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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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租”（rentseeking）一詞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教授Ann O.Krueger首先提出的，但有關尋租理論和分析尋租的方法是由公共選擇理論的開創者G.Tullock教授提出的。著名國際貿易問題專家Bhagwati堅持使用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簡稱DUP活動）來涵蓋並取代尋租概念。按照DUP活動的定義，尋租活動不僅包括諸如搶劫、偷竊和戰爭等非法的或不人道的活動，同時還包括“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從而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大於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

　　尋租理論被用於解釋我國會計問題始於2000年，目前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表現在：

　　（1）“會計尋租”這一術語已被提出並被作出初步解釋和運用；

　　（2）關於國內會計準則制定權的尋租活動已受到重視；

　　（3）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這一尋租活動已被註意到；

　　（4）我國會計尋租產生的原因之一——“雙軌制”被作一初步分析；

　　（5）美國會計準則制定權變遷中的尋租活動得到我國學者的重視和借鑒。

　　但現有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1）關於會計尋租的定義未被準確界定；

　　（2）國內會計實務界會計尋租活動的原因和行為表現及規律未被系統研究：

　　（3）西方發達國家在積极參与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制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過程中為爭取其集團利益而進行的各種政治活動和制定權的博弈並未被納入到會計尋租的研究範圍之中。

　　會計尋租定義為：在社會總財富水平和企業真實業績（即經濟收益）並未改變的前提下，通過改變會計信息（即財務報告收益數字）來進行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和資源的不恰當配置，從而對其他社會主體利益造成損害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根據該定義，會計政策選擇、盈餘管理、準則制定權的爭奪等都可以概括在會計尋租這一範疇之下，會計尋租較之具有更強的概括力和解釋力，因此對會計尋租問題進行研究將能更好地指導會計實務。

　　（一）國內會計尋租原因分析

　　1.制度基礎：導致租金和管制的雙重存在

　　賀衛博士曾總結道：尋租活動是在從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兩個極端向混合經濟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出現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租金的存在是因為政府介入市場，我國轉型經濟中租金的存在是因為市場開始形成，政府尚未退出。表現在會計尋租活動中，其原因主要有：

　　（1）我國市場機制仍處於培育和發展階段，有序公平的市場競爭還未形成，由此公允價值等與完善的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會計計量手段在我國的使用仍面臨困境，公允價值無法取得，執行按公允價值規範的會計準則時勢必出現估計、判斷等行為，客觀上為會計尋租活動創造了條件。

　　（2）我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規範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而逐步放開的經濟中出現的大量新業務、新情況和新問題未能完全納入現有會計規範的範圍，這更為會計尋租提供了“邊際性”空間。例如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跨國上市公司應遵循的會計規範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3）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雙軌運行導致了有租可尋。“雙軌制”的存在意味著其適用對象上存在差異，這對那些混合性質的企業集團或跨行業的企業利用會計規範的差異所形成的政策空間進行尋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

　　（4）人為限制的上市資格和配股資格等證券市場各種不甚完善的監管規定創造了經典的上市公司會計尋租活動，如IPO現象、10%現象等。“如果在一種制度中，人為地限制供給，人為地讓價格提高到市場出清價格水平以上，那麼，獲得這些權利來從事這種活動的人就可以獲得租金。政府頒發的許可證、配額、執照、授權書、批文、特許經營證等，其中每一項都有政府創造的人為的稀缺。這種稀缺創造出潛在的租金，由此引起尋租活動。”

　　2.證券市場差額

　　上市公司會計尋租的特別根源上市公司會計尋租的主要原因是證券市場差額的客觀存在。本文所指的證券市場差額由下列公式計算，亦即市盈率指標表示的內涵。

　　證券市場差額=股票市值之和-公司真實的經營業績之和=Σ（每股市價*上市交易量）-Σ（每股收益*流通股份數）

　　未來某一特定時期上市公司所創造的新增財富應等於股票市值超過上市公司當前期真實業績所形成的差額，即投資者願意以超過上市公司真實業績的市值投資，是看好了上市公司未來所創造的符合其期望報酬率的新增社會財富。或者說，投資者之所以願意以高於公司真實收益的市價投入資金，是因為上市公司未來的投資回報。但是每個企業創造新增社會財富與其在股市上所得到的市值超過其真實業績的差額並不一定匹配，也就是說證券市場上的資源配置並不一定是公平的。創造出較高社會財富的上市公司並不一定能得到較高的市值超過其真實業績的差額。

　　給定一定時期證券市場總差額不變，每個上市公司所分到的差額是可以變化的，假定每個上市公司都有得到更多差額的動機亦即使其公司價值最大化，並且股票市值決定了可得差額的大小，而上市公司在證券市場上披露的業績決定了其公司股票市值，則上市公司有儘量往好的方面披露其業績的動機。根據有效證券市場理論，如果股市有效，市值的高低決定於上市公司披露的業績即財務報告收益。假定上市公司業績的披露以年報披露來代替，在上市公司真實業績一定的情況下，年報所披露業績的好壞完全由管理人員決定，則為了尋求更大的市值，管理人員披露的業績有往有利於市值提高方面傾斜的必然趨勢，這便是上市公司尋租或管理者尋租。

　　3.民主化進程：促進尋租規模擴大

　　雷光勇等認為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民主化進程日益加快為會計尋租活動準備了積極的、活的因素。尋租規模受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程度的影響。我國會計規範制定過程中評論、意見日益增多，社會公眾對會計信息質量及其使用效果更加關心。儘管政治活動受“逃票乘車”現象的困擾，但其財富轉移的易得性仍將吸引很多人參與其中。可以預見，人們關註會計信息質量、關註其運行制定過程的“充分性”、公平性的積極性越來越高，會計尋租活動也將越來越普遍。

　　（二）國際會計尋租原因分析

　　1.利益驅動：租金的客觀存在性及誘惑性

　　會計國際協調的動力是經濟利益，各國可以通過會計的國際協調改善投、融資環境，提升國家和地區的形象，提高國際資本市場的效率，然而，各國間的會計差異卻創造了潛在的租金。Chen、Gul和Su以滬市B股公司1995到1997年的財務報告和披露實務為對象，分析了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及其導致的“盈餘高估”或“盈餘低估”問題，研究表明，按照中國會計準則報告的凈利潤平均要高出20%-30%，按IAS調整後，15%的公司由盈利轉為虧損。由於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後果，影響相關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在會計國際協調中，在社會總財富不變的前提下，一部分利益集團將因會計準則而受益，另一部分利益集團必將因承擔會計準則不利的經濟後果，亦即承擔對其不利的非生產性財富轉移而使利益受損。

　　以多位學者提到的德國戴姆勒-賓士公司擬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為例，按照德國會計標準編製的財務報表為盈利的該公司，按照美國會計標準編製卻得到了虧損的結果。顯然以此結果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其市盈率必受影響，這種損失完全是因為兩國會計標準的差異所致，而絕非該公司的盈利能力問題。可以設想，

　　首先,如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美國會計準則為準，該公司必將因此而遭受利益的損失；但如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向德國會計標準靠攏，則該公司將可以得到理想的籌資結果。這種資源配置的變化將取決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走向，這便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中可能產生的租金。

　　其次，如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美國會計準則為準，則德國公司必將為此花費大量的成本，包括學習、培訓成本、支付美國會計師服務費用和咨詢費用等，並將重編報表，增加籌資成本，這些耗費和支出又可以為美國帶來大量的非生產性財富轉移；

　　第三，如果該公司所在國為避免其利益受損而向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游說或向其提供財務支持，結果將又一次造成財富的非生產性轉移。

　　第四，會計國際協調起因於跨國公司的發展，得益於並推進了跨國上市和發行證券。假定前來上市或發行證券的外國公司必須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依據編製財務報表，那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走向對各國資本市場的跨國融資能力是有影響的。

　　第五,如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會計標準趨同，且美國的會計標準技術簡單、要求較低，那麼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證券市場上市融資的外國公司將會紛紛轉向美國證券市場，由此會大大提高美國資本市場的跨國融資能力，使其獲得因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而帶來的利益——租金。

　　2.慣性使然：西方發達國家會計準則制定的歷史沿襲

　　以美英為首的發達國家已習慣於以會計尋租這種游戲規則行事並將其運用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制定中。美英等國會計準則制定權的變遷歷史充分體現了會計尋租現象，政府在其間經歷了無意創租到被動創租的過程。以美國為例，在其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有許多利益集團乃至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們都參與了會計準則的制定和評論過程；其次是通過院外游說，對準則制定人員施加壓力以取得成功或折衷的博弈結果。因此準則的制定過程事實上是一種權力游戲。較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美國石油天然氣會計準則的制定。

　　1977年12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佈了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9號，要求所有石油天然氣公司對勘探成本採用成功法進行核算，停止使用完全成本法。但是實行新準則要將不成功的勘探成本費用化，減少了報告凈收益，因此新準則遭到了經理們的強烈反對。1978年8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第253號會計文稿中否決了SFAS19，允許企業同時採用成功法和完全成本法。FASB也於1978年發佈了SFAS25以取代SFAS19，允許企業使用兩種成本核算方法中的任一種。因此，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過程中，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必然繼續這種權力游戲。

　　尋租與制度、體制、產權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目前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型時期，而轉型實際上是一個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過程，為減少經濟轉型帶來的社會震蕩，我國採取了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方式，其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的“雙軌”運行。從會計的角度看，我國目前乃至將來都將因經濟的轉型而在較長時期記憶體在會計尋租現象，其主要促動因素有：

　　　　1.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會計制度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並存，為會計尋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礎

　　“雙軌”會計規則的存在就意味著其適用對象上存在差異，這對那些混合性質的企業集團或跨行業的企業利用會計規則範圍的差異所形成的政策空間進行尋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同時，我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規範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而逐步放開的經濟出現了大量新業務、新情況和新問題未能完全納入現有會計規則所規範的範圍，這更為會計尋租提供了“邊際性”空間。

　　2.經濟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異質化

　　必然導致社會經濟資源的競爭性使用，相比於傳統單一的公有產權主體，更有可能使新生的利益主體去游說管制部門，爭奪傳統經濟主體的即得利益，而後者則為保住自身利益更有激勵去“護租”(rent protection)，或者二者反過來行事。如我國曾對國有企業和 “三資”企業及外資企業實行過不同的會計規則，一些企業為獲得諸如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法、存貨的後進先出法之類的“優惠”會計政策，而試圖說服財政部門或其主管部門。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非均衡性，還會便會計規則制定的博弈有更多的參與者，這便為會計尋租準備了尋租主體。

　　3.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民主化進程明顯加快

　　政治經濟生活中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程度與尋租規模大小有很大關係，而我國民主化進程的明顯加快，為會計尋租活動準備了積極的、活的因素，這表現為會計規則制定過程中的評論、意見日益增多，社會公眾對會計信息質量及其使用效果更加關註等。儘管政治活動要受到“搭便車”現象的困擾，但其財富轉移的易得性仍將吸引很多人參與其中。可以預見，隨著會計經濟後果的“日益嚴重”，人們關註會計信息質量、關註其運行規則制定過程的“充分性”、公平性的積極性會越來越高，會計尋租活動也將越來越普遍。開展會計尋租研究就應該成為我國會計界較為緊迫的研究課題。

　　通過借鑒公共選擇理論，將會計政策選擇、盈餘管理和會計準則制定權的博弈等問題有機地統一在會計尋租這一框架下，拓展了會計理論的研究範圍，增強了會計理論對會計實務的解釋力。本文的局限性在於，本文“會計尋租”一詞所稱的“會計”實際上是財務會計，而非管理會計。從管理會計側重於對內服務的角度來看，管理會計應具有尋利功能，管理會計的各種決策和控制方法可以幫助企業實實在在的提高經濟效益，把企業凈利潤這塊蛋糕做大，因而是一種生產性尋利。也就是說，財務會計具有尋租功能，而管理會計具有尋利功能，我們認為，只有如此理解，才能全面的認識會計。但相關的分析限於文章篇幅，不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