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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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是指以官为本，把做官看作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并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官本位思想必然导致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官僚主义等的盛行。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官本位的形成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从根源和本质上看，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公共的，公共性是权力最根本的属性，权力的来源决定了官员的公仆性质，实现公民权利、保障和维护公众利益是权力的本质。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开始，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异化的标志是世袭制取代禅让制，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公共权力成为以皇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当官员把权力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时，权力就蜕变为一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的异化。权力异化的结果。就是权与官纠结在一起，官成为权的主人，权成为官的特权。因而，官位、官阶的背后是权力，官本位的本质是对权力的追逐，是权力中心、权力至上，是权本位。

　　官本位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官本位思想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民间，都较之西方国家要强烈得多。“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做在第一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集中体现。

　　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是官本位思想滋生繁衍的社会生活基础

　　人类的精神生活及精神产品，都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权威是官本位思想生发的基础，如果没有个人权威，没有专制与独裁，官本位便无法形成。

　　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尊卑等级关系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虽然发生过种种变迁，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血缘宗法制度，却根深蒂固地保留并延续下来。血．缘宗法制度完善于周代，立宗子、别嫡庶、定继统、正尊卑、分贵贱、序世系、敬祖宗，其实质就是确立和巩固父家长制，强调父家长在家庭中至高的权威和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同时，“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国是家的放大和扩充，家与国彼此相通无碍，孝与忠二者相得益彰。在家中，父一言九鼎，是权威的象征；在国中，君是大家长，掌握着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君权与父权互为彰显，地位与权力互为强化。由此，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和追逐，成为宗法制度所派生的社会心理之一。

　　如果说家长的地位是无法选择的，君主的地位也是不可奢望，那么官位、官阶则既是可望也是可及的，是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达到的，因而做官也就成为人人心底里的愿望和目标。这样，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与追逐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最终便表现为对官位、官阶的向往和对官员的敬畏。

　　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官本位思想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制度上的保障

　　官本位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是通过具体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和保障的，这就是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对东西方政治文化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倚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设置维护了官员的特权，使官本位获得了现实的体制和制度的支撑。于是，小官的Ul~NnT着大官，尖了脑袋弯了脊梁卑躬屈膝地往上爬；老百姓恨官畏官又羡慕官，也免不了常常做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黄粱美梦。官本位思想借着等级制度而获得了强有力的保障。

　　与君主专制、等级特权密切相关，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和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形成人治传统。官府成为权力的中心，官员倚仗权力可以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官员的作用被无限突出和夸大，百姓翘首盼望的是青天大老爷的清正廉洁，国泰民安的希望被寄托在官员个人的品德修行上，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

　　官僚阶层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形成了凭借官职等级控制、支配社会资源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导向

　　官本位思想还源于官府、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古代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权力无孔不人，各种资源历来天经地义地掌握在朝廷、官府的手中。

　　官府和官员凭借官职等级控制着社会上有限的政治、经济资源，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占有反过来又巩固了其官位，“当官”与“发财”成为畸形的孪生兄弟。这种凭借官职控制、支配社会资源的利益导向，无疑是官本位思想滋长、蔓延的催化剂，它以最现实、最具诱惑力的方式引导和强化着官本位思想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渗透。

　　科举制度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引导到追求功名利禄上来

　　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使儒家包括“学而优则仕”在内的整个价值观得到全社会广泛的认同。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统治者与民众不约而同地以官职的大小论社会地位之高低、成就贡献之大小，这种社会价值标准驱动着社会向官本位靠拢。与科举做官无关的学问被视为无用之学，做官以外的追求则被视为旁门左道，做不了官的被视为不得志，做官成为出人头地的“华山一条道”，官本位思想的泛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礼治的尊崇为官本位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并通过教化使官本位思想获得了整个社会的一致认同

　　重视“礼”的人伦建构和社会关系调适作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制度是外在的，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往往比外在的制度具有更恒久更顽强的生命力。官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延续数千年之久，与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核心的礼治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

　　对礼的过分尊崇，导致对既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固执。官僚阶层在社会各阶层中恒居最高位置，官贵民贱的观念得到了整个社会的一致认同，并逐渐凝结、内化为国民心理。整个社会以官为尊，以官为贵，官不论大小都是“老爷”，老百姓不论长幼都是“草民”，高下贵贱观念的深入人心，“父母官”与“子民”的角色对照，使得黎民百姓具有极大的宽容心和忍耐力，即使官员飞扬跋扈、作威作福，黎民百姓也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除非被逼上绝路才会揭竿而起。

　　“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官本位”意识不但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而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南辕北辙，是对党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现实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碍改革创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官本位”阻碍改革创新。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大量的科技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企事业单位、生产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必然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官本位”损害群众利益。“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官本位与"商本位"、"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观念。要形成"商本位"、"民本位"观念，就提倡创富意识，建设重商环境。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明确界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从而实现了我们党在人与社会发展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众所周知，把作为创造中国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科学发展观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振兴的目的是富民。要解决好振兴"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不能为调整而调整，为振兴而振兴，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振兴战略的核心思想，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注意关注各利益群体、各阶层的呼声和要求，使人民群众在经济振兴中得到实惠。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强化市场机制建设。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内地的落后不仅GDP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国有企业的"过度"和民营经济的不发育。经济要振兴，要改制在先，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障碍，增强调整改造的内在动力，这是实现振兴的关键和前提。要在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条件下，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运行机制要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宏观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政府配置社会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培植支柱产业，其立足点都是市场需求。如果无原则地人为地"做大做强"，则会形成无效投资，甚至成为企业的包袱和政府的债务。所以，政府也要讲"退出"，要从经营活动中摆脱出来，不与民争利，放水养鱼，给各种市场主体以经营自由。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树立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富意识。内地要振兴，行动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广大人民群众更要积极动起来。可以说，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能不能振兴的重要标志。公民要振奋起来，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创富意识、崇富思想、经商意识、创业激情，是创富意识的前提。在商业社会，一个人的价值要看你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一个正常的人，不能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而只是从社会、从他人索取，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就是一个负担，自己应该感到耻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发财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当大老板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会弘扬创业的精神，倡导富民为本的理念，宣传投资为荣的观念，着力形成创富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引发老百姓内心的创富欲望和激情，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活跃的经济细胞，让沉淀着的民间资本成为振兴的源泉。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创业的氛围、创富的环境。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民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的服务对于企业、对于民众不是恩赐，是本位，是天职，是干部具有现代素质的表现。现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种服务的理念。要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和纳税人。要正确处理好强势与弱势、有为与无为、管与放、给与取的关系，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同时，在群众创业意识还不强烈的情况下，要多宣传那些带头致富的能手，同时培植下岗职工积极创业，解决好老百姓想富、会富的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它们成为经济振兴的生力军，在创富中起到领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来，民营企业都活跃起来，社会财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来，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官本位才会从根本上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