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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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塔西佗陷阱是以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命名的政治理论，描述了一种不受欢迎的政府无论做什么，无论是对是错，都会受到憎恨的情况。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书中，他引用了塔西佗对不受欢迎的罗马皇帝伽尔巴（Galba）的评论，来解释历史上中国王朝不断衰落的原因：“当一个政府不受欢迎时，无论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都对政府本身不利。^[1]

　　自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4年使用这个词以来^[2]，这个词在中国的新闻界和学术界越来越流行。中国官方媒体，如人民网，将“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列为中国要跨越的“三大陷阱”^[3]

　　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继任的新皇帝迦尔巴下令捕杀了一个制造叛乱的将领和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而那位“可能叛乱的将领”卡皮托是在捕杀命令未达之前就已经被处决了。很多人认为卡皮托并没有叛乱的野心，故此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不满。塔西佗因此总结到：……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干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现今也适用于经济领域。通俗地讲，可以解读为：“当一个部门(企业)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一是归责惯性。民众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当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时,都惯性的归因于政府，认为这一切后果的都是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

　　二是意见集合性。“老不信”现象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而是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意见集合,并且这种集合在不断扩大,扩大到一种共识大于共识的对立面。

　　三是弱势群体集群。弱势群体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同情;当周围的同情被其吸引过去后,再将其同化,使弱势群体逐渐增大。现代社会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四是刻板成见。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对这种刻板成见起推动作用,当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最近印象的好坏,并在一定时期内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直接影响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五是意见极端化：在新媒体下，网络意见的表达多发自团体，志同道合的团体之间会彼此沟通讨论，到统一想法，更为极端，更容易受群体极化的影响，造成不同层面的人之间缺乏交流的渠道，深陷信息茧房，意见出现后，总会逐渐走向极端化。

　　第一，畸形裂变的权力观。权力是政府存在的初始条件，本应在政府运行中发挥良善的作用。但是如果长久以来存在的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和畸形裂变的权力观，带来了政府权威及其权力合法性的危机与衰落，导致政府陷入了难以逾越的权力围城中，使得政府公信力严重式微，深陷“塔西佗陷阱”。^[4]

　　第二，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人民政府的政治认同观点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应当处处为人民服务。然而，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封建的传统的浓厚的官本位和权力本位及其潜藏的身份意识仍然在发挥影响。在诸多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提出正常利益诉求的民众往往的不到公正的对待，政府对民众的不信任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叠加在一起，掉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终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4]。

　　第三，信息不对称视域下传媒的鼓噪和误导。传媒的鼓噪和误导是产生塔西佗陷阱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一些热点事件，在政府没有将真相公布之前，社会公众与政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位置，传媒对于热点事件的解说会极大影响社会公众的第一印象，传媒可能会误导社会公众对行政行为的评价，通过影响凝聚共识，对政府施加压力，诱发对政府公信力的“妖魔化”^[4]。

　　第四，新时代网络环境的复杂化、扁平化去、去中心化。在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普通公民也拥有话语权，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这些人的社会背景和受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不同。信息在网络中传播的成本很低，信息传播广泛，互联网接收的信息量与日俱增。同时，网络的快速化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求真欲降低，更加注重信息的时效性。网络空间的放大与现实时间的紧缩二者结合后，公众舆论打破了权威话语的垄断。一旦负面的网络舆论发酵为网络舆情，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覆盖与集聚，导致公众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使网络舆情的引导陷入塔西佗陷阱^[4]。

　　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在新媒体领域，网民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如此庞杂的信息发布主体深刻影响了舆论环境的生成，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

　　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会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当这些孤立的事件在网上此起彼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的判断趋向，互联网就有可能发酵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形成“塔西佗陷阱”的舆论土壤。

　　一些公共事件由于政府部门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滑向“塔西佗陷阱”。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部门在遭遇公信力危机之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此，政府简单的“选择性发布”，不仅不能让民众信服，而且会让质疑更加密集。在网络时代，这种轨迹更加明显。若政府稍微处理不慎，或出现些许疏漏，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社会事件，都有可能落入“塔西佗陷阱”，导致政府公信的“二次危机”。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如何警惕“塔西佗陷阱”?首先就是要真实。唯有真实，才能加固诚信体系，才能令民众信服。质疑并不可怕，事实真相能经得住一切质疑。即使是谣言，在真相面前也会烟消云散。有关部门应对公共事件时，更应该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在网络时代，政府部门还应提高与公众沟通的技巧与能力，逐步将信息发布机制与网络公共舆论前台对接，改善表达方式，拿出更诚恳、更耐心的姿态。对于事情的关键部分，应展示出充分的证据，并对推导过程进行详尽的解说。在政府部门与公众互动的过程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对话姿态的主动性、调查结果的专业性，都可以为政府的公信力加分，修复此前的“信任故障”。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我们的政府部门需要变得更主动、更有智慧^[5]。

　　从另一个角度看，“塔西佗陷阱”的背面，隐含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契机。很多网络事件都在推动着政府部门的自我改变。在网络时代，出现“塔西佗陷阱”的几率增大，政府工作的优化显得更加迫切。网络有效激发了政府部门的神经，倒逼政府部门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反应速度，拉近与民众的距离。网络的存在，迫使政府部门变得耳聪目明、反应敏捷。^[5]

　　应对“塔西佗陷阱”的策略可包括：

　　1.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政府部门就应当启动相应的媒介预警机制，迅速前往现场获得第一手消息，迅速发布以解除公众的疑虑。

　　2.强化舆情预警系统

　　政府部门应当把握信息传播的规律和机制，在事件发生之前建立全方位的舆情监测系统和预警机制，在事件发生之时密切监视网络舆情的波动和公众的信息诉求，关注网民讨论的议题变化，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时地公开相关信息。

　　3.信息发布紧贴群众需求

　　政府部门应当实时监测网民的评论态度，根据公众的诉求设置议程，及时发布公众最想知道的事实真相，正视网络舆论对政府部门的倒逼作用。

　　4.化解刻板印象

　　地方政府官员应当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避免使用重复无意义的官话套话，充分体恤民情了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众传达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决心，最大限度地缓解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恐惧心理。

　　5.培养意见领袖

　　注重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维护以及政府“大V”的培养，协调与既有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使他们能够配合政府积极回应公众的信息诉求，从而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