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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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性(Embeddedness)

　　根植性一词来源于经济社会学，其含义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机构不仅仅在地理上接近，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本地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各方面。

　　根植性是产业集群长期积累的历史属性，是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的本地化，它是支持集群生产体系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产业集群的本地根植性一经形成，就有难以复制的特性。因此，可将集群根植性分为认知根植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组织根植性(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社会根植性(social embeddedness)、制度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和地理根植性(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以下分别从这五个方面依次探讨动力机制的作用以及竞争优势的产生过程。

　　(一)认知根植性

　　集群中的认知是指有效的、有价值的和结构性的意识形态。认知根植于本地人们的经验之中，经验包括：(1)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性的地方文化(包括传统、民族风俗、行为习惯等)、信仰价值系统和道德世界观；(2)默会知识(不可言传、非规则化和非逻辑化)。前者孕育了人和企业的行为意识、经营观念特别是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地方文化中蕴涵的挑战阻力和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集体性的合作与创新关系，如享誉中外的“温州模式”造就了独特的经济文化景观，其地方根植性明显，本地网络发达，具有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适宜新产业区发育和成长的条件。后者则来自于师徒制、范例学习和投靠权威的“干中学”模式的作用。集群内长期得以传承和积累下来的默会知识，如专家诊断、行家技艺、科学、艺术创造活动等，不但铸造了集群雄厚的专业知识基础，而且以工具或媒介(含理论、技术及实践)的形式融人研究者的创意之中，可以塑造出新的知识形态。高技能的特殊劳动力群体是集群的创新基础，丰富的默会知识和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大大降低了革命性创新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带来创新优势。另外，集群内一致性的认知可以导致人与企业组织的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以及组织与集群的契合(organization-cluster fit)，很容易达成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使命感，形成协同优势。

　　(二)组织根植性

　　集群组织根植于产业整体的层面，而不偏向企业或个人，它是指本地集群的组织性质、形式和结构。集群的产业性质不同，将有不同的道路选择，如上海张江集成电路集群在形成之初定位于高科技产业，因此选择高端道路(high-road)；浙江温州、嵊州等产业集群定位于低成本的手工业，因此走低端道路(low-road)，高端道路比低端道路有显著的效率优势。从集群的部门来看，区域内生产部门、销售部门以及服务部门之间存在大量的部门劳动分工；从生产过程来看，产品的生产工序被高度分解，每一道工序分别由不同企业来完成。集群内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机制使得所有工序型企业(供应商、生产商和购买者)沿着产业价值链上下游或水平方向排列并互相依赖，加上大学、R&D和技术中心、商业服务机构、管理机构和其他服务企业如金融、保险等的联结作用，组成本地化的复杂价值链网络。本地企业或机构的质量水平是集群价值链网络的质量基础，价值链网络的结构和作用方式也决定了它的效率和能力水平，如开放的集群组织比封闭的集群组织有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灵活专业化比标准化大生产更能适应市场多变的需求；紧密联系和快速运转的价值链网络比松散的价值链网络有更高的集体效率，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机制的作用下，从而保证了较高的集群效应水平，这是非集群地区所不具有的。

　　(三)社会根植性

　　集群丰富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使集群的经济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会根植性”。社会资本是指网络(networks)、规范(norms)、信念(beliefs)、规则(rules)及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s)的总称，它是一种经济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一个地区天然拥有的，而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生成的。人与他人的连带关系为企业铺设了基本的互信关系，这样的互信关系是在一定范围的家庭、组织、社群、网络等关系所培养及共享的(温州、宁波等地的集群尤为明显)，成员在此范围内，可以依赖社会资本这一共同的基础从事不同的互动行为或集体行动，社会资本愈多，共同行动的阻力就愈小，可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基于诚信的企业网络关系是保证集群信息流通的良好机制，集群成员在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由此联结的结构影响了企业的能力表现。企业之间的情感和亲密度，以及企业的合作频率、范围和深入程度决定了集群的网络协作关系。在高水平的集群网络内，企业靠近知识资源，集群网络内技能人员的流动和新知识的传播，以及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在本地企业的应用，将产生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能，知识溢出优势和协同效应优势非常明显。

　　(四)制度根植性

　　集群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由法律规定形成，非正式制度则由社会习俗、默认的交易“游戏”规则和集体行为惯例等构成。正式制度的优势在于它具有强制性，有时比非正式制度更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通常与正式制度是互补的，它的存在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如一个道德健全的社会，法律制度的运行成本会较低。集群制度根植于本地化不同层次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结构、金融、政治和经济特征的组合。本地长期发展而来有一定“路径依赖”的集群在联合R&D、联合营销、产学联合、企业孵化、培训协议、知识产权保护等作用下，使得集群经济体系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制度根植还可以通过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服务及知识来增强集群竞争优势，良好的制度也可减少集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五)地理根植性

　　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地理集中。一般而言，企业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是资源供应是否便利，资源的稀缺性使企业向生产资料丰富的地区集聚。因此地理根植性首先表现在本地的资源禀赋上，包括土地、矿产和森林资源、旅游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与地理有联系的社会资本、人文资源、技术和信息条件等。另外，企业都比较容易在一个靠近市场、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聚集，所以地理根植性还表现在地理区位上。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地、原料地和市场地往往不会同在一处，企业要考虑三者距离最短、运费最低的区位，符合这些条件的集群无疑拥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气候条件等，也都赋予其丰富的地理根植性。必须注意的是，五种根植性是相互联结的，动力机制对根植性要素的转化是整体与整体的作用关系，所获取的也是整体的竞争优势。另外，根植程度超越一定界限后，将会带来集群的脆弱性、锁定(lock-in)、僵化、竞争压力降低和自满综合症等一系列陷阱和风险，从而导致动力机制的锁定或失效，因此在实践中要注意保持集群的开放，避免过度根植。

　　Johannisson(2001)认为：任何商业活动都反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他将根植性分了几个层次并着重研究了机构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在对组织之间的领域进行的研究表明，机构在组织间起着类似结构性根植性的作用。机构制定了交易规则来减少经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机构的影响有可能正式，也有可能非正式，而Johannisson关注的是正式机构，他发现除了商业网络外，经济机构和社会协会对企业的作用与影响也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企业所需的资源。企业网络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植于机构和协会，这些机构可以把在经营系统中离散的企业联系起来，因此如果没有机构存在，商业社会的根植性是不完整的，因为商业网络中相当数量的企业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Johannisson将根植性区分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根植性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根植性是指企业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根植性是企业通过社会经济机构间接与国家联系起来，具体结构示意见图。

　　对于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研究认为，根植性对产业集群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以积极影响为主。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它能使产业集群形成独特的、其他产业组织形式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通过使集群竞争优势长期持续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至于集群根植性形成并保持产业集群独特竞争优势的原理，理论界则有不同的看法。Granovette(1985)、Camagni(1991)等学者指出，根植性对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内部协作具有正面作用，其原因在于集群根植性有助于简化交易程序、减少交易费用。Storper(1989)指出，现时的社会网络关系复杂而广泛，基于地域根植性的集群行为主体之间的非贸易依赖性对地方企业集群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在于，它通过集群企业基于根植性的相互信任、理解和依赖，形成共同的非正式的安排来增强创新和地方才智，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协作。Harrison(1992)从创新网络的角度对集群根植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后指出，企业形成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对产业区发展极其重要，创新网络在外部连接过程中，只有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Grabher(1993)等指出，产业集群及其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和创新，是因为企业与其周围的其他经济主体结成网络，而且这种集群网络深深植根于特定区域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Uzzi(1996)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机理。他认为集群根植性具有三个特征，即信任、丰富的信息交换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这三个特征决定了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

　　①集群成员之问的信任对集群根植性关系具有治理机制的作用，它可以促进集群内难以通过市场定价和流转的资源、信息的交换，能够提高集群交易的效能及其对环境变化反应的灵敏度；

　　②集群企业及其相关机构根植于共同地域社会文化氛围，不仅使知识、技术等信息在集群内迅速扩散、传播，而且使信息可信、可解释并充满价值；

　　③根植于相同或相近地域文化传统的集群企业间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市场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快速反馈机制，使集群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快速、协调地解决问题。

　　信任、高速度高水平的信息交换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相互结合、共同作用，就能有效促进集群企业间的协调和资源共享，促进企业对集群网络中各种机会的利用，使具有根植性特征的产业集群具备竞争性市场结构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许多学者指出，由于区域网络与制度由社会构筑而且具有文化意义，而产业集群的经济行为又根植于区域网络与制度，因此，集群企业之间会形成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性。这种集群企业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融合不仅可以减少交易费用，而且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生新的生产力。

　　综合起来看，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决定了集群企业及其相关辅助、支撑机构的经济行为根植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社会网络环境，根植于共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圈内语言、交易规则等，集群企业及其相关机构之间就会产生集群特有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由于集群产业文化是集群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集群社会资本又是交易成本、监督成本的决定因素，因此，相互理解、信任、依赖和合作的集群产业文化能够有效降低集群成员的生产要素组织成本，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费用和监督成本；同时，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集群产业文化所带来的集群企业、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集群相关人员之间融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扩散和溢出，强化集群网络化创新机制，增强集群创新能力，推动集群技术、市场、组织创新。此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集群产业文化可以有效防止集群内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集群经济运行效率。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独特的经济行为根植性特点决定了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独特性，决定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难以为其他产业组织形式模仿。在持续的独特竞争优势作用下，产业集群就可以长期存在、持续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至于集群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消极影响，理论研究不多。理论界一般认为，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根植性容易导致产业集群的相对封闭型，从而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创新和发展。如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集群的根植性可能使产业集群限定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造成产业特定性要素的低流动性，使这些在特定区域内生成的特定要素在区域内呈现集聚状态，很难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形成产业集群一定程度的封闭型。封闭的社会结构会导致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功能，从而不利于产业集群发展。朱华晟(2003)认为，产业集群过度的地域根植会导致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而且可能出现锁定效应，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都会阻碍产业集群发展。

　　集群过强的区域根植性可能给集群发展带来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①技术性风险。集群根植性会促进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过度的专业化分工则可能造成企业技术的非连续性，进而引发产业集群整体的技术脆弱性。

　　②结构性风险。产业集群的经济行为根植于区域社会人文网络，在增进集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和密切协作、促进分工协作深化的同时，过度依赖集群内部协作和本地市场可能导致“锁定”效应，从而弱化集群发展能力。

　　③组织性风险。集群根植性会形成集群组织结构的稳定，过度的根植性会使集群组织结构过于稳定，从而导致集群创造力僵化。

　　④网络性风险。集群根植性会形成集群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动态分工协同机制，但集群经济行为过度根植于当地社会人文网络，则可能在强化集群协同合作机制的同时，导致集群的自我封闭，使集群竞争的压力减弱，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