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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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利益(Pu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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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亦称“社会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它指的是与个体利益相对应的全体社会公众的利益或公共利益。如社会进行生产再生产的条件,人们公共生活的福利事业,发展精神文明的条件等。

  另一种含义是指与政府或官方相对应的民众的总称。它是一个非集合概念,可以有公众个体。在这种含义上,公众利益指的是与国家、政府利益相区别的民众的利益,或称为群众利益。 公众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会计学中,公众利益的含义是指接受会计职业服务的公民的利益总和。

公众利益的特征

  公众利益包含了全面、多元、独立、平等、不迎合等五大原则。如果其中有一条原则被违反,就意味着公众的利益被侵害。随着新闻娱乐化现象而出现的问题是:大众传媒的责任感被忽视,严肃的新闻原则遭到了商业逻辑的践踏,公众利益也受到市场规则的威胁,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

公众利益的标准

标准一:社会整体的成本

  效益考虑标准一提出在评价公众利益时要考虑结果的正面和负面性,或者说社会整体的成本效益。成本效益分析是指对项措施、政策或决策条件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后果进行评估的过程,通过评估衡量所产生的正面后果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大于负面后果,可以做定量也可以做定性的分析。从定量角度来看,成本和效益可以使用数字来衡量,例如使用货币、人员伤亡比率或雨林退化面积等。从定性角度看,成本和效益可以通过各娄观点和判断来衡量,这些观点和判断通常通过访谈和调研获得。例如,当我们匡算某一项大型投资项目的成本时,我们是无法就项目对人员道德的影响予以量化衡量的。因此,在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对难以量化的事物进行分析时,需要配台使用其他判断标准。由于私人机构旨在追求利润和资本效益最大化,从全社会角度进行项目和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很重要的。某一项目可能对公司而言有净利润,但对全社会而言却为净成本。从公众利益角度而言,成本效益分析指的是对全社会而言,而非对企业自身而言。成本效益分析评价的是一项政策、措施、市场环境给公众带来的益处是否大于害处。此外,成本效益分析要通过一些事后检查或程序来评估政策或措施的有效果。这主要是为了评估政策或措施是否实现了预期目的,以及成本和效益是否得以准确的衡量。事后检查还可以提供可进一步提升效果的政策或措施。最终,成本效益分析和事后检查两种方法的应用比重需要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做出选择。通常成本效益分析的使用还受到时间、人手和其他资源情况的限制。

标准二:遵循民主原则和程序

  标准二要求按照过程评价公众利益.要求考虑政策制定、管理以及决策和措施应用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民主原则。对会计职业而言.这类决策和措施包括与法规制定、监管和遵循体系以及准则制定等相关的决策和措施。任何致力于保护或便利公众利益的公众机构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和程序。这些原则和程序包括:

  1.应循程序。指准确、一贯的遵守管理和操作方面的既有程序。应循程序为类似的事项提供了一幅蓝图,使公众可以了解受托履行公众权力者如何履行其职责。这反过来为公众受托责任的履行提供了一种重要机制

  2.独立性。所有个人和监管机构、或公众利益监督机构应当独立于特定利益团体或社会力量,以防止对公众利益产生负面影响。这类团体的中立性体现在其组建、人员构成、应循程序、经费保障等各个方面。所有个人也应当相对于个人利益保持独立。

  3.决策制定的公允和平衡。所有的监管机构、准则制定机构和公众利益监督机构除了需要机构独立,还需要确保其人员组成能够平衡地代表各方面利益相关者或公众的利益。要通过预定好的坐席分配来确保人员组成的平衡。坐席分配要考虑诸如职业、性别或地域等因素,要考虑技术和非技术代表之间的平衡,后者代表着更广泛公众的参与。

  4.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步骤要求政策制定要吸纳更多角度的意见和更广范围的专家参与。这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的方法要更加透明。

  5.公众受托责任机制。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公众组织履行了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所委托的责任。这包括透明度和公众监督等方面的要求。透明度是指让公众可以接触到诸如会议记录、投票记录和财务报表等方面的资料。公众监督是一种制衡方式,指由某一机构对另一机构的应循程序、独立性和业绩进行监督。 社会各个层面的个人和团体而言,树立对会计职业的信心对于确保市场的有效性和监管机制的合理性意义重大。合理性要通过建立规则和治理程序实现。此外,还要由被授予按照社会价值的要求恰当地行使权力的人来实现。这样,通过将民主原则作为公众利益标准之一,公众对会计职业的合理性和信心将得到保护。

标准三:尊重文化和道德差异

  标准三要求在评价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时要考虑到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差异,特别是在面临国际化环境时更是如此。不同社会的文化和道德要求是不同的,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公众利益的解释要建立在统一的价值观之上。文化和道德体系会影响社会对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成本效益的判断。它们还决定着社会如何进行政策制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民主原则和程序。这些差异包括:

  (1)历史力量的角色和历史力量如何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贸易关系和地域经济合作。

  (2)法律、政区之间的差异,例如习惯法民法和伊斯兰法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形成一些观念,如如何制定和解释法律,如伺制定政策以及法院和其他政府机构多大程度上相互独立。

  (3)政治权利、个人和经济自由等社会观念的差异。

  (4)道德和地域风俗影响法律和商业体系的程度的差异。

  (5)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资源限制使得执业监管不能满足其他更多的社会要求。此外,为了拓展会计服务的全球市场,会计职业相关机构,如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准则制定机构和职业团体,必须考虑公众利益的不同解释,并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程序的一部分。标准三主要考虑了隐藏于会计职业相关机构背后的文化因素。无论是国际化机构还是本土机构都有可能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不同会计职业机构所出台政策的协调与否,要看不同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或维护了类似的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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