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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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地理学(Industri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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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工业地理学[1]
工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工业生产的分布特征、空间组织和空间活动基本规律的科学。工业地理学的基本任务是探寻各类工业部门生产活动在一定地域发展环境下的空间分布特征、演进规律以及相关要素的影响与作用,为工业生产活动的有效空间组合及合理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和规划依据。
以描述和分析各国各地区工业分布状况和演变过程为特征的工业地理学早在19 世纪末就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萌芽,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工业生产过程和工业部门的空间组织模式,包括工业布局的一般性规律、部门工业空间组织、区域工业空间组织等;②影响工业空间组织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劳动力因素、市场因素、社会因素等。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业区位的形成要素不断向前推进,从简单到复杂,从分离到融合,从外生到内生,从全球化到地方化。对工业区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深刻认识新时期产业区位的形成机制,对指导我国工业布局实践,促进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研究内容有:①工业布局的一般规律性。研究自然、经济、技术及其他社会因素在工业布局中的作用;工业的集中与分散;工业区(工业综合体)的形成与类型;工业系统的层次体系;世界工业结构与布局动态及其诸影响因素在工业变化中的作用;工业化与非工业化过程同城市化与非城市化、技术变化以及集中化与边缘化过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工业布局经济效果的衡量标准等;②部门工业布局。根据各工业部门的技术经济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研究其布局同原料、能源来源与产品消费区分布的关系,同交通网、依托城市及劳动力来源和科技中心的关系,该部门的专业性基地布局原则与发展规划;③区域工业布局
研究不同地域范围的工业综合布局,包括工业发展条件的综合评价,工业分布的演变与现状特征和工业基地、工业中心的形成,地区工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工业体系的演变趋势等。中国对工业地理学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开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工业布局的原则与方针,自然因素在工业布局中的作用,工业地域综合体,运输与工业布局的关系,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钢铁、能源、化工、轻工等部门的布局规律及其因素分析,工业与城市及工矿区形成发展的关系等。工业地理学的主要从历史观点和技术经济角度,研究工业布局的一般性规律,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及其他社会因素(如人口、文化、国防等)在工业布局中的作用和后果;研究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工业的地域组合的类型、特点和结构业的地域组合的类型、特点和结构变化规律,研究工业系统的等级体系和演变;研究衡量工业布局经济效果的标准。在部门工业布局方面,对每个工业部门根据其技术经济特点和国民经济需要,进行自然资源评价,分析原料与能源的地理分布和消费区的分布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交通运输、专业化和协作及其他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研究该工业部门的分布特点、发展方向和合理布局问题,以及研究部门的区划和类型划分问题。其中冶金、燃料动力、化工和轻工四个部门,由于原材料和燃料动力消耗较大,同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地域综合体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是研究重点。在区域工业布局方面,按照大洲、国家类型或集团、国家、国内经济区域以及行政区的范围进行区域工业布局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地区工业发展条件的综合评价;工业分布的演变和现状特征以及各级地域工业综合体的形成;地区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区际联系;地区工业结构及演变趋势。
工业地理学的理论发展[1]
工业区位论是工业布局的经典理论,其发展经历了古典区位论、新古典区位论、行为区位论、结构区位论等过程。
①古典区位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区位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 Weber。Weber 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提出最小成本理论。他认为费用最小的区位就是最佳区位,交通是影响工业布局的最重要因素,工业企业的最佳区位就是运费最小的区位。
②新古典区位论与韦伯的成本—供给学派不同,1930—1940 年代,Ohlin、Losch等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古典工业区位理论,使工业区位理论从企业层面提升到城市和区域层面。他们引入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最佳区位的思考不仅涉及交通运输成本,而且还包括收益要素,形成了由总成本曲面和总收益曲面构成的利润空间。1950 年代,美国学者Hoover、Isard[13]等人提出了对工业区位可变成本因素的综合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不仅使成本分析更为全面,同时也使工业区位理论从单个工业企业布局的研究转向城市或区域的工业布局研究。
③Pred 等提出的行为区位论以决策者为理论核心,认为企业区位是决策者经过分析决策之后的结果。传统经济区位论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都是“经济人”,但事实上由于企业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和知识,决策者最终所选择区位只能为“次最优区位”,而并非是利润最大化或费用最小化的区位。
④结构区位论认为,随着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的不断创新,企业为了更好的利用不同区位的竞争优势,通常会将生产过程片段化,不同片段将依据其功能选择最佳区位。
1990 年代,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趋势有关,其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区位论中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分散力并强调这两种“力”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理论探讨了经济活动(工业生产)的空间集聚问题。其认为工业空间集聚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报酬递增、空间集聚和路径依赖。首先,报酬递增是指经济上互相联系的产业和经济活动,由于规模经济或空间临近性而带来成本节约。其次,空间集聚主要指由于成本节约而带来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新经济地理学家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是讨论产业如何在某些区域集中分布。如Krugman 建立的动态多区域模型(RaceTrack EconomyModel)揭示了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力量区域形成沿地形约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市)。他认为制造业的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然而由于地平面并非稳定不变,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的集中布局。第三是路径依赖,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在区域聚集和城市发展中存在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初由Paul David 于1985 年提出,由Krugman 等发展完善。他们认为,某个历史偶然性将使某一区位在产业集聚方面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从而形成某种经济活动的长期积聚过程。历史偶然因素所确定的模式一旦建立,这一最初的区域或城市就有可能通过在报酬递增基础上的聚集过程得到进一步强化而进入“锁定”(Lock- in)状态。而Fujita 对路径依赖有新看法,他认为:在特定的活动发生地,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一旦空间差异定性,他们就变得具有刚性。路径依赖主要用来解释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活动。
“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工业地理学视角认为,如果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样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给予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经济活动景观的形成与演变充分理解。
文化转向学派认为经济生活是融入文化和社会的,经济过程应当被置于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理解。文化转向涵盖了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多个思想流派,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该学派在分析和理解经济活动空间差别时,高度关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性质,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双向关系。学派从劳动力分工、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制造业空间变化的机制。制度转向是指在突破对数量、空间科学二分法的计量地理、行为地理以后,在地理研究中强调制度作用的学派。制度主义学派试图阐明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在塑造经济空间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锁定”(Lock-in)机制作用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管制(Regulation) 与治理(Governance)机制。在产业区位方面,制度转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寻求识别不同制度对工业空间的影响,主要研究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经济组织的存在及演化。对区域经济及产业空间的影响是制度工业地理关注的中心问题;
②强调不同地区经济(工业)景观的研究。制度是历史的携带者,不同地区制度路径不同,导致经济或工业景观产生差异,这种差异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③制度环境(Milieu)如何促进工业区的发展,揭示技术创新和扩散的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
④研究工业空间存在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过程。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认知对地区工业发展有重要影响,文化过程是决定制度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文化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空间;
⑤研究区域经济管制。不仅要研究证实合法的经济关系,如货币管理形式、工资构架以及竞争形势,并揭示这些关系的地区制度安排,同时也研究包括地区网络、文化、传统的非正式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制形式及地区安排。
工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1]
在“文化、制度转向”的大背景下,工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视角。近年来,学界在对于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因素的探讨中引入了网络、嵌入、社会资本、学习创新、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角度,对工业空间重组、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行业竞争力增强等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社会学的网络理论被Yeung 和Malmberg 引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之中。近年来,对于公司和网络的研究显示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工业企业和企业建网络的空间重构现象。近期许多工业地理学研究都在论证网络和企业地理的关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①网络的组织形式;②企业和网络的地理集中;③网络对灵活生产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工业空间集聚和地方性生产网络的形成是网络对企业空间分布产生的最主要的两个地理结果。对此结论也有佐证,如实证研究发现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金属制造业、丹麦的家具制造业和英国的机械制造业都呈现出了有知识和技能嵌入网络之中而引发的集聚现象。
虽然本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嵌入性(Embeddedness)仍被认为是本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原因。嵌入性最早由美国学者Granovetter 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提出,现指企业的经济活动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许多本地企业、机构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地理空间内集聚并稳定发展,相同的或近似的区域社会文化因子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社会文化因子能够增强彼此信任,促进紧密合作,创造共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从而极大地减小了由机会主义带来的风险。这种在特定区域内被广泛接受的行为模式是由显性的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隐性的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共同构成,其中隐含经验类知识在创新和传播关键性资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Grabher 等在《嵌入性企业》一文中指出,企业与周围区域内的相关企业、供应商、客商、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研究机构等行为主体结成网络,这种网络深深地根植于特殊的区域社会人文环境之中。Saxenian 将硅谷的成功归功于本地网络的发展,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Harrison 也指出,本地网络的嵌入性对于产业区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区内企业的合作基础不稳固。在此过程中,经济性因素和地方公共部门的支持也对本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0 年代中期,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带来了学习与创新研究的兴起。许多学者集中讨论了学习能力、创新环境等对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是用企业所处的区域环境(Local Milieu) 差异解释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工业集聚现象以及区域专业化的模式等。研究者普遍认为,传统意义上对于“一个地区如何吸引企业”问题的探讨可以被更好的演化为如何解答“一个地区能够为企业提供怎样的区域环境,推动企业创新或学习能力的进步”。追踪分析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可归结为三个主要的学说:
①产业结构形态说。认为工业结构、专业化程度和地区相关工业的基础共同决定区域环境,从而影响企业学习创新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业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形态说对工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多以交易活动频繁的小企业集聚区,特定类型的集聚区如第三意大利,或特定的工业行业如服装或家具制造业为案例。在此基础上,Markusen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三种工业空间分布模式:包括中心—辐射型产业区、卫星型产业区和政府主导式产业集聚区。
②区域科技基础设施条件说。学说认为大学、研究所、科研机构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间学习氛围的构建,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Feldman 和Florida 认为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和地区科技资源及创新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区域建立具有外部性科技资源(如科研机构、研发部门等)对制造业企业集聚和企业间贸易网络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Hermelin 和MacPherson 的研究也表明区域科技基础设施的供给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集聚都具有推动作用。
③制度文化说。这一学说从制度、文化视角阐释学习、创新环境对企业空间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Saxenian 对美国硅谷和128 号公路地带进行比较时发现导致这两个起点、技术和市场相同的信息产业集群在1980 年代以来竞争能力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可归结于它们在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上的显著差异。硅谷因为具有集体学习、网络合作和鼓励冒险的创新文化而适应了剧烈变动的竞争环境,相反128 公路地区则因为崇尚集权和传统、鼓励稳定和自力更生的僵硬文化而急剧衰落。由此可见良性文化的氛围营造对企业集群竞争力培育尤为重要。同时,也有学者关注于对学习创新环境产生影响的其他制度因素,如习惯、信任、公众文化、民族精神和企业文化等。
工业地理学从1990 年代中期起,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主要研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生产系统对工业重组的影响。Herod 指出,学界不仅应认识到劳动力市场会对产业区位产生影响,更应充分认识到劳动力(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正在通过其行为创造和改变经济空间。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工业地理学中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①劳动力市场重组(Labour marketrestructuring) 及其对工业空间产生的影响。Ettlinger 以日本、德国和瑞典作为案例区,发现劳动力结构变化将对区域生产系统和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如新移民和女性的进入将为原本劳动力单一化的生产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法规和生产习惯需要为此而做出改变。同时,弹性生产系统也对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②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及其对工业空间的影响。在此讨论中,学者更多关注于劳动力的不均衡布局对工业空间分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Fan 以中国为例,揭示了户籍制度对移民和劳动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进一步作用于工业空间重构。Ettlingger 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为了稳定现有的工业分布情况,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不均衡现象,形成了工业空间不易被轻易改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