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錄 |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年號康熙。
玄燁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1654年5月4日）生於北京紫禁城景仁宮，順治帝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後佟佳氏。他8歲登基，14歲親政。在位61年，是中國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康熙大帝革除舊制，施行新政，勤於國事，好學不倦，禦敵入侵，山河一統，治河重農，提倡文教，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捍衛者，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與領土完整。並且對內實行德治，發展生產，奠定了清朝興盛的根基，開創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謚號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死後傳位第四子清世宗雍正帝胤禛。
玄燁是順治帝福臨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後佟佳氏時為庶妃，順治帝生前沒有冊立太子。順治十八年，順治帝接受湯若望的建議，因玄燁出過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選為繼承人，以遺詔的形式冊立玄燁為皇太子。順治十八年正月玄燁即位時只有6歲（虛歲八歲），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當時的大清，朝雖立而國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創業同等重要。上繼父祖鴻業，下開後世太平，實現民眾康寧、國家熙盛，是康熙帝面臨的時代課題。康熙帝登位後，內有祖母太皇太後孝莊懿訓，外有索尼(正黃旗)、蘇克薩哈(正白旗)、遏必隆(鑲黃旗)、鰲拜(鑲黃旗)四大臣輔政。在四位輔政大臣中，索尼曾為太祖一等侍衛，四朝元老，功勛卓著，位居四輔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蘇克薩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鰲拜之下。四大臣輔政之初，尚能不結黨羽，和衷共濟，實踐他們在順治皇帝靈位前的誓言。但是後來逐漸形成鰲拜結黨營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玄燁8歲喪父（存疑），10歲喪母。母親重病時，玄燁“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玄燁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輔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歲的康熙帝正式親政，在太和殿受賀，赦天下。但親政僅十天後，鰲拜即擅殺同為輔政大臣的蘇克薩哈，數天後與遏必隆一起進位一等公，實際政局並不受康熙帝直接控制。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時常召集少年侍衛在宮中作撲擊之戲，不過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突然下令這些侍衛在鰲拜進見時將其逮捕。大臣商議鰲拜大罪三十條，請求誅其族，康熙帝念鰲拜功勞，赦死罪而拘禁，但誅殺了鰲拜的很多弟侄親隨及黨羽。僅存的另一輔政大臣遏必隆因為長期勾結鰲拜，被削去太師、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奪回朝廷權力，開始真正親政的階段。
三藩是指三個降清的明將：平西王吳三桂，鎮雲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鎮廣東；靖南王耿繼茂（父仲明、子精忠），鎮福建。三藩占據要地，擁兵自重，成為清初的三個地方割據勢力，其中以吳三桂實力最強。從順治朝開始，軍費開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為例，國家賦稅的收入銀875萬兩，而雲南一省就要支出銀900多萬兩。竭全國之財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財政困難局面仍舊未見好轉。國家錢糧，大半耗於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獨立王國里，設立稅卡，私行鑄錢，圈占土地，掠賣人口。平西王吳三桂還自行選派官員，稱為“西選”。康熙帝除鰲拜後，三藩成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強化皇權。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但請求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為引線，引發了是否撤藩的激烈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決定下令“撤藩”。
同年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提出反清復明，並於次年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齣散佈檄文，聲討清朝。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反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丟失，一時間清帝國危在旦夕。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叛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康熙帝政策是堅決打擊吳三桂，決不給予妥協講和的機會；而對其他的叛變者則大開招撫之門，以此來分化叛軍，削弱吳三桂的羽翼，從而孤立吳三桂。在這個方針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為軍事進攻的重點，命勒爾錦等統領大軍至荊州、武昌，正面抵住吳三桂，併進擊湖南，又命岳樂由江西赴長沙，以夾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漢將漢兵作戰。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陝西王輔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先後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陝、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定。吳三桂局促於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軍已由江西進圍長沙，其失敗之勢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國號周，大封諸將。未幾即憂憤成疾，於八月病死。吳三桂死後，其部將迎立其孫吳世璠繼位，退居雲貴。此後，清軍先後收復湖南、廣西和四川。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標誌著三藩之亂的結束。經過八年平叛戰爭，終於取得削平三藩的勝利。群臣請上尊號，康熙帝嚴辭拒絕。他認為，八年戰火，生民塗炭，應該務實，切戒虛名。隨後，他開始著手統一臺灣。
康熙二十年（1681年），鄭經中風而死，臺灣鄭氏王朝發生政變，年僅12歲的鄭克塽繼任延平王，大權實際上為馮錫範、劉國軒掌握，鄭氏官員向心力開始動搖，負責與清朝談和的傅為霖甚至願當內應。姚啟聖認為是進攻臺灣的好時機，向康熙帝推薦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敗劉國軒所率領的鄭氏海軍，收復了臺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臺灣設一府（臺灣府）三縣，即臺灣縣（今臺南）、鳳山縣（今高雄）、諸羅縣（今嘉義），隸福建省，併在臺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從而加強了中央對臺灣的管轄，促進了臺灣經濟文化的發展。
16世紀以來，沙皇俄國跨過烏拉爾山脈向亞洲西伯利亞地區擴張，不久之後持續侵擾中國黑龍江流域。清朝初年，清軍主力入關，東北邊界防衛空虛，沙俄侵略者趁機搶占了雅克薩和尼布楚等地。順治帝時，清軍曾幾次擊敗入侵的俄軍，由於東北人煙稀少，一旦清軍回撤，俄軍勢力又卷土重來。並煽動當地酋長索倫叛附，試圖分裂中國。康熙帝親政之後，清政府一再要求侵略軍推出中國國土，俄軍置若罔聞，並且繼續擴大侵略。康熙帝於是準備組織自衛反擊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勒令盤踞在雅克薩等地的沙俄侵略軍撤離清領土。侵略軍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竄至愛琿劫掠，清將薩布素將其擊敗，並將黑龍江下游侵略軍建立的據點均予焚毀，使雅克薩成為孤城。但侵略軍負隅頑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正月二十三日，為了徹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統彭春赴愛琿，數日攻剋雅克薩城，即行回師，留部分兵力駐守愛琿，另派兵在愛琿、墨爾根（今黑龍江嫩江）屯田，加強黑龍江一帶防務。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來，再次占領雅克薩城。俄軍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引起清政府的極大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報，即下令反擊。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軍2000多人進抵雅克薩城下，將城圍困起來，勒令沙俄侵略軍投降。托爾布津不理。八月，清軍開始攻城，托爾布津中彈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揮，繼續頑抗。八月二十五日，清軍考慮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薩，必待援兵，且考慮隆冬冰合後，艦船行動、馬匹糧秣等不便，於是在雅克薩城的南、北、東三面掘壕圍困，在城西河上派戰艦巡邏，切斷守敵外援。侵略軍被圍困，戰死病死很多，826名俄軍， 最後只剩66人。雅克薩城旦夕可下，俄國攝政王索菲亞急忙向清請求撤圍，遣使議定邊界。清答應所請，准許侵略軍殘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薩之戰結束後，雙方進行條約談判，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七月二十四日締結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以外興安嶺至海格爾必齊河和額爾古納河為中俄兩國東段邊界，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和烏蘇裡江以東地區均為中國領土。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大清，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參加中俄邊界談判的全權代表戈洛文，在伊爾庫茨克專門接見了噶爾丹的代表，陰謀策動噶爾丹叛亂，支持他進攻喀爾喀蒙古。在沙皇俄國的唆使下，噶爾丹終於率兵進攻喀爾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爾丹親率騎兵三萬自伊犁東進，越過杭愛山，進攻喀爾喀，占領整個喀爾喀地區。喀爾喀三部首領倉皇率眾數十萬分路東奔，逃往漠南烏珠穆沁（今內蒙古烏珠穆沁旗）一帶，向清廷告急，請求保護。康熙一面把他們安置在科爾沁（今內蒙古科爾沁旗）放牧，一面責令噶爾丹罷兵西歸。但噶爾丹氣焰囂張，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勢南下，深入烏珠穆沁境內。對於噶爾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徵集兵馬，嚴行防堵，一面調兵遣將，準備北上迎擊，先後在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大破準噶爾。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鑒於噶爾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詔親征。噶爾丹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服毒自殺而死。至此康熙時期平定噶爾丹叛亂之戰始告結束，喀爾喀地區重新統一於清朝。
噶爾丹死後，策妄阿拉布坦便成為準噶爾部的統治者。隨著他的統治地位的鞏固和地盤的不斷擴大，又滋長了分裂割據的野心，沙皇俄國也積極支持其叛亂。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斷襲擊清軍據守的科布多、巴裡坤（今新疆巴裡坤）、哈密等軍事重鎮，並派兵侵入西藏，進行分裂叛亂活動。由於康熙及時派兵進藏協同藏軍進行圍剿，才將策妄阿拉布坦叛亂勢力趕出西藏。
清朝平定三藩後進入康雍乾時期，康熙帝為政寬仁，留心民間疾苦，在他親政不久後，便宣佈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聖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以及外來農作物的引進等影響，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後任用靳輔和於成龍治理黃河與京杭運河，得到很大的成績。在他六次南巡期間，考察民情習俗之外，更是親自監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摺奏報。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於完善。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
康熙是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時就挫敗了政治對手鰲拜，年老時利用“文字獄”打擊漢族異議人士。康熙創立“多倫會盟”取代戰爭，聯絡蒙古各部；意圖以條約確保清朝政府在黑龍江的領土控制。
康熙標榜仁政，晚年倦勤，導致出現官吏貪污，吏治敗壞的現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內倉銀六十四萬餘兩，牽連的官吏多達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說“朕反覆思之，終夜不寐，若將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最後只把希福納革職，其餘官吏則勒限賠款。康熙末年社會矛盾日趨激化，有江蘇無錫縣人劉三因縣令李牧殘酷成性，聚數百人於山中反抗，後被捕。
康熙在晚年亦繼續減免天下賦稅，蠲免全國各地省份的錢糧，免除多處地區的欠賦。使全國各地的農民都能休養生息。防止了地方官吏的橫征暴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現各地豐收，無災可免的情況。多種措施令到各地的農民都能夠休養生息，也防止了地方官吏中飽私囊和橫征暴斂。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立皇後所生的一歲的皇次子胤礽為太子，並親自撫養。但數十年後由於太子本身的素質問題及其在朝中結黨而廢太子。廢太子後眾皇子覬覦皇位，矛盾更加尖銳，故太子廢而復立，但康熙仍無法容忍其結黨，三年後再廢太子。據說：康熙後期有意將皇十四子胤禵立為太子，可是於康熙六十一年臨終時決定傳位給四子胤禛。
康熙帝親政以前，清朝政體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其最明顯的表現是皇帝和臣僚之間的權力界限不確定。如果根據入關前努爾哈赤制定的“家法祖制”，清朝的政體就不是君主專制，而是帶有共和色彩的貴族統治。在這種制度下，主要由滿族親貴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不但是清朝最高決策核心，而且也是最高權力機關，具有廢立君主的權力，即人君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然而，作為君主的皇帝當然不能心甘情願地受制於議政諸王。於是，皇帝和貴族之間經常爆發激烈的權力爭奪，進而嚴重影響到清朝政治的穩定。因此，如何從政治制度與統治思想的角度，劃定君臣之間的權力界限，建立一個穩定而有權威的政治體制，一直困擾著清初統治集團。
康熙帝親政以後，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勛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個人獨裁的專制政體。他說：“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用人之權、獎懲之權由皇帝親自控制，不許臣僚干預；通過特務統治、密奏制度，對臣僚實行嚴密的監督和防範；反對朋黨，嚴防臣僚結黨對抗皇權。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原則，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逐漸成為清朝新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家法”。乾隆帝說：“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生死人者。蓋與其權移於下，而作威作福，肆行無忌，何若操之自上，而當寬而寬，當嚴而嚴。此朕所恪守前規，不敢稍懈者。”清朝君主專制政體，在康熙朝被正式確立以後，持續兩百餘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清朝滅亡，方被廢除。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註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有清一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早在入關前，一些投清（後金）漢官就提出纂修《會典》的建議，但未被採納。康熙時，纂修《會典》的目的，是要以成文的方式規定清朝官僚政治的基本制度及其運作程式，並從行政法的角度確定其合理性、合法性。《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凡162捲。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務於專制皇權，是實現皇帝個人獨裁的重要工具。但與此同時，官僚政治對防止貴族濫用權力、改善官風、規範政治運行及協調社會利益關係等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國傳統社會由亂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環節。在強化皇權的同時，大力加強官僚政治建設，顯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復內閣。設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學士，俱滿、漢分授。大學士仍冠以殿閣之名。清初有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二閣(文淵閣、東閣)，乾隆時去掉中和殿，增設體仁閣，為三殿三閣。清朝內閣雖居百官之首，但權力又遜於明朝。
南書房的設立是康熙帝的一個創造，這是應軍事之需、行政之需、學問之需和情趣之需。說軍事之需，是因為當時正進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軍報緊急而繁多，指示應迅速及時，皇帝身邊需要有軍政顧問和機要秘書。說行政之需，是因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三藩平定後，皇權集中，日理萬機，處理政務，也需要一個貼近的咨詢、秘書班子。說學問之需，是因為康熙帝酷愛讀書學習，經史子集，天文地理，算學音律，地方民情，隨時請教和探討，需要身邊有機要的師友。說情趣之需，是因為康熙帝喜歡書法、繪畫、詩詞、文玩，也需要人同趣相通，同好相逑。所以，南書房建立後，沒有因平定三藩之戰結束而結束，而是堅持下來，並制度化、規範化。
康熙帝設立南書房的最初動因是：其一，康熙帝身邊的太監、宮女，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不能同他研討經史，切磋書法；其二，各大臣都有職務，也不能隨時陪伴身邊，日侍左右；其三，他們住地離皇宮較遠，隨時咨商，很不方便，每日派員，輪流值班。其四，加強皇權，抑制旗權。所以要設南書房，這些隨侍左右的大臣應是：品德高尚，學藝專長，任事專職，住近宮廷。 南書房的官員，地位特殊，稱為“內廷”。“內廷”官員有哪些人呢？一是御前大臣，二是軍機大臣，三是南書房翰林，四是上書房師傅，五是內務府總管。就連內閣大學士、內閣官員都算外廷，而不算內廷。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內閣為外廷。內閣又為什麼算外廷？因為雍正朝從內閣分出軍機處，軍機大臣算內廷，大學士也就算外廷。南書房翰林與內廷官員進入內廷，從乾清門出入。
南書房翰林挨近皇帝，參與機要，容易得寵，升遷較快。但是，南書房翰林，也蠻辛苦的——官員雖以入直南書房為榮，但不知其苦：“咫尺天顏，垂手侍立，久之則氣血下註，十指欲腫。若派寫進呈書籍，則終日伏案而坐，兩腳不得屈伸。”有人說：“伺候時立得手痛，鈔錄時寫得腳痛。”皇帝到南書房的時候，值班的翰林們都要到門外站著迴避，“呼某人則入，不呼則候，帝去乃入也”。皇帝同每個人談話內容，都是兩人間的機密，外人不得聞知，更不能外傳。南書房值班的翰林，文具由內務府辦理；飲食由御膳房供應。早餐在家裡吃——《履園叢話》記載：徐乾學飯量大，每早入朝，吃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飢。同朝張玉書古貌清癯（qú），早餐只食山藥兩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飢。大多南書房值班翰林，伙食標準有規定：“每餐每日肉菜半桌，稻米一倉升，茶葉一錢。”（《清宮述聞》）可以喝免費的茶水。夏天，從五月初一日開始，每天賜給冰塊，裝在大盤裡乘涼。時令鮮果，地方特產，時常供應，也受賞賜（如字畫、筆硯、眼鏡、魚類、鹿肉等）。
清朝統一全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成員有較多的增加，皇族中除親王﹑郡王﹑貝勒參加議政外，貝子及公一級也有參加議政的。議政大臣除滿洲八旗的固山額真和大臣外，八旗的固山額真及六部滿﹑蒙尚書也列為議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從官員──內大臣﹑侍衛，以及王﹑貝勒府中的長史﹑旗下閑散等，也有被列為議政者。漢軍八旗的大臣如範文程﹑寧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參預議政。當時在內廷還專設“議政處”，作為議政王大臣的辦公處所。凡軍國重務，不由內閣票擬者，皆交議政王大臣會議。其議政形式有二：一為廷議，一為交議。在清王朝統一全國過程中，用兵頻繁，軍情險急，議政王大臣會議對重大決策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隨著國家的逐漸統一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加強，象徵著親貴權力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必然與皇權產生矛盾。議政王大臣會議人數的增加，較低級別的宗親、貴族和大臣的參加議政，實際上降低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與地位。康熙年間，由內閣處理政務。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 年）設立南書房，由皇帝親自挑選某些經過精審確定的親信文人入南書房辦事，組成自己直接控制的機要秘書班子，許多重大政務已不再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改為徑由南書房傳渝或遵旨起草上諭，甚至收納來自各地的密奏小折，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權。
從康熙開始，清朝推行了一種密折制度。密議奏摺是一種與由內閣、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徑遞送上來的題本、奏本並行，但在內容上和處理程式上特別註意保密的文件。康熙諭令全國的重要大臣，如領侍衛大臣、內閣大學士、尚書、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統、總兵、總督、巡撫等人，要求他們把職務內外，所知所聞，凡有關政治和社會經濟、民間輿論、官員動態等等都寫成密件報來，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宮門遞進，也可以送到南書房，有時也由南書房將批件發回。
重農政策
康熙所處的仍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經濟，重農是很難避免和跳出的一種思想。康熙皇帝的重農有很多種表現：
1、禁止圈地
1669年，年康熙下令永遠停止圈地, 並將當年所圈之地退還民間。
2、實施更名田
康熙8年(公元1669年)下令實行“更名田”。這項措施，雖然是鰲拜輔政時期就開始實施的，但是康熙皇帝智擒鰲拜以後，這項政策卻完整無缺的保留了下來。繼續執行“命查故明廢藩田房，„„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徵糧”的政策。這就鼓勵了農民的生產。
3、鼓勵墾荒
康熙還獎勵墾荒,允許農民“開墾種地,永遠為業”。 並一再放寬墾荒地的起種年限。為招徠墾荒,由原來最高限6年起科,改為“通計十年,方行起科”。並罷黜不能招來墾荒人的官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下令所墾之荒地“五年後按畝起課”，這樣使墾荒和恢復生產有了充裕的時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等省投誠之人安插各省者“願屯田者，編入保甲，官給牛種，派以田畝開墾。”清丈荒地與墾荒同時進行，為了提高百姓的積極性，康熙四十七（1708年）年福建巡撫張伯行還飭行各屬府縣“設立義學訓課，以興教化，勸諭耕墾，蓄積以裕資生。”
4、輕徭薄賦
在陝、雲、貴、川、粵等省全國二十多個省區蠲免錢糧丁銀、通賦,其中重大蠲免計32 次。並從康熙51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普免天下錢糧。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戶三分。”使佃農也能得到優惠。據史料記載，1691年與1703年康熙皇帝均免除天下錢糧2759萬多兩。1711年2794萬多兩，1716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錢糧2770多萬兩，1721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錢糧2764萬多兩。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間，政府蠲免錢糧共計545次，免除天下錢糧計銀1．5億兩。“免湖廣，福建兩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二十五年未完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諭戶部：“福建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著按數通行豁免。”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再諭戶部：“福建各屬，除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應徵人丁銀俱著察明全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諭戶部：“將天下錢糧，自康熙五十年為始，三年之內全免一周。福建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地丁錢糧一概蠲免。歷年舊欠錢糧，一併免徵。”
修治黃河，淮河和永定河。清朝初年，黃河多次泛濫成災，在河南、安徽一帶經常決口，後來竟改道與淮河合流，從今天的蘇北地區入海，既影響了漕運，又使許多良田成了沙洲，嚴重的威脅著國庫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對此，康熙帝表示十分關切。他曾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其時三件大事，並親自書寫成條幅，懸掛於宮中大柱上。他選派靳輔為河道總督，又對治河專家陳湟，委以重任。經過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經營，終於使黃河、淮河各歸故道。永定河原名渾河，又稱“小黃河”，在流經北京附近時，常常淤塞成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幾萬民夫，在蘆溝橋附近的良鄉到東安，開掘了一條200里長的新河道，使原來的斥滷之地，成為膏腴良田。康熙曾親自視察，並將渾河改名為“永定河”賦予永遠安定之義。
康熙皇帝較之以前的天子對商業有了一定的重視，明確指出“商人為四民之一”,且認為“重困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 今欲除害去弊,正須易轍改弦。所有現行例收稅溢額,即升加級記錄,應行停止。”他下令永遠削減兩淮鹽課,取消關徵超額優敘的定例,鏟除工商業發展的障礙。同時頒佈嚴旨,禁止關卡勒索過往商人。康熙帝雖然反對重困商民,一再強調“恤商”、“利商便民”, 但是另一方面, 康熙又未能擺脫中國封建社會歷代帝王“ 重本抑末” 思想的束縛, 輕視乃至抑制工商業的發展。 。這點在他對礦業、手工業和海上的政策就有體現。
廢除匠籍制度。清朝初年，凡手工業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規定服勞役，或者交納班匠銀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將班匠銀併入田賦中征收，從而使工匠們擺脫了人身的控制，有利於促進手工業發展。
康熙初年實行了遷界禁海政策，規定沿海30里的居民內遷，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實行，後又推廣到廣東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
康熙七年（1668年），在鄭氏已退居臺灣的情況下，清廷開始弛海禁，並以廣東先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康熙意識到開海勢在必行：“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各省具有裨益。且出海貿易，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徵其稅，不致累民，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里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里省分錢糧有餘，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內一統，寰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並於第二年，“在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分別設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管理對外貿易。
清朝對中國曆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清代國家的統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疆域版圖，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風雨同舟，共求發展，也為近代中國抵禦外來侵略、追求富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前提。而這一偉大歷史成就之基礎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平定“三藩之亂”戰爭的爆發揭開了清代國家統一戰爭的序幕。在此後近五十年中，為了加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康熙帝付出了大量心血。康熙二十年，清軍經過八年艱苦奮戰，平定了主要由吳三桂發動的三藩之亂，鞏固了自己對內地的統治；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統一臺灣，在臺灣設立一府三縣，臺灣和祖國大陸重新統一起來。此後，康熙帝又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對東北地區的管理，並堅決回擊了沙俄對我國領土的侵略。在國家統一過程中，康熙帝高度重視對西北邊疆的經營。為了剪除準噶爾分裂勢力，他三次親征，“不避寒暑艱辛，親蒞窮邊”，“身先士卒”，“櫛風沐雨”，終於迫使分裂頭目噶爾丹“仰藥授首”，其親信也相繼乞降。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對喀爾喀蒙古和西藏的管理也較過去大為加強，邊疆和內地的一體化進程明顯加速。
從康熙帝開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這一方針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特別是上層貴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較和諧、融洽的關係。康熙帝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朝的統一事業，為乾隆中葉清朝最後完成國家統一打下了堅實基礎。
康熙時期，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政治體制的健全，國家統一的推進，從不同的側面將中國引向繁榮。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而這一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康熙帝的個人努力密不可分。
一、 倡明“道統”、“治統”合一論
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尊奉孔子，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表明自身統治的合理合法性，因而也就難以抓住民心，得到人們、尤其是士階層的有效支持。對於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來說，是否尊孔更直接關係到能否穩固其統治根基。康熙帝對此有十分自覺的認識，故其利用一切時機向臣民宣揚對孔子的尊崇之意，如康熙八年（1669年），他敕諭國子祭酒、司業等官曰：“朕惟聖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化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先哲至德。”二十三年（1684年），御駕親幸闕里聖廟，親行三跪九叩首禮，贊頌“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並說：“朕向來講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揚，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雲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二十五年（1686年），諭大學士等曰：“先聖先師，道法相傳，昭垂統系，炳若日星。朕遠承心學，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漸近自然，然後施之政教，庶不與聖賢相悖。”二十八年（1689年），詔頒御制《孔子贊序》及顏回、曾參、子思、孟軻四《贊》，對儒家聖哲竭盡稱頌之辭。三十二年，以重修闕里聖廟成而特製碑文，詔頒天下，曰：“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啟中天之聖，禹、湯、文、武紹危微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眾理於一貫，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康熙並不停留在對孔子的泛泛稱頌上。他更發明道統、治統合一論，用以論證清廷統治的合法性。他說：“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恩、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丘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冶人之全俱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來學，辟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詞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
錶面上看，康熙此論是為頌揚儒家聖賢和贊譽儒家經典而發的，但實際上，他乃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為“治統”之代表，又為“道統”之傳人，“治統”與“道統”兼其一身。他在另一處說得更明白：“世運代擅，隔千載，則必有神哲誕生其間，以承大統，以作名世。”而他本人當之無愧地是這種“隔千載”方誕生的“承大統”之“神哲”。因此，既然“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那末，他以及以他為代表的清廷統治也就不會因儒家有所謂“華、夷之分”論而不具備合理合法地位了。
二、 講求“實用”的儒學觀
康熙非常註重學習、研究儒家思想，曾自謂：“朕御極五十年，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輒先為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但是，他並非學者而是位居九五的帝王，故其對儒學並不以純理論研究為目的，更“不徒空言”，而是期於“見諸實行”。他曾專諭講官曰：“爾等進講經書，皆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要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直言無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又曾敘述其所以專重儒學的原因道：“夫人君為學，必稽古孝究；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家紛紜，折衷於聖；眾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孜攻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 畢口耳之為勤，徒資聽說而娛睹聽乎？……朕自沖齡性絕嬉玩，顧獨善書，自經史之餘，苟其不謬於聖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嘗不博求而縱覽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於四子、‘五經’。蓋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為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及所經營措施於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康熙完全是從帝王實用的立場來評估儒學與儒經的。他述專制君主依循儒道，以儒治天下的必要性道：“脫惟古昔聖，所以繼天立極而君師萬民者，不徒在乎法法之明備，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執中之訓肇自唐虞，帝王之學莫不由之。言心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則曰“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後”。蓋天性問然之理，人心固有之良，萬善所以出焉。本之以建皇極，則為天德王道之純；以牖下民，則為一道同風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
康熙欽定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更“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巨集巨”，並稱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他之所以如此看重理學，乃是因為理學是人們的“立身根本”，“於世道人心所關匪細”。
康熙的儒學思想充溢著一種強烈的實學精神。進而論之，這種實學精神又不獨體現在其儒學觀上，在其他方面也有所體現，如其曾指斥“明季空淡性命，不務實學”計程車習，要求儒臣、士子能像宋儒那樣“言行相顧”。他又認為：“人之讀書，本欲驗諸心、體諸身，而求實於己也。如不然，將書泛然讀之何用？”而他自己“細披覽載籍，非徒尋章摘句，採取枝葉而已，正以揮索源流，考鏡得失，期於措施行事，有裨實用。其為冶道之助，良非小補也”。其實，又不僅僅是康熙如此，中國曆史上大多數思想家、政治家都講求實用、實行、實功、實效、實利之實學。對以主張通經、修德、致用為文化內涵的實學之講求，正是中國學術的固有取向，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傳統特質之一。這就使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具有鮮明的實用理性精神。而康熙講求實用的儒學觀，正是這種學術取向、思想傳統在清初廟堂儒學中的體現。
三、 以儒治國的政治思想
康熙以儒治國，併在為政實踐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學、尤共是程朱理學為理論基礎，而 又有著自身特色的政治思想。這一政治思想深刻影響了乃子乃孫，為雍正和乾隆所繼承和發揮，對清代前期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均起了規制性的重要作用。
強調君位獨尊是康熙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康熙雖說過“君、臣一體”的話，但他更強調“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經也”。
提倡以儒治國是康熙政治思想的又一特色。如康熙認為“至治之日，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因為“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康熙以儒治國，自有其積極意義。他認為：“臣為邦本，必使家給人樂，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故其不僅反覆向群臣宣諭“愛民”、“重民”、“安民”、“惜民”的道理，要求他們奉公守法，克盡職守，清政廉明，興利除弊，而切不可擾民害民，而且，他還切實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民生安樂、社會穩定的措施，如曾屢次下令蠲免賦稅錢糧以減輕人民負擔，又曾罷免過不少“藉端生事，假公濟私”或“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的貪官污吏。這對清初社會穩定、民生安樂，以及在此基礎上療治多年戰爭的創傷，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康一一乾盛世”，其實是由康熙莫定下穩實基礎的，而這又無疑與其以儒治國的政治思想及一系列為政舉措息息相關。
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康熙時文字獄則相對有所減輕，比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僅僅因為贊同方孝標給南明正名的觀點，結果就被斬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牽連為奴。還有朱方旦案、王錫侯案，以及親政前鰲拜等顧命大臣發起的《明史》案。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亂平，國勢基本穩定。康熙十七年正月，康熙帝稱：“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餘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學之士，用資典學……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令各地舉薦並送至燕京。因天氣寒冷，考試時間改為隔年三月。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日，全國被薦舉者共143人，齊集太和殿，後赴體仁閣應試，試題是《璇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康熙帝在保和殿御試，宣佈錄取博學鴻儒彭孫遹等50人，其中一等20名、二等30名，合約占應試人數的三分之一，授以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職，併入“明史館”纂修《明史》，朱彞尊、汪琬、潘耒、毛奇齡均在此列。其中，朱、嚴、潘、李四人以布衣（平民）身分入選，時稱“四大布衣”。
有不少明朝遺老寧願冒著殺頭的危險，力辭不就；像顧炎武、黃宗羲、傅山說，“博學鴻詞”不如“清歌妙舞”。康熙帝亦加容忍。無論如何，康熙帝重視和優待漢族知識分子的態度，獲得漢族士大夫的好評。黃宗羲稱：“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
康熙對西方文化也十分感興趣，向來華傳教士學習代數、幾何、天文、醫學等方面的知識 ，並頗有著述。不過這隻限於個人興趣，康熙並不鼓勵對國民進行科學教育。康熙發現羅馬教廷試圖過多的干預清朝政治，並且皇子信仰基督後以此作為爭權奪利的工具，遂開始有所抵制天主教。
康熙對於宗教基本上是寬容的，不僅僅是滿洲的藏傳佛教信仰，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傳教士講道，還褒封道教白雲觀方丈王常月，並依於門下。
清朝統一臺灣後，康熙由鄭氏那裡瞭解到對日貿易的眾多好處，於是清政府於1685年正式廢除了《遷海令》 ，頒佈了《展海令》 允許人民出海經商。這一開明的政策致使去長崎的唐船驟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稱空前。同年，日本政府則頒佈《貞享令》，規定每年去長崎貿易的總額：中國船貿易額不得超過白銀六千貫，荷蘭船不得超過三千貫。貿易總額超過白銀六千貫後，即禁止此後該年入港的其他中國船舶進行貿易，勒令運回貨物。故來得較晚的中國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駛回中國，不過不少中國船就在日本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為防止日本產銅原材料之外流，幕府公佈《正德新令》，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此令一齣，唐船抵長崎者自行減少。
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來華學習中國文化。俄羅斯人主要想學喇嘛教經典，因為在沙俄新拓展的東方領土上，很多民眾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羅斯人來華，還想學習滿漢文字，以便更好地瞭解中國。
對於俄國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並將這些留學生安置在國子監中，派專人教他們。由於這種方式學期不長，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羅斯一直希望能夠定期派人來中國學習。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羅斯轄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作為交換，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
康熙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甚至說“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並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就相當於歐洲的王國，他們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占據著所有的城市。以致於大臣們都在商業領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許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托信譽好的商人代理，以圖自己的資產能在貿易往來中穩健增值。並總結說除了那最貧苦的家庭，（中國人）都能通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鬆過上小康生活。
同時記載了清朝市集的繁華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貿易情況，稱“中國商人都會在做買賣時表現的看上去很真誠，特別是同外國人做生意時；他們總是儘可能的抬高商品價格，而且他們在行銷自己的商品時通常沒有任何顧慮。”
三藩之亂時，北韓孝宗曾經想要北伐清朝但因財政困難而計劃擱淺。隨著清朝的統一，北韓內部又發生了變化。西人黨再次分裂為親清的漢黨和反清的山黨。清統治者非常清楚北韓內部的變化，為了緩和與北韓的關係，攝政王多爾袞和清世祖順治皇帝相繼送還了在清朝做人質的北韓王子，還繼承了明朝把北韓列為第一屬國的對外政策。康熙皇帝在位時期，清朝還兩次邀請北韓軍隊與八旗軍隊結聯合北上討伐沙皇俄國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的軍隊，史稱“羅禪征伐”。北韓在戰鬥中立下了戰功贏得了清廷褒獎。
選才標準
康熙認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人才之於國家，得之則安，失之則傾。
康熙把“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更難能可貴的是，康熙對這個標準有著完整的認識。首先，他認為德和才是有聯繫的。“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先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其次，他認為德和才是有區別的，二者不能混同。一方面，堅持德才兼備的選人標準，非常重視德對才的主導作用。康熙說“凡為臣子，必須才德兼全，若有才無德，不如有德無才也”，這裡的“德”，就是忠君，忠於職守，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方符委任之意。在他看來，選拔人才時，如果只重才不重德，那麼所選之人“雖然濟事，亦多敗檢”，“或狂妄好勝，較庸劣無能之人，為害更甚”。另一方面，只重德不重才，所選之人“操守雖清，不能辦事，亦何裨於國”準是“德才兼優”。可見，康熙帝認為德才兼備是最好的；同時，強調選拔人才時，德比才更加重要。
選才的方法
第一，開科取士。據《清史稿·聖祖本紀》記載，康熙在位61年，共開科21次，錄取進士3903人。除實行科舉考試外，康熙還增加了特科，如“博學鴻儒科”、“經學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康熙十七年下“博學鴻儒”詔規定：“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己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康熙大規模地選拔各類有用人才，不僅做到了“使讀書人出仕有望”，而且更重要的是接納了一大批明末知識分子。這個舉措大大緩和了各民族、各階層的矛盾，鞏固了政權基礎。
第二，提倡群臣推舉人才。康熙帝經常號召京官與督撫各舉所知，招徠賢能。康熙帝認為，首先，廷推保舉可以發揮大臣們識才、薦才的積極性。其次，廷推保舉易發現德才兼優的真才。因為從下級官吏中保舉，其人是否學行兼優、政務練達，是否有真知灼見為眾周知；其三、通過廷推保舉還可以考察臣僚們的優劣，防止結黨營私。所舉之人很好，舉人者便是“實心為國，無私之賢臣”；所舉之人好壞皆有，舉人者便是“心雖為國，識見未到”；如所舉之人皆“貪污行私”；舉人書則“大玷為臣之義，不可一日容於世者”。通過薦舉制，康熙帝得到成批好官，如邵司堯、彭鵬等。
第三，從實踐和生活中選擇人才。康熙積數十年的用人經驗，從而得出了“凡人必試之而後知”的結論。他規定官員舉薦“卓異”人才時，必鬚根據其任職期內，“無加派濫刑，無盜事，無錢糧施欠，無虧空倉庫銀米，境內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等條件，“方可膺卓異之選”。不但如此，康熙帝還直接到下層及周圍官員中進行考察，挖掘人才。
人才的使用
“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是康熙基本的用人之道。對於有爭議的人才他亦敢任用。常指優點缺點都很突出的人，這種人多恃才自傲，但往往是這些人能帶來新的觀念和變革，尤其是面臨危機之時。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奉命率領水師進擊台、澎，經過幾天奮戰，大敗澎湖守軍，鄭軍主力悉數被殲。施琅占據澎湖後，對鄭軍實行招撫。鄭克壤見大勢已去，遂同意歸附清廷，實現了和平統一，施琅為此立了大功。施琅的成功離不開康熙的支持與提拔。因為施琅是個降將，一部分大臣對他有偏見，這也增加了康熙對施琅的瞭解和任用的困難。但康熙能夠比較客觀地去看待施琅，使施琅有機會為國家建功立業，此可謂“千古用人之法”。
人才的管理
“端本澄清，源清流潔”這是康熙管理人才的基本思想。康熙一生，投入頗多的精力研究吏治、整飭吏治。
第一，重點考察高級官吏。察吏的重點對象是權重位顯的高級官吏。其中主要是在京二品以上部院堂官和地方大員總督、巡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應有憂患意識，防範於未然，所以，必須把高級官吏管理好。
第二，獎廉與懲貪。這是康熙察吏的重點內容。他發現和表彰的第一位清官，是曾任兩江總督的於成龍。康熙二十三年，於成龍病世。將軍、督統等大僚查看其遺物，唯竹箱中一件絲袍和床頭幾罐鹹菜。康熙聞之，感慨萬千，稱其為“天下廉吏第一”。對於貪官，康熙嚴加懲治，絕不手軟。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發現“河工諸臣，一有衝決，但思獲利，遲至數年徒費錢糧，河上毫無裨益”，認為根源在工部。他親自主持，經數年清查，終於證實工部從上到下都是一個貪污集團。
康熙帝深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一生踐行孝道，堪為臣民表率。康熙8歲時，父親順治皇帝病逝；10歲時，生母病逝。他得以繼承大統，主要得祖母孝莊之力，因此對她的鞠養教誨深懷感激，也將未及給予雙親的回報，一併給了祖母。康熙二十六年（1687）冬，75歲的孝莊太皇太後病重。34歲的康熙率領王公大臣自乾清宮步行至天壇致祭。他跪地祈求上蒼：願以減去自己的壽命作為交換，期望祖母轉危為安。不久，孝莊病逝。康熙因悲傷過度，自此患上高血壓、心臟病等疾患。他不願再經過孝莊生前居住的慈寧宮，以免觸景生情。孝惠皇太後宮與慈寧宮毗鄰，他去給皇太後請安時，刻意繞道而往。即便如此，每當從遠處望見慈寧門，便想起祖母，不由得淚流滿面。
嫡母孝惠皇太後只比康熙帝年長13歲。孝莊去世後，凡處理皇室內部事情，康熙都要主動徵詢皇太後的意見。當他步入晚年，與嫡母感情彌深，孝養更隆。自康熙四十九年始，每年夏季，他都奉皇太後赴熱河（今承德）避暑。皇太後抵達時，他不顧自己年邁多病，親率眾皇子及王公大臣，出避暑山莊正門跪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77歲的皇太後去世。康熙對眾臣說：“當此之時，止有孝敬朕之人，並無愛恤朕之人，尊長輩皆已凋謝。此等處，每以無可與言為傷。”（《清聖祖實錄》捲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壬戌）
康熙年幼時，蘇麻喇姑曾為他教授滿文。孝莊故去後，蘇麻喇姑仍住宮內，備受康熙愛戴。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52歲的康熙正在塞外巡狩。年逾九旬的蘇麻喇姑突患急症，腹痛痢血，不能進食。康熙接到奏報，急令皇子親自負責救護事宜。他知道老人素不服藥，於是叮囑皇子，要想方沒法勸說老人服用藥物。蘇麻喇姑彌留之際，在京所有皇子趕到病榻前，併在她死後集體為其送靈。康熙下令，務必等自己返京後，再為逝者洗身換衣，用嬪禮安葬這位一生未婚的蒙古族老婦人。
順治朝後宮，曾發生廢黜皇後事件。雍正即位後，其生母烏雅氏拒受皇太後封號，拒絕遷往皇太後宮居住。乾隆年間，皇後納喇氏因與皇帝反目，自行剪髮，被貶入冷宮，逝後降格以皇貴妃禮葬。清朝前期，只有康熙朝後宮始終較為安寧。
自康熙朝始，後宮典制逐步完備。自皇後至常在，後妃分為8個等級。康熙的妻妾有55位。他雖是位性情中人，但善於以理智控制情感。十三年（1674）五月，第一位皇後赫舍里氏（謚“孝誠”）因難產去世。康熙親自將梓宮送至位於京郊的鞏華城。此後三年內，他前往祭奠80次。十三年至十六年，每逢除夕前一日，他都要去那裡陪伴逝去的皇後。十七年二月，在後位只有半載的第二位皇後鈕祜祿氏（謚“孝昭”），同樣因難產而死。康熙又親送梓宮至鞏華城。自此至康熙二十年初兩宮靈柩奉安地宮，近三年內，康熙去祭奠過48次。加上此前的80次，前後累計達128次。二十八年七月，皇貴妃佟佳氏因流產而死。此前，康熙遲遲沒有將她立為皇後，擔心一旦正位中宮，會像前兩位皇後一樣得年不永。而佟佳氏病危之際，康熙才決定冊封她為皇後，但還是未能留住她的生命。康熙親自送梓宮至景陵，並寫下四首輓詩。其二雲：“交頤淚灑夕陽紅，徒把愁眉向鏡中。露冷瑤階增寂寞，煙寒碧樹恨西東。”（《聖祖仁皇帝御制文二集》捲44）佟佳氏死時，康熙36歲，自此不再冊立皇後。
康熙朝妃嬪等位號的冊封，大致分三種情況。首重門第。終康熙朝，只有孝昭皇後之妹鈕祜祿氏、孝懿皇後之妹佟佳氏冊封貴妃。二重資歷。康熙朝中後期，一些年少女子相繼入宮，為康熙生兒育女。不過，絕大部分年輕妻妾不曾當朝受封，實際地位在其年長妻妾之下。三重生育皇子。例如，康熙十六年，冊封7位女子為嬪。後來，7嬪中有3人生了皇子，遂晉升為妃；其他4人或未育，或只生了皇女，仍在嬪位。
康熙帝的妻妾以八旗女子居多，三位皇後均出自滿洲重臣之家。如孝誠皇後赫舍里氏是輔政大臣索尼的孫女。也有來自江南等地的漢族女子。出自孝莊家鄉科爾沁部的蒙古族妃子只有兩位，均無子女。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婚姻生活中，康熙始終不曾獨寵一人。他的妻妾內沒有受懲降黜者，除去少數人早逝外，大都活到雍正、乾隆年間，其中不少人都很長壽。康熙晚年留下諭旨：他死後，“有子之妃嬪，年老者各隨其子，歸養府邸，年少者暫留宮中。”雍正即位後照此處置。已至暮年的康熙妃嬪相繼離宮，遷往親子府邸居住。去世皇帝留下的嬪妃能夠過上比較自由的生活，享受天倫之樂，這種做法在清朝僅此一例。
康熙共有35子，入皇子排行的24人，皇太子允礽是嫡子。他對眾子的關心無微不至，僅舉數例：二十四年（1685）六月，康熙出巡塞外。離京不久，接太醫院奏報，得知年幼的四阿哥胤禛染患痢疾。於是立即迴鑾，疾馳一晝夜抵達京城。在他精心療治下，胤禛的病情很快好轉，俟其完全康復，康熙才離京繼續巡狩塞外。四十七年八月，跟隨康熙在塞外行圍的十八阿哥允祄突然患病，他十分焦慮，日夜將8歲的允祄抱在懷中守護。允祄病情一度好轉，康熙欣喜若狂，在給留京皇子的硃批中寫道：十八阿哥大好，“朕一年老之人，仿佛獲得新生。”（滿文硃批奏摺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胤祉等奏）。隨同行圍的皇太子允礽，對小其27歲而生命垂危的胞弟漠不關心，使康熙無可容忍，父子關係驟然緊張。九月初四日，允祄病逝當天，康熙向隨行諸臣宣佈了擬廢斥皇太子的意見。
康熙也是一位嚴父，這主要體現在對皇子的教育上。他是清朝皇子教育制度的創立者。康熙帝諸子四五歲開始讀書，以儒家典籍為主，兼有騎射訓練。皇太子允礽由康熙親自施教。每早必將前一日所學背誦、復講一遍，以求精熟貫通。允礽在暢春園內讀書處，取名“無逸殿”。殿外種植五穀，俾允礽自幼悉知稼穡艱難。皇八子允禩聰明能幹，但漢文書法較差。分府完婚後，奉旨依舊每日寫十幅呈覽。康熙帝親自圈點，以督促他在漢文書法上有所長進。康熙帝要求諸子精通“國語騎射”。皇子們在宮中一律說滿語，同康熙帝之間的奏摺書信，必須用滿文親筆書寫。他們從七八歲始，跟隨康熙帝出巡塞外，參加木蘭秋獮。
培養諸皇子的理政能力，是康熙教子的又一特色。四十二年（1703）後，他離京外出時，必擇皇子留守京師，分為兩班，輪流值守紫禁城與暢春園。在此期間，大臣們除向康熙奏報部院要務，還須同時稟報留守皇子。一旦發現皇子理政有差錯，康熙從不姑息，追查到底。誠親王允祉、雍親王胤禛等，都曾因此受到嚴厲斥責。
《清史稿》：“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嘯亭雜錄》：“仁皇天資純厚，遇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溪刻。”
《全球通史》：“康熙有理由這樣自信。他統治的大清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就連那些自命不凡的歐洲來訪者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他在‘康熙’這一年號下，統治中國60多年，併成為17世紀的偉大人物。同時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一位精細的管理者，一位淵博的學者。”“康熙曾有過幾回巡視，他不但視察公共工程、寬赦囚犯、聆聽民間疾苦，而且還親自審閱那些有志向的舉子的科考卷子。一位為此而吃驚的教士寫道：‘康熙甚至會召見那些地位低下的勞工和農夫，並以一種友善可親的態度同他們交談，這使他深得人心。’也許是因為經常外出巡行，並能親臨下層，康熙學會了識別18個省中的13個省的方言。”
《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玄燁是中華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他的統治時間不僅僅是最長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更是最複雜的。也許同時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斷的時候會犯錯誤，但是他卻擁有敏銳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對帝國的使命感，這都標志著他是少有的可以隨心所欲的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人！而且被眾多歷史學家（包括中國，日本和西方的史家）所註意的是，康熙的統治可與俄國的彼得大帝以及法國的路易十四相媲美，而他們三人的共同特點標志著前工業時代，傳統君主王權的最高階段。”“而且，康熙在很多事上，行事果斷，對於統治和文化做出了許多有益的事，而他的人品與品格則成為理解導致清朝秩序鞏固的眾多因素的入口點。”
黃宗羲：“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內懷音草狀；皇人仁風篤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蓋重乎？”
南懷仁：“（康熙）親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圖讓所有人都能看見自己，就像在北京時的慣例一樣，他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為他們的皇帝是從天而降的，他們的目光中充滿異常的喜悅。為一睹聖容，他們不惜遠涉跑來此地，因為，對他們來講，皇帝親臨此地是從不曾有過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興於臣民們赤誠的感情表露，他儘力撤去一切尊嚴的誇飾，讓百姓們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傳下來的樸質精神。”
白晉：“具備天下所有人的優點，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應列為第一等的英主。”“康熙皇帝的孝順和感恩是如此罕見，他因此獲得了舉國百姓的尊敬和擁戴。”
金昌業：“以康熙之儉約，守汗寬簡之規模，抑商貿以勸農，節財用以愛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萊布尼茨：“現世皇帝康熙就是這麼一個空前偉大的君主。他對歐洲人頗懷好感，但起初還是不敢違法輔政臣僚的意願，以國家法規形式公開允准基督教在中國自由傳播。直到他親政之後，方纔辦到這點。事實證明，正是康熙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歐洲的技藝和科學更換地輸入中國。僅此而言，我認為康熙帝一個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遠見卓識。我之所以視他為英明的偉人，因為他把歐洲的東西與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了。”
伏爾泰：“北京的耶穌會教士，由於精通歷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歡心，以致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馳名遐邇的君主，准許他們在中國傳教，並公開講授基督教義。”
馬嘎爾尼：“時至今日，正如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所講，康熙皇帝對科技有很濃厚的興趣，但無論如何他的後世子孫並沒有繼承他的這一優點，甚至也沒有繼承他的其他優秀品質與聰明才智；因為現在他們的國家政策與王室的虛榮感正在共同抵觸著我們所表現出的優秀傑出方面的一切事物，儘管他們毫不懷疑我們的卓越，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學習會如何利用這些（優秀的科技）。”
曾國藩：“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凡前聖所稱至德納行，範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葯、奇門、王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啟律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
梁啟超：“清聖祖尤篤嗜，召西士南懷仁等供奉內廷。風聲所被，向慕尤眾。”“康熙帝是比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間興文字之獄，大抵都是他未親政之前的事……本身卻是廓達大度的人，不獨政治上常採寬仁之義，對於學問，亦有巨集納眾流氣象。試圖他《庭訓格言》，便可以窺見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學者，沒有什麼顧忌，對於各種問題，可以自由研究。”
呂思勉：“聖祖是個聰明特達的君主。他樂於求學，勤於辦事。於天文、地理、律歷、算術……學問，多所通曉。又頗能採用西洋的學問。……他能勵精圖治，確是實在的。……他能儉於用財，也確是真的。所以當三藩平後，國內已無戰事，政治亦頗清明，百姓就得以休養生息。”
蔡東藩：”自古藩鎮，鮮有不生變者。撤亦反，不撤亦反；與其遲撤而養旤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較易。清聖祖力主撤藩，正英斷有為之主。洎乎倉卒告警，舉朝震動，聖祖獨從容遣將，鎮定如恆，且不允索額圖之請，自損主威，聖祖誠可謂大過人者。“
田淼：“康熙作為一代有作為的封建帝王，在政務之餘，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習西方數學和天文學知識，為西方數學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數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不能不說是非常可貴的。”
柏楊：“玄燁大帝，這個中國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輕氣壯，有劉邦豁達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高陽：“與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個人修養和道德言行也是無可挑剔。論述缺點時，謂其晚年因傳位而至吏治漸壞。”
錢宗範：“他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自然科學方面的數學、天文、曆法、物理、地理、農學、醫學、工程技術；人文方面的經、史、子、集；藝術方面的聲律、書法、詩畫。他幾乎都有所研究。他寫出了八九十篇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著，他親自審定了多種歷史方面的書籍，他還精通多種民族語言。”
日本人對康熙帝極為尊重和推崇，翻譯了《聖諭》，並且稱呼康熙帝為“上國聖人”。
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