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相對於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而被廣泛應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即是以黃金為單一價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價值。官本位，是指以官為本，把做官看作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並以官職大小、官階高低來衡量人們的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官本位思想必然導致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官僚主義等的盛行。縱觀歷史和現實，官本位這一在特定歷史語境下形成的術語，其現實內涵遠比字面意思豐富。

　　以“官”的意志為轉移的利益特權、“唯上是從”的制度安排、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以是否為官和官職大小評價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官本位的形成是公共權力異化的結果。從根源和本質上看，官員手中的權力是公共的，公共性是權力最根本的屬性，權力的來源決定了官員的公僕性質，實現公民權利、保障和維護公眾利益是權力的本質。而剩餘產品的出現，尤其是在此基礎上私有財產的出現，是公共權力異化的開始，在中國曆史上，這種異化的標誌是世襲制取代禪讓制，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公共權力成為以皇權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當官員把權力變成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時，權力就蛻變為一種危害社會和公眾利益的異己的力量，這就是權力的異化。權力異化的結果。就是權與官糾結在一起，官成為權的主人，權成為官的特權。因而，官位、官階的背後是權力，官本位的本質是對權力的追逐，是權力中心、權力至上，是權本位。

　　官本位是一個在世界歷史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觀念，不過在中國曆史上，官本位思想無論在上層社會還是在民間，都較之西方國家要強烈得多。“不管哪個時代，人們如何劃分職業，結果有何不同，但有一點，所有劃分都是不謀而合，那就是無一例外地把官做在第一位。”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官本位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的集中體現。

　　農耕社會對權威的服從是官本位思想滋生繁衍的社會生活基礎

　　人類的精神生活及精神產品，都是以一定的自然環境、自然條件為基礎和前提的，是由特定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

　　權威是官本位思想生髮的基礎，如果沒有個人權威，沒有專制與獨裁，官本位便無法形成。

　　血緣宗法制度和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進一步固化了社會尊卑等級關係

　　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雖然發生過種種變遷，但由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父家長為中心、以嫡長子繼承製為基本原則的血緣宗法制度，卻根深蒂固地保留並延續下來。血．緣宗法制度完善於周代，立宗子、別嫡庶、定繼統、正尊卑、分貴賤、序世系、敬祖宗，其實質就是確立和鞏固父家長制，強調父家長在家庭中至高的權威和尊卑上下的等級秩序。同時，“家國同構”是中國古代社會獨特的社會結構，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擴展到整個社會，國是家的放大和擴充，家與國彼此相通無礙，孝與忠二者相得益彰。在家中，父一言九鼎，是權威的象徵；在國中，君是大家長，掌握著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的權力。君權與父權互為彰顯，地位與權力互為強化。由此，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和追逐，成為宗法制度所派生的社會心理之一。

　　如果說家長的地位是無法選擇的，君主的地位也是不可奢望，那麼官位、官階則既是可望也是可及的，是一個可以通過個人努力而達到的，因而做官也就成為人人心底裡的願望和目標。這樣，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與追逐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最終便表現為對官位、官階的嚮往和對官員的敬畏。

　　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為官本位思想提供了體制上的安排和制度上的保障

　　官本位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和價值取向，是通過具體的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來實現和保障的，這就是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對東西方政治文化進行比較後得出的結論是：“西方倚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政治，有世襲之天子，有忠順之百姓”。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設置維護了官員的特權，使官本位獲得了現實的體制和制度的支撐。於是，小官的Ul~NnT著大官，尖了腦袋彎了脊梁卑躬屈膝地往上爬；老百姓恨官畏官又羡慕官，也免不了常常做些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黃粱美夢。官本位思想藉著等級制度而獲得了強有力的保障。

　　與君主專制、等級特權密切相關，官本位體現為公權力的肆意擴張和非程式性的權力運作方式的泛濫，形成人治傳統。官府成為權力的中心，官員倚仗權力可以呼風喚雨，恣意妄為。官員的作用被無限突出和誇大，百姓翹首盼望的是青天大老爺的清正廉潔，國泰民安的希望被寄托在官員個人的品德修行上，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

　　官僚階層對社會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和控制，形成了憑藉官職等級控制、支配社會資源的利益驅動和價值導向

　　官本位思想還源於官府、官員對社會資源的全面控制。古代中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根深蒂固的觀念，權力無孔不人，各種資源歷來天經地義地掌握在朝廷、官府的手中。

　　官府和官員憑藉官職等級控制著社會上有限的政治、經濟資源，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和占有反過來又鞏固了其官位，“當官”與“發財”成為畸形的孿生兄弟。這種憑藉官職控制、支配社會資源的利益導向，無疑是官本位思想滋長、蔓延的催化劑，它以最現實、最具誘惑力的方式引導和強化著官本位思想向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滲透。

　　科舉制度把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社會精英階層的價值取向引導到追求功名利祿上來

　　士人為應試而浸淫於儒家經典，使儒家包括“學而優則仕”在內的整個價值觀得到全社會廣泛的認同。占據文化主導地位的統治者與民眾不約而同地以官職的大小論社會地位之高低、成就貢獻之大小，這種社會價值標準驅動著社會向官本位靠攏。與科舉做官無關的學問被視為無用之學，做官以外的追求則被視為旁門左道，做不了官的被視為不得志，做官成為出人頭地的“華山一條道”，官本位思想的泛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中國傳統文化對禮治的尊崇為官本位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石，並通過教化使官本位思想獲得了整個社會的一致認同

　　重視“禮”的人倫建構和社會關係調適作用，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的一個重要特征。制度是外在的，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體系往往比外在的制度具有更恆久更頑強的生命力。官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延續數千年之久，與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核心的禮治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是分不開的。

　　對禮的過分尊崇，導致對既定社會、政治秩序的固執。官僚階層在社會各階層中恆居最高位置，官貴民賤的觀念得到了整個社會的一致認同，並逐漸凝結、內化為國民心理。整個社會以官為尊，以官為貴，官不論大小都是“老爺”，老百姓不論長幼都是“草民”，高下貴賤觀念的深入人心，“父母官”與“子民”的角色對照，使得黎民百姓具有極大的寬容心和忍耐力，即使官員飛揚跋扈、作威作福，黎民百姓也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除非被逼上絕路才會揭竿而起。

　　“官本位”意識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維護和服務於官僚集權體制。“官本位”意識不但與科學發展觀相背離，與以人為本相對立，而且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南轅北轍，是對黨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現實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礙改革創新，制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也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政府公信力，動搖黨的執政基礎。

　　“官本位”阻礙改革創新。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看中的是能夠給自己帶來種種好處的權力，牽掛的是高高在上的職位，他們不願意因為改革創新使他們受益的體制和權力動搖，總是想方設法阻撓改革創新的進行。由於以官為榮，大量的科技人才放棄自己的專業特長，投奔官場，造成企事業單位、生產第一線人才不足，而機關疊床架屋，人浮於事，人才大量閑置浪費，無人改革創新；由於以官為上，官大一級壓死人，人人唯上是聽，唯官是從，民主氣氛淡薄，人人循規蹈矩，遵守官場習俗，唯上、唯書氣息濃厚，不敢改革創新；由於以官為本，一切行為圍繞官級晉升轉，必然導致社會浮躁，追逐官位名利，無法沉下心幹事創業，嚴重抑制了人們創業創新的積極性。

　　“官本位”制約科學發展。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把“當官”作為價值追求，幹事創業不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為了一己之私的“烏紗帽”，在這樣的思想意識支配下，追求政績難免陷入誤區。有的重近輕遠，註重多出政績、快出政績，對長遠發展缺乏統籌謀劃；有的重表輕里，習慣於做錶面文章，對一些實質性的問題不夠重視；有的重顯輕“潛”，熱衷於乾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忽視短時間內無法顯現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輕人，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較少顧及人民群眾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有的重局部輕全局，只從局部利益出發，不從全局考慮問題，甚至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犧牲全局利益，等等，這都是“官本位”意識的具體體現。在這些情況下，上一屆的“政績”就會成為後幾屆的包袱，“政績”變成“政疾”，必然會對發展帶來無窮後患。

　　“官本位”損害群眾利益。“官本位”意識的要害，就是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不負責任，對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負責任，只對自己或小團體負責。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想升官的目的，無非是隨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權勢的提高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不能正確履行職責或不履行職責，甚至濫用權力，從而會給社會、群眾和國家帶來極為嚴重的危害。現實中,一些黨員幹部當官只為求升遷，為撈取“政績”不惜損害群眾利益；當官只想做老爺，對群眾的冷暖疾苦漠不關心；當官只管謀私利，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當官只圖享清閑，不瞭解群眾願望，不願做、不敢做、不會做群眾工作，等等,都是執政為民的意識不強，“官本位”意識在從政行為中的現實表現。

　　“官本位”助長用人腐敗。“官本位”作為以官為本、以權為綱、以仕途為個人事業選擇導向的一種意識和價值取向，強調的是一切服從於官級地位、一切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價值追求和評判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而且當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眾難以企及的特權。正因為“官本位”有這麼多的功能，在一定社會層面形成了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著強勁的買方市場，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盛行。一些幹部本身不夠資格條件，卻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花錢買官；有的是想為“仕途”加砝碼，通過買官走“捷徑”；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會吃虧，加入了買官行列。買官者雖情況各異，但都是企圖以錢換權，謀取更大的私利。這些人一旦得逞，就會反過來以權換錢、“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們為民謀利？

　　官本位與"商本位"、"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觀念。要形成"商本位"、"民本位"觀念，就提倡創富意識，建設重商環境。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理念，明確界定了"以人為本"的科學含義，從而實現了我們黨在人與社會發展問題認識上的重大理論突破。眾所周知，把作為創造中國社會歷史的主體力量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科學發展觀以"堅持以人為本"為核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振興的目的是富民。要解決好振興"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不能為調整而調整，為振興而振興，真正把以人為本作為振興戰略的核心思想，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註意關註各利益群體、各階層的呼聲和要求，使人民群眾在經濟振興中得到實惠。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強化市場機制建設。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內地的落後不僅GDP和財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體制的落後，是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體系的不完善，是國有企業的"過度"和民營經濟的不發育。經濟要振興，要改製在先，消除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體制性障礙，增強調整改造的內在動力，這是實現振興的關鍵和前提。要在堅持主要依靠市場機制條件下，正確發揮政府作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政府職能必須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運行機制要從直接參与經濟活動向巨集觀管理轉變，從行政手段為主向法律和經濟手段為主轉變，從政府配置社會資源為主向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為主轉變。建設新型產業基地，培植支柱產業，其立足點都是市場需求。如果無原則地人為地"做大做強"，則會形成無效投資，甚至成為企業的包袱和政府的債務。所以，政府也要講"退出"，要從經營活動中擺脫出來，不與民爭利，放水養魚，給各種市場主體以經營自由。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樹立強烈的創業意識和創富意識。內地要振興，行動起來的不僅僅是政府，廣大人民群眾更要積極動起來。可以說，老百姓的參與程度，是能不能振興的重要標誌。公民要振奮起來，就是要樹立強烈的創富意識、崇富思想、經商意識、創業激情，是創富意識的前提。在商業社會，一個人的價值要看你對社會的貢獻有多大。一個正常的人，不能為社會、為他人做出貢獻，而只是從社會、從他人索取，那麼這個人對社會就是一個負擔，自己應該感到恥辱。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發財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當大老闆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會弘揚創業的精神，倡導富民為本的理念，宣傳投資為榮的觀念，著力形成創富的價值導向，最大限度地引發老百姓內心的創富欲望和激情，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成為活躍的經濟細胞，讓沉澱著的民間資本成為振興的源泉。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創業的氛圍、創富的環境。堅決破除官本位意識，必須牢固樹立服務意識。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民眾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的服務對於企業、對於民眾不是恩賜，是本位，是天職，是幹部具有現代素質的表現。現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種服務的理念。要尊重、培養、關心、愛護市場主體和納稅人。要正確處理好強勢與弱勢、有為與無為、管與放、給與取的關係，積極培植創業環境，特別是要放開手腳，放低門檻，放活要素，開渠放水。同時，在群眾創業意識還不強烈的情況下，要多宣傳那些帶頭致富的能手，同時培植下崗職工積極創業，解決好老百姓想富、會富的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讓它們成為經濟振興的生力軍，在創富中起到領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來，民營企業都活躍起來，社會財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來，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來，官本位才會從根本上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