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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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Group 2)----中美二國集團

　　“G2”概念是指由中、美兩國組成一個Group來代替舊有的八國集團，以攜手合作解決世界經濟問題。G2這個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來的。

　　雷德·伯格斯滕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後召開媒體電話會議，宣傳他的“G2”構想。他認為，中國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經濟超級大國。美國應當成全中國，使其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建築師和管理者，使中國與其作為全球經濟超級權力的新角色相匹配。

　　伯格斯滕在《外交》雜誌上撰文，繼續深化他的“G2”構想，鼓吹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伙伴關係，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而不是糾纏於雙邊關係中的眾多問題和相互抱怨。他提出，鑒於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八國集團之類的全球治理已經落後於時代，因此只有這種“G2”模式，才能準確定位中國的新角色，讓中國人準確地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全球經濟巨人，是國際秩序的合法建設者和維護者。

　　隨著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國際上關於中美關係的新概念不斷涌現，從2005年“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到2008年的所謂G2和“中美國”，都成為媒體上熱議的話題。實際上中美關係的現實定位，並非某些名人的主觀期待或想象所能決定的，而是取決於國際格局和雙邊關係的客觀基礎。對相關概念和中美兩國的現實地位進行深入的考察，將有助於人們認清兩國關係的實質，也可以幫助人們辨明G2和“中美國”提法的不切實際。

　　中美國力的客觀差距

　　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究竟有多大，這一直是個熱門話題。國際上對此的評估千差萬別，甚至有美國學者鼓吹10到20年後中國就能趕上美國。其實問題遠非如給出個數字那麼簡單。 首先，要考慮用來比較的具體指標：是採用GDP總量、購買力平價折算後的GDP、人均GDP、還是可持續性人均GDP（綠色），演算法不同則結論迥異。相對來看，最後一種是最合理的指標，但恰恰也是這種演算法體現出中美之間最大的差距。

　　其次，怎樣的數學模型最有說服力。目前幾乎所有的演算法，都建立在中美分別維持當前經濟增長率的前提下，這本身就缺乏依據。

　　再次，不應忽視基礎性的社會因素。社會整體文明程度、誠信程度、社會保障水平、國民受教育水平、可持續發展能力，尤其是市民社會的發展狀態，都是衡量社會成熟度的基本指標，同時也是影響國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最後，歷史條件差異明顯。美國建國時就直接進入了資本主義，其突飛猛進的階段消耗的是全世界的自然和人力資源，但現在已沒有這種社會條件；美國搭上了工業革命的快車，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其發展基本未受外界多少干擾，已順利發展200多年，而中國始終步履蹣跚，穩定發展時間較短。

　　概念辨析：

　　“中美國”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尼爾·弗格森於2007年3月5日在《洛杉磯時報》上以“買下中美國”為題的撰文中首次提出的；而中美“兩國集團論”即“G2”，則是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雜誌上發表的“平等的伙伴關係”一文中首先提出的。

　　儘管常常被相提並論，但這兩種觀點各具特色。前者的特征是認為中美應合二為一相互滿足。弗格森“創造性”地把China（中國）與America（美國）合成一個新詞“Chimerica”（中美國），並宣稱“中美國”這個概念是指最大消費國美國和最大儲蓄國中國構成的利益共同體：美國和中國不是兩個國家，而是同屬於一個叫“中美國”的國家，它們之間是一種共生關係，一個儲蓄一個消費，一個出口一個進口，一個提供產品一個提供服務，一個儲備外匯一個印製美元。

　　這兩個概念出台之初並未引起很多關註，隨後逐步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主要源於它被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所轉述，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戰略家基辛格也發表了類似觀點，主張美中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將兩國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巴馬總統的政策顧問布熱津斯基對此的積極附和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目標與企圖：

　　1、自救不如求救

　　弗雷德和弗格森等人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提出這些主張的，反映出其對當前特殊的國際局勢和中美實力對比變化的深刻思考。次貸危機出現後，美國經濟遭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以來最嚴重的打擊，各類刺激方案似乎未見明顯收效，主要的西方盟國也都受創嚴重；與此同時，中國不僅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其保有的巨額外匯儲備也讓各國眼饞。他們渲染中美合作，實際就是為了更好的利用中國多年積累的國力儲備，通過首先坦率承認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給中國一個光鮮的名分，誘惑其挺身而出，努力展現自己“負責任”的態度，幫助美國和世界儘快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擾。

　　2、打壓不如誘導

　　當前在中國的崛起勢頭難以阻擋而美國的實力相對衰落的局面下，將中國納入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併為之做出貢獻，是美國最可取的選擇。弗雷德曾表示：“唯有強調兩國集團的做法才能誘使中國加入現行的全球經濟秩序”。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也不加掩飾地說：“就是要通過建立兩國集團來改造中國。”既然中國的國力增長和中美的相互滲透使得以前的“接觸與遏制”政策難以繼續奏效，不如轉而採取積極誘導而非對抗打壓的手段來獲益，成本低而收效大。

　　同時由於長期以來中國不斷受到掌握著國際話語霸權的西方國家的敵視。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民眾中出現了一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們十分憎恨外國對中國的醜化與貶低。美國學者突然發出友好的聲音，給中美關係描繪出如此誘人美好的合作前景，自然易於打動不少國人的心，也給美國藉助巧力改造中國提供了便利。

　　3、藉助他國牽制中國

　　當前歐盟是最大的經濟體，日本的經濟規模也超過中國，美國不願與這些老朋友共管世界，反倒邀請“非敵非友”的中國來分享權力。一方面因為這些國家或聯盟不會輕易接受美國的誘惑成為其走卒，另一方面他們也清楚這是個得罪人的差事，誰跟超級大國共管世界都會被世人憎惡，他們對美國也許無可奈何，但會把氣撒到其合作者身上。如果中國願與美國為盟，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眼裡就成為幫凶，同時也必會招致俄羅斯、日本、歐盟等的醋意和敵意。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基礎就是在亞洲的平衡，如果美中組成G2，無疑將引發美日、美韓以及美印關係的調整，因此這將是“危險的舉動”。

　　國際社會反應

　　G2和“中美國”的概念出籠後，美國國內首先出現了反對之聲。著名的《外交》雜誌刊出題為“G2的海市蜃樓”的文章，表示承認中國的重要性無法掩蓋雙方利益、價值觀和能力的錯位。雖然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以應對全球挑戰，但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而不解決兩國的實際分歧不會有什麼結果，最終將形成互相責備而不是成功的伙伴關係。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阿布拉莫維茨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上撰文表示，G2的模式很可悲，其結果可能為美國的盟友日本帶來致命一擊，從而在日本國內引起危險的政治後果；而美日中三邊機制要優於G2。總統候選人麥凱恩也表示：“我們強烈支持類似G20的會議，讓所有國家都參與非常重要。”美國的盟友們對此也議論紛紛。歐盟官員表示更推崇將歐盟包括在內的G3而不是G2；

　　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說：“現在一些圈子流行所謂的G2，指的是由美中組成的共管，將能解決所有問題。坦率地說，這完全是幻想。”

　　丹麥政府亞洲事務高級顧問普萊斯納在美國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上發表文章，認為“G2對中國和全球治理都不利”；歐中論壇創辦者高斯也撰寫了題為“G2不符合複雜現實”的文章。

　　日本《產經新聞》在題為“G2理論是否成立”的文章中說，G2招來了眾多的反對之聲，雖然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的確重要，但如果把美中關係稱為G2，就會深深傷害美國與日本、印度等其他亞洲盟國和友好國家的關係。

　　而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專家瓦西里·卡申更是坦言，中國擁有的大量美元儲備讓美國人暫時看到了貸款的希望，但隨著危機的加深，中美兩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分歧就會明顯暴露出來。美國與中國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國只是想利用中國來遏制俄羅斯。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缺乏一套明確連貫的對華政策，不同政府上臺或者同一屆政府的不同執政階段，其對中美關係的界定也時常會出現明顯波動。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鄭永年對此的解釋：

　　一是世界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即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給中美兩國的政策選擇都帶來了很大的制約；

　　二是大國軍事力量隱性化，軍事實力因受制於經貿關係的相互滲透而無法體現出來。這些因素導致美國的對華政策很難定型。

　　多年以來，對華定位從敵人、競爭對手、非敵非友、合作伙伴到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美國顯得愈發務實，而這一調整也是有充分依據的。

　　從能力上看，通過武力崛起的國家都有在境外進行大規模作戰的能力，而中國軍隊難以離開近海，更無法威脅美國；從表現上看，中國並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這被佐利克視為中國與蘇聯最根本的不同；從效果上看，中國自身的發展對周邊乃至全球經濟都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從預期上看，美國面臨的需要中國積極配合才更容易解決的難題越來越多；於是唯一難以確定的就剩下中國的意圖。

　　在此基礎上，美國願意接受中國的興起。從這個角度看，G2、中美國的概念與“利益攸關者”的內涵基本一致，是後者的延伸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