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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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塔西佗陷阱是以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命名的政治理論，描述了一種不受歡迎的政府無論做什麼，無論是對是錯，都會受到憎恨的情況。

　　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的《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書中，他引用了塔西佗對不受歡迎的羅馬皇帝伽爾巴（Galba）的評論，來解釋歷史上中國王朝不斷衰落的原因：“當一個政府不受歡迎時，無論是好政策還是壞政策都對政府本身不利。^[1]

　　自中國最高領導人在2014年使用這個詞以來^[2]，這個詞在中國的新聞界和學術界越來越流行。中國官方媒體，如人民網，將“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列為中國要跨越的“三大陷阱”^[3]

　　這一概念最初來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歷史》，是塔西佗在評價一位羅馬皇帝時所說的話：“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歷史》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羅馬皇帝尼祿死後，繼任的新皇帝迦爾巴下令捕殺了一個製造叛亂的將領和一個“可能”發動叛亂的將領。而那位“可能叛亂的將領”卡皮托是在捕殺命令未達之前就已經被處決了。很多人認為卡皮托並沒有叛亂的野心，故此對迦爾巴的做法產生不滿。塔西佗因此總結到：……外界對這兩次的處決的反應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普布里烏斯·克奈里烏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約A.D.55～120年)是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繼承併發展了李維的史學傳統和成就，在羅馬史學上的地位猶如修昔底德在希臘史學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過古羅馬最高領導人——執政官，此外還先後乾過保民官、營造官、財務官、行政長官和外省總督等，他曾經這樣談論執政感受：“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的得罪人民”。這個卓越的見解後來成為西方政治學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現今也適用於經濟領域。通俗地講，可以解讀為：“當一個部門(企業)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一是歸責慣性。民眾認為政府是萬能的,當公眾利益受到損害時,都慣性的歸因於政府，認為這一切後果的都是政府的不作為造成的。

　　二是意見集合性。“老不信”現象不是個別人、少數人的意見,而是相當多的社會成員的意見集合,並且這種集合在不斷擴大,擴大到一種共識大於共識的對立面。

　　三是弱勢群體集群。弱勢群體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周圍人的目光、同情;當周圍的同情被其吸引過去後,再將其同化,使弱勢群體逐漸增大。現代社會逐漸以群體的聚合為特征,個人一旦進入群體中,他的個性便湮沒了,群體的思想占據統治地位,而群體的行為表現為無異議、情緒化和低智商。

　　四是刻板成見。心理學上的“近因效應”對這種刻板成見起推動作用,當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最近印象的好壞,併在一定時期內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直接影響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

　　五是意見極端化：在新媒體下，網路意見的表達多發自團體，志同道合的團體之間會彼此溝通討論，到統一想法，更為極端，更容易受群體極化的影響，造成不同層面的人之間缺乏交流的渠道，深陷信息繭房，意見出現後，總會逐漸走向極端化。

　　第一，畸形裂變的權力觀。權力是政府存在的初始條件，本應在政府運行中發揮良善的作用。但是如果長久以來存在的濃厚的官本位意識和畸形裂變的權力觀，帶來了政府權威及其權力合法性的危機與衰落，導致政府陷入了難以逾越的權力圍城中，使得政府公信力嚴重式微，深陷“塔西佗陷阱”。^[4]

　　第二，緊張錯位的政民關係。人民政府的政治認同觀點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應當處處為人民服務。然而，由於某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封建的傳統的濃厚的官本位和權力本位及其潛藏的身份意識仍然在發揮影響。在諸多的社會熱點事件中，提出正常利益訴求的民眾往往的不到公正的對待，政府對民眾的不信任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疊加在一起，掉入一個惡性迴圈的怪圈，最終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4]。

　　第三，信息不對稱視域下傳媒的鼓噪和誤導。傳媒的鼓噪和誤導是產生塔西佗陷阱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對於一些熱點事件，在政府沒有將真相公佈之前，社會公眾與政府處於信息不對稱的位置，傳媒對於熱點事件的解說會極大影響社會公眾的第一印象，傳媒可能會誤導社會公眾對行政行為的評價，通過影響凝聚共識，對政府施加壓力，誘發對政府公信力的“妖魔化”^[4]。

　　第四，新時代網路環境的複雜化、扁平化去、去中心化。在以微博、微信等為代表的自媒體時代，普通公民也擁有話語權，成為信息傳播的主體，這些人的社會背景和受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不同。信息在網路中傳播的成本很低，信息傳播廣泛，互聯網接收的信息量與日俱增。同時，網路的快速化使得人們對信息的求真欲降低，更加註重信息的時效性。網路空間的放大與現實時間的緊縮二者結合後，公眾輿論打破了權威話語的壟斷。一旦負面的網路輿論發酵為網路輿情，就會在極短時間內實現信息的覆蓋與集聚，導致公眾對政府部門的公信力產生懷疑，使網路輿情的引導陷入塔西佗陷阱^[4]。

　　在網路時代，“塔西佗陷阱”正隨著傳播方式的變遷成為日常社會管理中需要頻繁面對的挑戰。在新媒體領域，網民成為信息發佈的主體，如此龐雜的信息發佈主體深刻影響了輿論環境的生成，傳統媒體不再擁有絕對發言權。

　　有些事件通過網路放大，會有遠遠超出事件本身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而當這些孤立的事件在網上此起彼伏，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公眾的判斷趨向，互聯網就有可能發酵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形成“塔西佗陷阱”的輿論土壤。

　　一些公共事件由於政府部門處理不當，很可能會滑向“塔西佗陷阱”。所謂“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部門在遭遇公信力危機之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對此，政府簡單的“選擇性發佈”，不僅不能讓民眾信服，而且會讓質疑更加密集。在網路時代，這種軌跡更加明顯。若政府稍微處理不慎，或出現些許疏漏，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社會事件，都有可能落入“塔西佗陷阱”，導致政府公信的“二次危機”。

　　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如何警惕“塔西佗陷阱”?首先就是要真實。唯有真實，才能加固誠信體系，才能令民眾信服。質疑並不可怕，事實真相能經得住一切質疑。即使是謠言，在真相面前也會煙消雲散。有關部門應對公共事件時，更應該實事求是，實話實說，才能獲得公眾的信任。在網路時代，政府部門還應提高與公眾溝通的技巧與能力，逐步將信息發佈機制與網路公共輿論前臺對接，改善表達方式，拿出更誠懇、更耐心的姿態。對於事情的關鍵部分，應展示出充分的證據，並對推導過程進行詳盡的解說。在政府部門與公眾互動的過程中，信息發佈的及時性、對話姿態的主動性、調查結果的專業性，都可以為政府的公信力加分，修複此前的“信任故障”。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我們的政府部門需要變得更主動、更有智慧^[5]。

　　從另一個角度看，“塔西佗陷阱”的背面，隱含著社會管理創新的契機。很多網路事件都在推動著政府部門的自我改變。在網路時代，出現“塔西佗陷阱”的幾率增大，政府工作的優化顯得更加迫切。網路有效激發了政府部門的神經，倒逼政府部門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反應速度，拉近與民眾的距離。網路的存在，迫使政府部門變得耳聰目明、反應敏捷。^[5]

　　應對“塔西佗陷阱”的策略可包括：

　　1.掌握突發事件信息發佈的主動權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時間政府部門就應當啟動相應的媒介預警機制，迅速前往現場獲得第一手消息，迅速發佈以解除公眾的疑慮。

　　2.強化輿情預警系統

　　政府部門應當把握信息傳播的規律和機制，在事件發生之前建立全方位的輿情監測系統和預警機制，在事件發生之時密切監視網路輿情的波動和公眾的信息訴求，關註網民討論的議題變化，並充分利用網路媒體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時地公開相關信息。

　　3.信息發佈緊貼群眾需求

　　政府部門應當實時監測網民的評論態度，根據公眾的訴求設置議程，及時發佈公眾最想知道的事實真相，正視網路輿論對政府部門的倒逼作用。

　　4.化解刻板印象

　　地方政府官員應當加強自身的媒介素養，避免使用重覆無意義的官話套話，充分體恤民情瞭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眾傳達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決心，最大限度地緩解公眾面對突發事件的恐懼心理。

　　5.培養意見領袖

　　註重與網路意見領袖的關係維護以及政府“大V”的培養，協調與既有網路意見領袖的關係，使他們能夠配合政府積極回應公眾的信息訴求，從而為突發事件網路輿情的引導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