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投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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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合理投資率的探討是西方增長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受亞當·斯密的影響，就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早期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認為“高投資，高增長”。面對斯密以後資本主義社會多次的經濟危機，馬克思¨ 認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間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機的原因，兩者之間應該保持平衡。也就是說，投資和消費不是獨立的，投資和消費問應該保持一種平衡關係，或者說投資需求在總需求中應有一個合理的比例 。對於投資消費不獨立這一點，凱恩斯持有相同的看法，他指出投資不是脫離消費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消費—— 重覆眾所周知的事實—— 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唯一目標和對象。建立在凱恩斯短期充分就業均衡分析基礎上，模型表明，由於短期充分就業均衡要求計劃的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那麼，若投資扣除折舊後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為S(S即為凈儲蓄率)，v為每單位投資所許可的生產能力增加的大小(換句話說，1／v為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最少投資的大小)，經濟潛在增長率或自然增長率為n，則為了維持長期充分就業均衡，資本凈投資率應該和經濟自然增長率和投資生產率間保持n=s v所要求的關係。後來索洛(1956) m4]提出的新古典增長模型進一步揭示了，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快慢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受索洛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產生的內生增長理論則把重點放在考察技術進步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並試圖利用模型來更清晰闡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上，即考察技術進步是如何內生決定經濟增長的，總之，雖說資本積累快慢也許不是決定經濟長期增長速度的最重要因素，但它對維持長期充分就業卻是重要的。

　　(一)投資與產出間關係分析

　　產出需要多種生產要素，投資是生產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要素，生產還取決於其它的要素情況，投資和產出間的數量關係和要素的替代性是密切聯繫的。生產一單位產品需要多少投資，取決於資本和勞動間的可代性。羅賓遜夫人(1956) 強調產出和要素投入間的數量關係依賴於所採用的生產技術方式，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可能存在一種或多種生產技術方式。就每種生產技術方式來換句話說，為了有效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各種生產要素須保持嚴格不變的比例。羅賓遜夫人強調由資本異質性導致的固定要素比例這個論點，是作為資本理論中的技術問題提出來的，它的含義就是任何一種生產技術都是有固定的投入產出比例的生產技術。由於現實世界中生產可能有多種技術方式，不同的技術方式下勞動和資本的比例構成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儘管單種技術中要素比例是固定的，由於社會生產可以通過多種的生產技術組合進行，從總體上看，資本和勞動間是可以替代的(事實上，索洛等新古典主義者堅持這麼認為)。

　　資本和勞動在一定範圍內的可替代性意味著，生產既定的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在一定的範圍內是可變的，或者說投資生產率(即每單位投資可實現的最大產出)可在一定的範圍內變動。為了充分利用勞動力或者說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實現既定的產出，在勞動力比較豐富時，就可以也應採用更加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此時，既定的產出所需資本就要少，投資生產率就高；反之，在勞動力短缺，此時，既定的產出所需的投資就多，相應地，投資生產率就比較低。投資實際能產出多少，還受其它生產要素的約束，各生產要素和產出問的關係也如同“木桶原理”所揭示的那樣，產出由最短邊的要素決定。並不是所有的生產要素都能替代，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資本屬於勞動工具，和勞動力等一起形成生產加工能力性要素，和勞動加工對象有關的土地和其它資源條件則構成另一類生產要素，這兩大類生產要素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說資本和勞動形成木桶的可以替代的一類邊的話，和勞動加工對象有關的生產要素形成木桶的另一類邊，經濟要增長要求兩類生產要素都要增長，經濟增長的速度受後一類生產要素增長速度的制約。我們在這裡實際上是要說明哈羅德所強調的，經濟中產量的提高除了受資本等約束外，還受土地和技術進步等要素的約束，這類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速度構成一個制約，它所許可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是自然增長率。所以，投資和產出間的關係仍遵循“木桶原理”，服從“短邊規則”，投資(其它要素也一樣)的增加，僅僅為產出增加提供可能，並不一定會導致產出的增加。

　　(二)投資率決定的基本公式

　　明確了投資和產出間的關係，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合理投資率決定。讓我們考慮一個穩定增長的經濟，其中，經濟以自然增長率g增長，v為技術上可行的投資生產率，k為投資率(或儲蓄率)。在上述假定下，則若令當前期的總產出為1，可得當前期的消費需求為1一k，當前期的投資需求為k，下期的投資需求為k(1+g)，下期的消費需求為(1一k)(1+g)。由於技術上可行的投資生產率為v，則當前期的投資需求k形成的生產能力為P=kv (1)

　　這將形成下期的總供給，而下期的總需求是下期的消費需求(1一k)(1+g)和投資需求k(1+g)之和，

　　即：D=(1一k)(1+g)+ k(1+g)：1+g (2)

　　這樣，若每一期都是均衡的，要求供需相等，

　　即：P=D (3)

　　將(1)和(2)代入上式，即得經濟以自然增長率穩定增長，或者說以最可能快的速度增長且能維持長期充分就業均衡時，投資率或儲蓄率k所必須要滿足的條件：k=(1+g)／v (4)

　　上式表明，合理的投資率k取決於經濟自然增長率和技術上可行的投資生產率，具體來說，與經濟自然增長率成正比，和技術上可行的投資生產率v成反比。如果k過大，就表明經濟中供大於求。生產能力過剩；如果k過小，就表明需求過度，生產能力不足。

　　(三)各因素對合理投資率影響的敏感性分析

　　既然合理的投資率由經濟自然增長率g和技術上可行的投資生產率v兩個因素決定，那麼哪個因素對合理投資率的影響更大呢?我們將使用彈性來測度各變數的變化對合理投資率的影響，即各因素變化的百分比所引起的合理投資率變化的百分比。

　　首先，我們考察合理投資率的增長率彈性，我們設投資生產率v不變，此時，根據彈性的定義，合理投資率的增長率點彈性繫數由下式決定：E_g =(dk／dg)(g／k)的增長率點彈性繫數為：

　　E_g／(1+g) (6)上式的經濟含義是：投資生產率不變時，經濟自然增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時所需合理投資率變化為g／(1+g)個百分點。當增長率為正時，由於g／(1+g)<g，所以，合理投資率的增長率彈性繫數的大小不超過自然增長率自身的大小。由於經濟增長率通常不會超過10％ ，所以，合理投資率的增長率彈性通常不會超過0．1。這就是說，通常情況下，經濟自然增長率的變化所需要投資率的變 化比增長率本身的變化要小的多。

　　同理，當經濟自然增長率g保持不變時，合理投資率的投資生產率彈性定義如下式所示：E_g=(dk／dv)(v／k) (7)將(4)代入上式，得當經濟自然增長率g保持不變時，合理投資率的投資生產率彈性為：E_g=一1 (8)

　　上式的經濟含義是：經濟自然增長率g保持不變時，投資生產率提高一個百分點時會使合理的投資率下降一個百分點。從上面的敏感性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合理投資率的投資生產率彈性絕對值的大小比合理投資率的增長率彈性絕對值的大小要高得多，這就是說，投資生產率的變化比經濟自然增長率的變化對合理投資率的變化影響要大的多。說，由於資本的異質性和專用性，生產特定產品的不同工廠，它們按照固定的比例使用勞動和原料。

　　（一）有利於我國保持較高投資率的因素分析

　　1.西方發達國家和亞洲一些較發達國家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經濟的騰飛必然要經歷一個高投資階段。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 60～70年代，固定資產投資率一直很高，1961-1971年間為32.6%，1971-1980年間達33.2%；南韓在這一階段投資率高出一般年份 7個百分點左右；新加坡從70年代始，投資率明顯提高，由60年代的28%以下，提高到70年代的40%以上，80年代仍高達35%左右。而且，南韓、新加坡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2000年的投資率仍然高達31%，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的投資率仍然處在26%的較高水平上。這些國家特別是與我國投資率較為接近的新加坡、南韓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高積累是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由於高積累、高投資，新加坡、南韓迅速進入發達國家的行業。同樣，我國要實現趕超戰略，必須維持較高的投資率。

　　2.我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正處於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加速發展的工業化中期階段。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較重，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較低。第二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的生產過程較為複雜，需要大規模投資；而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相對簡單，需要投資量較少。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化比重高而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可能是難以避免的。

　　3.我國的國土調整任務尚未完成，東部地區要繼續發展，西部地區要進行大開發，同時東北老工業基地要進行調整和改造，這些都要求有大量的資金投入。首先，東部發達地區已處於產業結構更新和換代時期，產業結構更新換代以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經營改變必須投入大量的資金，因此，東部地區在今後一段時期內投資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其次，資金短缺已成為制約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要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也必須在改善基礎設施等硬環境方面下功夫。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今後幾年西部在改善基礎設施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資金。第三，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支持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調整和改造”。隨著工業科技水平的日新月異，東北企業技術落後、設備陳舊的問題日益突出，但東北不可能淘汰和轉移所有的老工業部門，這就使東北面臨更艱巨的技術設備更新改造。因此，增加更新改造投資將是一段時期內東北地區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需要。

　　4.我國目前正處於改革時期，各種社會保障體系和經濟運行機制正在從過去計劃經濟的有序狀態向新的社會保障體系過渡。轉軌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無序性使很多消費者對未來收入持悲觀態度，從而使邊際消費傾向處於相當低的水平，降低了投資乘數，並且這一狀況很難在短期內有所改觀。因此，未來幾年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將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刺激經濟仍主要依賴擴大投資。

　　根據發達國家經濟騰飛階段的投資率及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的投資率還會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二）有利於我國消費率上升的因素分析

　　1.與目前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及各國普遍情況相比，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最終消費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尤為突出，這種差距表明我國調整投資和消費關係有很大的餘地。到2020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可能由2000年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於2000年的中下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間；我國投資率則相應地可能降低為30%左右，這仍然高於2000年中下等收入國家的25%的平均水平，但同其中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31%的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2.自1952年以來，我國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大都表現為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而且只有在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而被迫壓縮投資的情況下，消費才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給我國的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1996年以來作為對前期過度投資的調整期已基本結束，我國投資率進入了一個新的提升期。因此，從保證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增長的角度看，需要抑制投資率的過度提升，防範再次出現過度投資現象，避免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不良影響。故此，違背客觀規律的人為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干擾可能越來越少，而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則可能會遵循經濟內在的要求和發展趨勢進行變化。這樣，投資率就有下降之勢，而消費率有上升之勢。

　　3.消費率過低延緩小康進程。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實，是本世紀頭20年的奮鬥目標；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是經濟建設和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逐漸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向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過渡，並且部分已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類消費邁進。但近些年來，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繫數呈現加速下降趨勢，分別由1978 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0年的39.2%和49.1%，這表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在加快。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在客觀上要求最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如果投資率長期偏高而消費率長期偏低，特別是在許多產品生產能力閑置、浪費的情況下消費率持續偏低，使大量的社會產品價值得不到實現，使投資形成的大量生產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並且影響企業經濟效益。這非常不利於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利於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生產建設積極性，從而延緩小康進程，不利於發揮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需要進一步拓展居民消費的空間，因此消費率有上升之勢。

　　4.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小康路上的障礙。要縮小工農差別，就必須增加農民的收入；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須提高消費率。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消費率上升的潛力和空間很大。

　　（三）綜合分析

　　合理投資率應保持經濟穩定、協調增長的投資率。根據有利於消費率上升的因素和有利於保持較高投資率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我國的投資率還會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考慮到我國消費率上升趨勢明顯且上升的空間和潛力很大，我國的投資率有下降之勢，但投資率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達到理想的狀態：25%～30%，借鑒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其平均投資率保持在30%左右的實際，我國的投資率也應保持在 30%左右，這比較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1.合理的投資率應與我國的國力相適應。一方面，我國綜合國力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已明顯提高。21世紀的中國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由溫飽型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人民對消費有了更高的需求，對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擴大投資、增加投資品和新型消費品的生產與供應，才能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住房、交通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所以，我國經濟的發展必須有一定的投資規模，即必須保證一定的投資率。

　　2.合理的投資率要與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相適應。經濟增長是我國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合理的投資率必須服務於經濟增長的目標。“發展是硬道理”，當今中國諸多問題，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得到有效解決，保持合理的投資率是經濟增長的起碼條件。在現代經濟中，投資是促進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由於投資所形成的固定資產的數量和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水平。因此，要有計劃地加速經濟發展速度或要達到某一經濟發展目標時，就要保持一定的投資率。

　　3.投資率與消費率要保持產業投資的協調，不可相互占用。從最終使用結果看，國民收入無非用於積累和消費兩個基本方面，這兩者是此多彼少的關係。積累本質上是為了擴大未來的消費。但是積累比重過大，必然損害現期消費，從而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為了擴大未來消費，就必須增加投入，即使當今世界上高度發達的歐美及日本等國家新增投資規模也越來越大。所在，一味強調現期消費需求，勢必影響生產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適度抑制消費擴張，提倡節儉和擴大積累，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一個方面都有一個限度，不能走極端。若投資率過高，勢力影響消費，這已被我國發展的實踐所證實。若投資率過低，又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所以，投資率與消費率要保持協調。

　　4.合理的投資率要有利於保持較低的失業率。當前我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要實現我國經濟政策目標中的充分就業，合理的投資率應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構，從而降低失業率。

　　5.合理的投資率不應引起經濟過熱，以避免通貨膨脹。

　　（一）避免投資膨脹對國民經濟的危害

　　1.投資膨脹會嚴重影響消費，這既不利於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也不利於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與消費是此多彼少的關係，過大的投資規模與過高的積累率會嚴重影響人民的消費，致使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不能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壓抑，結果是我國勞動力素質低下。

　　2.投資膨脹降低了投資效益，反而影響了經濟增長速度。我國50多年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要提高投資效益，必須保持投資規模適度。投資規模過大，超過了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一般都會降低投資效益，並對社會經濟發產生不利影響，從而減緩經濟增長速度。

　　3.投資膨脹會引發通貨膨脹，結國民經濟發展帶來危害。從我國近20年來的情況看，投資規模大小與總供求平衡有很密切的聯繫，投資規模膨脹一般都會引起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從而使物價水平出現較大幅度的上漲。

　　（二）避免投資不足對國民經濟的危害

　　1.從短期看，投資不足會加重社會商品供大於求的矛盾，會對當前經濟增長、就業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投資不足在很大的程度上會影響社會總量，是我國當前社會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業和經濟增長是一對孿生兄弟，在一般情況下兩者是同增同減的關係。投資不足引起的社會不足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必然使我國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失業、待業和下崗人員會進一步增加，並由此對社會穩定帶來不良影響。

　　2.從長期看，投資不足會使我國投資資源不能充分利用，這會影響我國今後的社會經濟發展。如果投資不足，投資規模過小，投資品大量積壓，就意味著社會上有一部分投資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不利於綜合國力的增強和經濟的長遠發展。

　　3.投資不足尤其是企業技術改造投資不足會阻礙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4.投資不足會使企業經濟效益下滑，經營更加困難。投資膨脹與投資不足都不利於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確定合理的投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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