相比，19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地理學所發生的“尺度轉向”，則強調尺度的過程、演化、動態和社會政治競爭等性質，認為地理尺度是社會建構的，它本身也是參與社會建構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組過程和一定的尺度構造是激烈的社會政治鬥爭的產物“，空間”不僅是不變的、有界的、自我封閉的、事先給定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容器”，更是社會空間實踐的競技場(arena)、腳手架(scaffolding)和層級組織(hierarchy)。

　　早在1974，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都市社會學家Lefebvre就出版了法文版《空間的生產》一書。該書力圖糾正傳統社會政治理論對於空間的簡單和錯誤的看法，認為空間不僅僅是社會關係演變的靜止的“容器”或“平臺”，相反，空間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關係的重要一環，空間是在歷史發展中產生的，並隨歷史的演變而重新結構和轉化，資本主義“土地——勞動力——資本”三位一體的空間不是抽象的，三者只有在同樣的三位一體的空間中才能夠結合起來:全球性的空間，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區域性的割裂的、分離的、不連續的空間，等級化的空間。

　　在Lefebvre看來，整個20世紀的世界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以區域國家作為社會生活基本“容器”的歷史，而空間的重組則是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全球化進程的一個核心問題。1980年代，西方經濟地理學和相關社會科學在向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激進轉向以及在對這種轉向的反思與批評中，形成了諸如“結構——行動”、“勞動空間分工”、“地方性(locality)”與“地域體”等理論以及“新區域地理學”的激烈討論，而這些討論共同分享著這樣一種認識:雖然資本主義是一種全球現象，但資本主義乃運行在彼此相互聯繫的大小不同的空間範圍里。

　　到1980年代後期，與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關註於新保守主義經濟政策實踐下的貧困、失業、逆工業化、老工業區衰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勞工地理、城市與區域的不均衡發展、都市空間等問題相對照。在西方經濟地理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一個以研究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區域經濟的復興和繁榮為中心的學術思潮迅速興起，並由此形成了前述的西方經濟地理學劇烈的制度轉向，並引發了一場有關彈性專業化、後福特主義與區域發展的激烈爭論。與此同時，全球化以無法阻擋的威力迅速進入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那些關註勞動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活動的工業地理學家則迅速將視角轉向全球化研究，並引發了一場有關“全球化”與國家、區域、地方的作用的激烈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經濟地理學的“尺度轉向”是非常明顯的。一方面，在“制度轉向”中，地方和區域空間成為研究的焦點，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秩序中區域競爭優勢的來源成為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在“關係轉向”中，全球—地方關係成為分析的焦點，全球化過程中的全球城市—區域的形成及其組成的馬賽克結構的變化動力成為分析的核心。

　　自1990年Smith提出“尺度的政治學”這一概念以來，一些“激進的”地理學家追隨Smith和Swyngedouw迅速掀起了將政治經濟理論運用於“尺度的生產”的研究工作，並將“尺度的政治學”廣泛運用於當代資本主義紛繁複雜的社會空間實踐中。

　　Brenner認為，當代人文地理學對“尺度的政治學”的理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politics of scale”中的“of”作為“單數”，這種“尺度的政治學”概念表示的是，在一個相對有界的地理區域內社會空間組織某些方面的生產、重構或競爭，這種地理區域是一種有差別的、自我封閉的、特定的地理單元，如家庭、地方、地方性、區域、國家等，往往用地方的、城市的、區域的、國家的、超國家的、全球的等範圍尺度來標記。因此，這種尺度政治學是“空間性的尺度政治學”(scalar politics of spatiality)。

　　另一類是將“politics of scale”中的“of”作為“複數”，這種“尺度的政治學”概念表示的是，在各種地理尺度之間特定的分異、排序和層級的生產、重構或競爭，它不僅包括了有差異的空間單元的生產，而且更加強調了在一個多層的、等級化的地理構架中眾多或大或小空間單元的根植性和定位(positionality)。

　　這種“尺度的政治學”是尺度重組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caling)或尺度結構化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calar structuration)，它關註於尺度的重組過程，將地理尺度理解為物質上和話語上建構社會空間差別的層級化(hierarchization)和再層級化(rehierarchization)的一種形態。

　　在當代經濟地理學轉向中，許多制度主義區域發展理論家及其“新區域主義”區域發展理論持頭一種觀點，而倡導全球化研究和“關係轉向”的關係經濟地理學家則持後一種觀點。雖然這兩種視角均關註於相互交織的地理尺度之間在組織上、戰略上、話語上和符號上變動的關係，以及尺度間轉變對每一地理尺度的表達、意義、功能和組織結構的影響，但由於前一類觀點對“地理尺度”的處理有些簡單化和錶面化，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關係轉向”的推動下走向後一類觀點。

　　“尺度轉向”在一定意義上是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的一次“本體論”革命，它對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了基於“尺度”和“空間”的獨特視角。正如Lefebvre所言“:哪裡有空間，哪裡就有存在”。通過“尺度轉向”，西方經濟地理學在關註地方的綜合、地方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的同時，進一步強調尺度生產和尺度重組過程對資本主義空間經濟動態的重要性，它使經濟地理學家既關註於全球化對地方和空間的影響，也關註於地方和空間對全球化的影響。通過不同層級的地理尺度和對尺度間相互依賴性的政治學觀察，使經濟地理學對全球化、城市與區域發展的過程和機制以及管制與治理模式有了更為深入、全面的認識，一個富有活力和創新性的“全球經濟地理學”(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已經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