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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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Group 2)----中美二国集团

　　“G2”概念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来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来的。

　　雷德·伯格斯滕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他的“G2”构想。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应当成全中国，使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建筑师和管理者，使中国与其作为全球经济超级权力的新角色相匹配。

　　伯格斯滕在《外交》杂志上撰文，继续深化他的“G2”构想，鼓吹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他提出，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之类的全球治理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

　　随着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国际上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概念不断涌现，从2005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到2008年的所谓G2和“中美国”，都成为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现实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观期待或想象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客观基础。对相关概念和中美两国的现实地位进行深入的考察，将有助于人们认清两国关系的实质，也可以帮助人们辨明G2和“中美国”提法的不切实际。

　　中美国力的客观差距

　　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国际上对此的评估千差万别，甚至有美国学者鼓吹10到20年后中国就能赶上美国。其实问题远非如给出个数字那么简单。 首先，要考虑用来比较的具体指标：是采用GDP总量、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GDP、人均GDP、还是可持续性人均GDP（绿色），算法不同则结论迥异。相对来看，最后一种是最合理的指标，但恰恰也是这种算法体现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其次，怎样的数学模型最有说服力。目前几乎所有的算法，都建立在中美分别维持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这本身就缺乏依据。

　　再次，不应忽视基础性的社会因素。社会整体文明程度、诚信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国民受教育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都是衡量社会成熟度的基本指标，同时也是影响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最后，历史条件差异明显。美国建国时就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其突飞猛进的阶段消耗的是全世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现在已没有这种社会条件；美国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发展基本未受外界多少干扰，已顺利发展200多年，而中国始终步履蹒跚，稳定发展时间较短。

　　概念辨析：

　　“中美国”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3月5日在《洛杉矶时报》上以“买下中美国”为题的撰文中首次提出的；而中美“两国集团论”即“G2”，则是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

　　尽管常常被相提并论，但这两种观点各具特色。前者的特征是认为中美应合二为一相互满足。弗格森“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a（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a”（中美国），并宣称“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同属于一个叫“中美国”的国家，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储蓄一个消费，一个出口一个进口，一个提供产品一个提供服务，一个储备外汇一个印制美元。

　　这两个概念出台之初并未引起很多关注，随后逐步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主要源于它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所转述，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战略家基辛格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对此的积极附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标与企图：

　　1、自救不如求救

　　弗雷德和弗格森等人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这些主张的，反映出其对当前特殊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深刻思考。次贷危机出现后，美国经济遭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各类刺激方案似乎未见明显收效，主要的西方盟国也都受创严重；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其保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也让各国眼馋。他们渲染中美合作，实际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用中国多年积累的国力储备，通过首先坦率承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给中国一个光鲜的名分，诱惑其挺身而出，努力展现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帮助美国和世界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

　　2、打压不如诱导

　　当前在中国的崛起势头难以阻挡而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的局面下，将中国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为之做出贡献，是美国最可取的选择。弗雷德曾表示：“唯有强调两国集团的做法才能诱使中国加入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也不加掩饰地说：“就是要通过建立两国集团来改造中国。”既然中国的国力增长和中美的相互渗透使得以前的“接触与遏制”政策难以继续奏效，不如转而采取积极诱导而非对抗打压的手段来获益，成本低而收效大。

　　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不断受到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的西方国家的敌视。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民众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十分憎恨外国对中国的丑化与贬低。美国学者突然发出友好的声音，给中美关系描绘出如此诱人美好的合作前景，自然易于打动不少国人的心，也给美国借助巧力改造中国提供了便利。

　　3、借助他国牵制中国

　　当前欧盟是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中国，美国不愿与这些老朋友共管世界，反倒邀请“非敌非友”的中国来分享权力。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或联盟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诱惑成为其走卒，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这是个得罪人的差事，谁跟超级大国共管世界都会被世人憎恶，他们对美国也许无可奈何，但会把气撒到其合作者身上。如果中国愿与美国为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眼里就成为帮凶，同时也必会招致俄罗斯、日本、欧盟等的醋意和敌意。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础就是在亚洲的平衡，如果美中组成G2，无疑将引发美日、美韩以及美印关系的调整，因此这将是“危险的举动”。

　　国际社会反应

　　G2和“中美国”的概念出笼后，美国国内首先出现了反对之声。著名的《外交》杂志刊出题为“G2的海市蜃楼”的文章，表示承认中国的重要性无法掩盖双方利益、价值观和能力的错位。虽然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而不解决两国的实际分歧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将形成互相责备而不是成功的伙伴关系。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布拉莫维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表示，G2的模式很可悲，其结果可能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带来致命一击，从而在日本国内引起危险的政治后果；而美日中三边机制要优于G2。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表示：“我们强烈支持类似G20的会议，让所有国家都参与非常重要。”美国的盟友们对此也议论纷纷。欧盟官员表示更推崇将欧盟包括在内的G3而不是G2；

　　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说：“现在一些圈子流行所谓的G2，指的是由美中组成的共管，将能解决所有问题。坦率地说，这完全是幻想。”

　　丹麦政府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普莱斯纳在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上发表文章，认为“G2对中国和全球治理都不利”；欧中论坛创办者高斯也撰写了题为“G2不符合复杂现实”的文章。

　　日本《产经新闻》在题为“G2理论是否成立”的文章中说，G2招来了众多的反对之声，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确重要，但如果把美中关系称为G2，就会深深伤害美国与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关系。

　　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瓦西里·卡申更是坦言，中国拥有的大量美元储备让美国人暂时看到了贷款的希望，但随着危机的加深，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就会明显暴露出来。美国与中国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只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缺乏一套明确连贯的对华政策，不同政府上台或者同一届政府的不同执政阶段，其对中美关系的界定也时常会出现明显波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对此的解释：

　　一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

　　二是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军事实力因受制于经贸关系的相互渗透而无法体现出来。这些因素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很难定型。

　　多年以来，对华定位从敌人、竞争对手、非敌非友、合作伙伴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显得愈发务实，而这一调整也是有充分依据的。

　　从能力上看，通过武力崛起的国家都有在境外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而中国军队难以离开近海，更无法威胁美国；从表现上看，中国并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这被佐利克视为中国与苏联最根本的不同；从效果上看，中国自身的发展对周边乃至全球经济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从预期上看，美国面临的需要中国积极配合才更容易解决的难题越来越多；于是唯一难以确定的就剩下中国的意图。

　　在此基础上，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兴起。从这个角度看，G2、中美国的概念与“利益攸关者”的内涵基本一致，是后者的延伸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