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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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

　　　最早提出雁行模式的是日本經濟學家赤鬆要，他主要是用其來分析日本棉紡工業發展模式的。日本一橋大學教授、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在深入分析戰後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不同特點後，吸收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提出了適合日本國情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比較優勢論”，將雁行模式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由此，雁行模式作為解釋日本與東亞地區間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地區產業結構相對優勢由較先進的國家或地區不斷向後進國家或地區轉移的傳導機制，被國際經濟學界尤其東亞學者所普遍接受。在雁行模式中，日本被看作是雁首，處於科學技術與經濟的核心地位，它通過資金技術的供應、市場吸收和傳統產業的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亞洲“四小龍”是雁翼，是雁陣中的承接者，它們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市場來發展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身處雁尾的東盟。這樣就完成了產業的“雁行模式”。在此過程中，處於雁尾的東盟對雁首日本有著很強的依附性，基本上嚴重依賴於日本。日本經濟的好壞決定了雁翼與雁尾的發展。在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模式的引導下，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所謂亞洲四小龍、四小虎)大量吸收日本的資金和技術，接受日本的產業轉移，充分發揮了後發優勢，利用相對自由貿易的國際環境，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產生了奇跡性的騰飛。這也是雁行模式曾備受推崇的原因。

　　雖然雁行模式在東亞經濟發展中起過歷史性的積極作用。但是它當初就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

　　第一，雁行模式作為後進國家的追趕型發展模式，作為一種動態的產業梯度轉移過程，在東亞區域發展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它往往會導致對先進國家(主要是日本)的嚴重依賴，往往導致後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完全受先進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與支配，容易喪失本身對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主動權和獨立性。一旦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發生變化，特別是首雁經濟出現問題，後進經濟體往往來不及作出相應調整，從而形成被動局面。

　　第二，雁行模式理論所竭力倡導的垂直型國際分工，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對日本的附屬性發展模式。雖然處於雁尾的國家和地區可以利用日本轉移的相對先進的技術，有效減少科研時間與費用，充分發揮後發優勢以贏得經濟發展，但如果處置不當，這種技術依賴會使後進國家喪失創新的動力，不利於後進國最終由“追趕型”發展戰略向“創新型”發展戰略轉變，也不利於日本同這一地區建立平等合作的分工關係。這樣，“追趕式”的發展模式將無法改變，各國間的差距將無法縮小，這當然不利於處於雁尾的國家和地區的長期發展。

　　第三，雁行模式本身在具體的操作中存在內在結構方面的缺陷。投資國與被投資國之間的產業層次的梯度轉移，要求雙方投資和貿易關係保持相應平衡，才能實現良性迴圈，否則對外投資或引進外資、產業梯度轉移、對外收支平衡三者難以協調。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一個側面很好地說明瞭這一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開始衰落，亞洲地區的“成長軸”日益增多。

　　首先，日本的雁首效應開始下降，其具體表現有以下幾點：

　　1.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緩慢。90年代，美國取得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巨大成功，逐步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日本也認識到，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質是經濟結構的高技術化和和知識化，痛感經濟發展模式應從“貿易立國”、“產業立國”轉向“技術立國”。但由於日本技術進步的模式是“吸收一消化一創新模式”，沒有美國那樣厚實的基礎研究，再加上自身對國內重化工的大規模投資而固化了以鋼鐵、汽車、石化、家用電器為主的產業結構，造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尷尬局面，使得產業結構調整舉步維艱，缺少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住在東亞的技術優勢，日本在技術輸出上採取了保守姿態，削弱了雁首對雁行模式中的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拉動效應。

　　2.日本國內經濟衰退。自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經濟出現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並持續了十多年之久。日本國內不良債權大量堆積，金融機構壞賬達6千億美元，居民資產價值大幅下跌，國內需求一蹶不振。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還出現自1967年石油危機以來的首次負增長。

　　企業設備投資下降，失業率上升。199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又使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遭到沉重打擊，雁首的經濟衰退使之無法對雁行模式中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起到領航拉動作用，雁行模式的核心與基礎發生嚴重動搖。

　　3.日本國際信譽度進一步下降。一方面，日本在二戰中對東亞各國所犯罪行歷歷在目，但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在百般遮掩與否定，引起了東亞各國的反感。另一方面，作為雁首的日本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在亞洲經濟中處執牛耳的地位，同時也理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即維護亞洲經濟的整體穩定性。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以其實力本應有所作為，但卻不負責任地任由日元大幅度貶值，這雖然一時使日本產品提高了國際競爭力，抵消了東南亞貨幣貶值導致的對日產品的競爭壓力，有利於日本國內經濟的增長，但是卻使東亞經濟更為動蕩，東南亞國家損失更為慘重。日本在面臨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問題時選擇損害別國利益以自保，導致了亞洲各國的不信任感，被認為是個不負責任的國家。這些都從事實上表明瞭日本雁首效應的下降。

　　其次，中國在東亞區域經濟發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對雁行模式形成挑戰。由於眾所周知的國際國內諸多因素，在雁行模式發展的初期與繁榮階段，中國這個沉睡著的大國被排除在雁陣之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理所當然也被納入“雁陣”中來，與東盟一些國家同處於雁尾。中國以其相對豐裕的資源優勢和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潛力，順應國際產業梯度轉移的規律，大力吸引外資，積极參与國際經濟貿易分工，尤其是參與東亞經濟的合作與競爭，在推動東亞地區經濟繁榮的同時，也獲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利益。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和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東亞傳統的雁行模式。從整體上看，成為亞洲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經不再處於雁陣之尾，而逐步成為東亞區域經濟發展的又一大“引擎”。東亞地區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不斷上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表的季度報告稱，東亞區域內跨國與跨地區的投資以及東亞資本市場的一體化正同迅速增長的東亞貿易同步發展，區域內貿易已經從1990年的2800億美元猛增到1999年的7320億美元，而區域貿易增長的原動力之一來自中國。中國正迅速成為亞洲最大的貿易市場。報告預測，2003年中國在東亞貿易中所占的份額將超過日本。

　　再次，東南亞一些國家也開始改變對雁行模式的過度依賴，積極尋求區域經濟合作的新模式。東南亞各國在經歷了東亞金融危機以後，痛定思痛，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思，以找出自身國內經濟結構和體制上的缺陷，並積極進行調整和改革。

　　同時，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也使得指望依靠日本經濟重新振作帶動本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東亞國家希望破滅。這使得傳統的雁行模式的影響力大大減弱。東盟國家之間區域內經濟合作大大加強，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步伐加快，就是明證。

　　赤鬆要的“雁行發展理論“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其主旨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產品發展本國的產業，因此在貿易圈中勢必存在不同發展層次產業結構的國家，這同時也是產業梯度轉移的一個動力。東亞恰好具備了這個條件。日本是屬於“配套完整的製造工廠型的發達國家”，屬第一層次，它有先進技術，工業發達，資金雄厚，居東亞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地位；亞洲NIES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屬第二層次，有比較先進的技術，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 企業 ，是東亞經濟發展與合作的雁身；ASEAN各國是從農業起步向發展出口型工業方向邁進的一些國家，屬第三層次，有資源、勞動，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在東亞經濟發展中充當雁尾的角色。中國在東亞地區屬於後期的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但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接受國中異軍突起，不僅擁有豐富的生產要素和遼闊的市場，且迅速成為日本對東亞乃至世界投資中的主要接受國，而且與東亞經濟相接軌，成為東亞地區僅次於東盟的新的經濟增長區，屬第四層次。④因此，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結構亦根據不同的發展層次採取了不同階段的產業結構，呈現出階梯型結構。

　　1.“雁行模式”的挑戰一方面來自於“領頭雁”日本的投資策略。作為一種投資必須強調投資的收益。以及註重發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屬於貿易主導型，以降低生產成本為主要目的。９０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賓館、辦公樓等投資少、見效快的行業。９０年代以後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技術轉讓方面持謹慎保守的態度，向東亞國家經過近20年的引進日資過程，不僅沒有吸收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反而導致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同化，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對該地區的投資日趨類同,如在ASEAN國家以製造業為主如礦物開采、機電、運輸機械、化學等行業。一方面幫助ASEAN國家實現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而且也幫助該地區實現了貿易升級；但另一方面卻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單一化。並且有可能導致該地區出現類似上世紀拉美的“新型種植園化”， 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加劇和對日外資的依賴。

　　2．前面提到“雁行發展模式”的基礎是各國產業梯度差的存在。這個梯度差正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的 影響而日益縮小，客觀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持續十餘年處於蕭條和低迷的局面，至今無法自拔，其在經濟趕超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深陷於“制度疲勞”之中，在當前一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經濟的黯然衰弱使其在東亞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中的領頭雁地位開始動搖。其次，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加速經濟趕超。如今，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東亞其他各國和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在逐步進行擺脫逐級跟進的傳統模式的障礙，開始跳躍式的進入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⑤日本與“四小龍”之間的分工層次差距日益縮小，同時，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從基礎技術到中間技術再到高技術產業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未來也有望形成一個與日本並行的產業與經濟版塊。總之，由於領頭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趕上，東亞傳統“雁行模式”必然逐漸式微。

　　3.客觀的說，“雁行模式”的危機不單來自於作為“雁頭”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戰還來自於“雁身”和“雁尾”之間。因為這幾個地區之間的發展處於同一發展層次的經濟體在對外出口上的競爭加劇。在傳統垂直型分工為主的雁型模式中，處於相同和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上的國家如中國與東盟諸國之間，東亞四小龍以及四小龍與日本之間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這就帶來了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壓力與矛盾。以東盟與中國的競爭為例，由於雙方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雙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鞋類以及組裝類 電子產品出口方面的競爭加劇之勢。本地區同一層次國家之間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上的雷同性和競爭性，對於東亞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增長是極其不利的，最終可能帶來一種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的局面。

　　隨著東南亞 金融 危機的爆發，雁行模式引起了人們的重新審視。客觀地評價，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過直接投資對東亞推行的“雁行模式”確實對東亞經濟增長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點，其積極作用顯而易見。眾所周知，聞名世界的“東亞經濟奇跡”，是通過大量引進外資，積極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來實現的。而日本作為東亞地區最大的投資國，是東亞各國引進外資，吸引技術 的主要來源國。在東亞經濟起飛之時，恰是日本國內紡織業、重化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衰弱，而機械、電子等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之時，因此，，日本對東亞“加工組裝型產業”的投資，不僅順應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成為日本出口工業製成品和中間品的：吸水池。不僅如此，這種勞動密集型的投資依次從亞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國不斷擴張，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之一。

　　然而日本為了保持在東南亞的控制地位，始終把東南亞作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基。日本企業在對東亞直接投資中採取標準化或即將淘汰技術的轉讓，雖然暫時保持了在東亞經濟中的“雁頭”的地位，但同時導致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國內傳統產業與東亞之間的競爭的加劇。因此，當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時，日本不僅無法輓救東亞經濟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難保，使國內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對東亞的直接投資也明顯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說，“雁行模式”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其結果，至今也沒有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合作體系，更無法組成亞洲經濟共同體來與歐美和北美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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