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转向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尺度转向”在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尺度”的“本体论”革命，它使经济地理学从关于尺度的“空间科学”而转向尺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e)。进而，有关尺度的层级、关系、过程和动力的研究，便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整个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论题。“尺度的政治学”与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是密不可分的。

　　“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计量革命时期Haggett的“尺度问题长期困绕地理学家”的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有效。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过程交织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因而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特别是全球化、全球—地方关系、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城市—区域结构重组等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地理尺度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具有本体性质的关键问题^[1]。

　　与空间科学用欧氏距离定义“空间尺度”和将“空间”看作是地理过程的平台(platform)或早期一些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看作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container)相比，19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发生的“尺度转向”，则强调尺度的过程、演化、动态和社会政治竞争等性质，认为地理尺度是社会建构的，它本身也是参与社会建构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空间”不仅是不变的、有界的、自我封闭的、事先给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更是社会空间实践的竞技场(arena)、脚手架(scaffolding)和层级组织(hierarchy)。

　　早在1974，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都市社会学家Lefebvre就出版了法文版《空间的生产》一书。该书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资本主义“土地——劳动力——资本”三位一体的空间不是抽象的，三者只有在同样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中才能够结合起来:全球性的空间，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的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空间，等级化的空间。

　　在Lefebvre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1980年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相关社会科学在向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激进转向以及在对这种转向的反思与批评中，形成了诸如“结构——行动”、“劳动空间分工”、“地方性(locality)”与“地域体”等理论以及“新区域地理学”的激烈讨论，而这些讨论共同分享着这样一种认识:虽然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但资本主义乃运行在彼此相互联系的大小不同的空间范围里。

　　到1980年代后期，与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关注于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实践下的贫困、失业、逆工业化、老工业区衰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工地理、城市与区域的不均衡发展、都市空间等问题相对照。在西方经济地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个以研究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区域经济的复兴和繁荣为中心的学术思潮迅速兴起，并由此形成了前述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剧烈的制度转向，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弹性专业化、后福特主义与区域发展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全球化以无法阻挡的威力迅速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那些关注劳动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活动的工业地理学家则迅速将视角转向全球化研究，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全球化”与国家、区域、地方的作用的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地理学的“尺度转向”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制度转向”中，地方和区域空间成为研究的焦点，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区域竞争优势的来源成为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关系转向”中，全球—地方关系成为分析的焦点，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及其组成的马赛克结构的变化动力成为分析的核心。

　　自1990年Smith提出“尺度的政治学”这一概念以来，一些“激进的”地理学家追随Smith和Swyngedouw迅速掀起了将政治经济理论运用于“尺度的生产”的研究工作，并将“尺度的政治学”广泛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空间实践中。

　　Brenner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politics of scale”中的“of”作为“单数”，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概念表示的是，在一个相对有界的地理区域内社会空间组织某些方面的生产、重构或竞争，这种地理区域是一种有差别的、自我封闭的、特定的地理单元，如家庭、地方、地方性、区域、国家等，往往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超国家的、全球的等范围尺度来标记。因此，这种尺度政治学是“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scalar politics of spatiality)。

　　另一类是将“politics of scale”中的“of”作为“复数”，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概念表示的是，在各种地理尺度之间特定的分异、排序和层级的生产、重构或竞争，它不仅包括了有差异的空间单元的生产，而且更加强调了在一个多层的、等级化的地理构架中众多或大或小空间单元的根植性和定位(positionality)。

　　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ing)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ar structuration)，它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hierarchization)和再层级化(rehierarchization)的一种形态。

　　在当代经济地理学转向中，许多制度主义区域发展理论家及其“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理论持头一种观点，而倡导全球化研究和“关系转向”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家则持后一种观点。虽然这两种视角均关注于相互交织的地理尺度之间在组织上、战略上、话语上和符号上变动的关系，以及尺度间转变对每一地理尺度的表达、意义、功能和组织结构的影响，但由于前一类观点对“地理尺度”的处理有些简单化和表面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系转向”的推动下走向后一类观点。

　　“尺度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一次“本体论”革命，它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基于“尺度”和“空间”的独特视角。正如Lefebvre所言“: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通过“尺度转向”，西方经济地理学在关注地方的综合、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它使经济地理学家既关注于全球化对地方和空间的影响，也关注于地方和空间对全球化的影响。通过不同层级的地理尺度和对尺度间相互依赖性的政治学观察，使经济地理学对全球化、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管制与治理模式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一个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全球经济地理学”(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已经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