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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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荒是由於流通領域內的貨幣相對不足而引發的一種金融危機。^[1]

　　中國式“錢荒”是伴隨著我國貨幣政策不斷加大緊縮力度，“錢荒”從銀行體系內萌生、在資本市場被放大，民間金融變得異常活躍的現象，而利率市場“冰火兩重天”的現狀則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 中國式“錢荒”的特殊性體現為：一面是金融系統中資金“饑饉”，一面是社會游資“過剩”，這種中國式的不對稱“錢荒”，反映出的是金融領域和實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匹配。

　　1.商業銀行不斷擴大自己的業務規模。商業銀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其收入和利潤來源的主要業務是負債業務和貸款業務。一方面，商業銀行的絕大部分資金的來源是源於吸納社會大眾的儲蓄存款，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為獲利將存款轉化為貸款註入非金融行業和實體經濟領域並獲得利息回報以支付吸收存款的利息。為了最大限度的盈利，商業銀行自身存在著擴張貸款業務的動機和要求，更有甚者不顧貸款項目的投資前景和收益能力，一心追求貸款利息而盲目擴大貸款規模，造成了相當規模的貸款無法收回，進而形成呆賬、壞賬。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中有相當的比重都貸給了效率不高甚至連年虧損的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更是有恃無恐連年向商業銀行借新債還舊債形成惡性迴圈。然而每到銀行業監督部門年中和歲末考核銀行的貸存比和索納超額備付金之際，商業銀行流動性嚴重不足，為應付年中和歲尾的貸存比“大考”，不得不卷入攬儲和吸金的爭奪戰中，客觀上造成了社會上和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緊縮。

　　2.民間游資無法通過金融系統進入實體經濟。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民間也積聚了大量的閑散資金，這些資金往往是各個企業不斷壯大後積累下來的財富並且不急於運用到自身企業的運行和發展中去。然而，資本的本質就是要增值，要獲得利潤，要投向預期收益較高的項目和領域中去。我國社會上存在的大量游資始終得不到正規的宣泄渠道而進入高收益和前景看好的實體經濟，民間資本始終得不到廣泛的認可，“打死也進不去”金融系統和銀行領域。一方面是整個金融系統缺錢鬧錢荒，另一方面大量社會游資無用武之地，最終形成了資金需求的錯配和矛盾。

　　3.監管部門對銀行核心資本的監管缺乏長效性。根據《巴塞爾協議》的精神和規定，我國的銀行監督管理部門要把商業銀行的安全性作為嚴格考核的內容之一，對代表著商業銀行安全性指標的銀行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作出了嚴格的量化考核規定：資本充足率不低於8％，核心資本充足率不低於4％。為了更有效保障商業銀行的安全性，銀行監督管理部門還規定了“貸存比”指標進行考核，即銀行貸款規模與存款規模的比值來衡量負債業務和資產業務的穩定與安全。1995年《商業銀行法》規定貸存比不低於75％，一直沿用~02012年，l7年未變。銀行監督管理部門在季末、年中和歲尾都要對商業銀行的貸存比進行考核，每到貸存比“大考”臨近之時，商業銀行便陷入拉存和攬儲的爭奪戰中，另外還要壓縮貸款和延緩貸款。這種安全指標時點上的考察缺乏長效性和穩定性，每每造成一年中周期性迴圈往複的“錢荒”現象。

　　4.國際資金外流。在中國普遍陷入“錢荒”之際，美聯儲又一直以各種不同的口徑向外界市場放出風聲說：量化寬鬆政策將逐步退出。另一方面，美國經濟複蘇數據日益走強，美國對全世界國際資本的吸引力逐漸增強，造成新興市場國家的資金不斷外流。中國更是難以幸免，2012年上半年，我國銀行結售匯餘額逐月下降，從2012年12月份的509億美元下降~t2013年5月份的104億美元。本來飽受錢荒之苦的中國經濟又雪上加霜。

　　1.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等實體經濟受到衝擊。眾所周知，每到銀行缺錢之際也正是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首當其衝之時。國有大型企業和中央大型企業憑藉著國家的信譽和後盾在各種經濟和金融危難之際總能得到必要的“照顧”。為了貫徹和執行國家的巨集觀經濟政策，掌握著市場中大量資金的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向國企和央企傾斜政策，優先向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國企和央企貸款註資，儘管有些企業的生命力並不旺盛甚至效率底下還連年虧損，在“錢荒”的時代還是手頭闊綽、豪擲乾金購買高收益的理財產品。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創造了國家近七成產值、為社會提供了約六成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始終“不招待見”，在銀行也缺錢的同時更是鬧“錢荒”。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由於規模有限，要維持正常的運行和不斷的發展壯大不得不大量地依靠外部融資來充實自身的實力，維持企業的運轉，資金鏈條一旦斷裂必然造成中小企業的周轉困難甚至是切斷了這些企業的生命線。尤其是到了年終歲末之時更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發放、清欠工資和獎金之際，中小企業向銀行的貸款往往被延緩甚至拒絕，中小企業減產、裁員甚至倒閉、老闆跑路的現象不絕於人們的眼帘。必要的資金不能及時地註入實體經濟領域而更多地留在金融系統之中空轉，必定造成實體經濟的萎縮和虛擬經濟泡沫，這既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也不利於緩解嚴峻的就業形勢。

　　2.民間資本過剩和借貸利率攀高。中國式“錢荒”弔詭的地方正是金融系統缺錢和社會游資過剩相伴而生。一方面，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得不到合理的利用，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和規範的渠道投入到實體經濟中，形成資源和資金的浪費。游資投機花樣迭出，尋找出口的資金在中國的市場上左突右圍，尋求增值機會，在對未來經濟前景不確定的憂慮成倍增大，不能進入實體經濟的資金洶涌地涌向各種可以炒作的虛擬經濟和商品中，泡沫迅速膨脹。

　　另一方面，在銀行融資碰壁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難以為繼之時，又不得不尋求其他的融資渠道融入資金來渡過難關。在市場中，需要增值和帶來利潤收益的大量游資供給可以滿足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對資金的極度渴求，民間資金高息放貸，借貸利率節節攀高。在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集中的江浙地區，融資成本高企已經成為不少中小企業生存的攔路虎，一些企業已經承受高達60％年利率民問融資成本，而官方貸款利率並不高，使得中小企業遭遇“冰火兩重天”的利率，利率“雙軌制”現象愈演愈烈。

　　3.股市和資本市場資金外逃。金融系統鬧“錢荒”使得資金的借貸成本提高，利率也不斷高攀。從2013年5月以來，金融市場的資金利率全線攀升。以三個月國債利率為例，5月7日，其到期利率為2．59％，6月19日升至3．39％，升幅高達30％；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更是狂漲，6月20日的拆借利率高達7．66％，kL5月7日的2．36％暴漲了2．24倍。同期固定利率企業債券到期收益率也從2．35％陡升到6．97％，漲了近兩倍。隨著利率的提高，與之成反比的股票價格下跌，中國股市資本市場遭遇“大旱”，股市連連創下新低，A股市場快速走入熊市，市場成交金額也迅速下滑，與入市抄底的巨大風險相比，不少手頭資金寬裕的人士更願意將資金投入到民問借貸領域，而在銀行信貸緊張的情況下，股票市場成為套取資金的“抽水池”。

　　4.商業銀行攬儲競爭激烈。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吸收的存款、獲得最大的經濟利潤，商業銀行儘可能地擴大貸款的規模，以期收回高額利息收入彌補存款利息支出。然而每到銀行監管部門季末、年中和歲尾的貸存比“大考”臨近之時，商業銀行可謂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方面，原有的呆賬和壞賬已經占據一定的規模，另一方面，很多貸款尤其是“貸存比”的分母，即存款規模。在銀行缺錢之際，商業銀行攬儲競爭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為了儘可能多地拉存款、攬儲蓄，商業銀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年關將至，銀行攬儲大戰已經提前開始，攬儲的壓力逼著客戶經理們紛紛奇招百出。為了完成存款任務，有的客戶經理不得不白掏腰包滿足大資金客戶的種種要求，小客戶們也聯合起來賺取“返點折扣”，造成了銀行之間的不正當競爭；有的銀行不惜成本提高收益率，發行短期理財產品，特別是跨期時點的理財產品，以迎接各項考核，部分商業銀行提供的短期理財產品的年化收益率甚至超過了長期收益率，形成“長短期收益率倒掛”現象，銀行理財產品的急劇增加也對沖了信貸調控的效應，加大了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同時不利於銀行形成穩定的核心資產。

　　人民正常經濟生活受到影響。首先，是對房價的影響。在金融系統缺錢的同時，民間大量游資正在尋求出口，在民間游資尚不能合理進入銀行體系和金融系統也沒有正常渠道註入實體經濟的情況下，大量的民間資本開始註入樓市，形成所謂的“炒房團”。江浙等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的閑散資金開始在多個一線、二線城市流入樓市進行“炒房”活動，客觀上拉高了房價，這也是多年來我國樓市房價居高不下、屢控不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居高不下的房價著實令老百姓傷不起。

　　其次，是對放貸的影響。在銀行缺錢的情況下，受其流動性趨緊的影響，不少銀行放貸業務收緊，甚至有城市傳出“停貸”的傳聞。許多人湊足首付等著買房的人們開始在銀行排隊申請放貸，不僅放貸難辦，許多與放貸相關的優惠也被取消了，甚至連跑數家銀行卻依然面臨無款可貸的難題，住房公積金貸款也面臨緊張局面，老百姓買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1.銀行自身轉變業務結構。要化解本身來自於銀行業的“錢荒”風險，就必須先從商業銀行自身的業務結構開始轉變。眾所周知，商業銀行是依法吸收社會大眾存款和向企業和個人貸款的贏利性機構。商業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是貸款獲得的利息與存款支付的利息之間的差額。在我國，無論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利息收入都是商業銀行的主要收入，它占據了商業銀行收入結構的絕大部分份額。商業銀行在擴大貸款規模最大化收益的同時也增加了自身流動性和安全性的風險。避免陷入“錢荒”的風險，商業銀行必須主動轉變自身的業務結構，轉變銀行收入來源的結構。 這就要求商業銀行在發展負債業務和貸款業務的同時，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提高以服務中介為主的中間業務的比重和來源中間業務的收入比重，提高核心資本充足率。

　　2.允許和提倡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大量社會閑散資金的流動形成了巨大的游資，這筆數額可觀的民間資本由於所有制的問題始終得不到政府部門的認可，甚至是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民間資本始終不能進入正規的金融系統和銀行領域，找不到出口的民間資本不能通過正常渠道進入實體經濟領域，只能涌向虛擬經濟和黃金、古董、樓房等商品，尋找花樣百出的投機機會，同樣是可以發揮資本作用的民間資本長期得不到合理的利用，造成了資金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社會的不穩定。實際可以看出，中國市場上並不是真正的缺錢，而是資金的結構性錯配，大量的資金沒有用到正確的地方，形成一種不對稱和矛盾。化解和避免“錢荒”，重要的手段是正確地、合理地利用民間的資本，讓民間資本充分的發揮作用，順利地進入實體經濟，又得到增值和投資的機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擴大民間資本投資渠道，有效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這既解決了民間資本投資渠道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3.監管部門監管和考核指標科學化。造成中國式“錢荒”銀行業缺錢的一大元凶正是銀行監管部門的不合時宜的監管指標，即貸存比。貸存比這一指標延續越來越不得人心，也不合時宜了。在已經存在存款準備金和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基礎上又規定了貸存比，這更加進一步壓縮了商業銀行可貸資金的規模，打壓了商業銀行的盈利空間。連續17年未變的貸存比率也引發了銀行和金融系統乃至巨集觀經濟中的亂象。 監管部門應該考慮到貸存比指標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應該瞭解這個指標的缺陷和造成的影響。監管部門應該把主要監管領域放在存款準備金和超額存款準備金以及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的考核上，逐漸提高貸存比率，逐漸取消貸存比指標，建立起科學、合理、全面的量化考核體系，並使監管日常化、常態化，避免時點突擊考核造成周期性波動。

　　4.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中國式的“錢荒”不僅是資金資源的結構性錯配造成的，也是中國經濟權力錯配造成的。這種權力的錯配常見於國企，國企在涉及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能源、電力、電網、銀行、電信等基礎領域的壟斷，使得中國實體經濟占的成本越來越巨大。影響中國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包括壟斷、財政、稅收和土地四大因素，其中稅收每年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兩三倍，這種顛倒的稅收行為給實體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弊端。其一，過重的稅負使得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逐漸下降；其二，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導致更多資本流入投機和食利行業進而導致實體經濟進一步空虛；其三，實體經濟進一步空虛導致了稅收範圍縮小，政府的稅收量減少，面對剛性支出，政府又加重稅負，形成惡性迴圈。我們的政府應當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對待實體經濟，絕對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應該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方可充實稅收和國民經濟，有效化解“錢荒”危機。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從巨集觀視角出發，給所有的生產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降低稅負、物流成本和提供給他們以公平的競爭環境，讓產業資本重新站上經濟發展的大舞臺。尤其是在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下，更要阻止產業資本流向金融系統空轉，方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式“錢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