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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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荒是由于流通领域内的货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种金融危机。^[1]

　　中国式“钱荒”是伴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不断加大紧缩力度，“钱荒”从银行体系内萌生、在资本市场被放大，民间金融变得异常活跃的现象，而利率市场“冰火两重天”的现状则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 中国式“钱荒”的特殊性体现为：一面是金融系统中资金“饥馑”，一面是社会游资“过剩”，这种中国式的不对称“钱荒”，反映出的是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匹配。

　　1.商业银行不断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商业银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其收入和利润来源的主要业务是负债业务和贷款业务。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资金的来源是源于吸纳社会大众的储蓄存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为获利将存款转化为贷款注入非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领域并获得利息回报以支付吸收存款的利息。为了最大限度的盈利，商业银行自身存在着扩张贷款业务的动机和要求，更有甚者不顾贷款项目的投资前景和收益能力，一心追求贷款利息而盲目扩大贷款规模，造成了相当规模的贷款无法收回，进而形成呆账、坏账。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中有相当的比重都贷给了效率不高甚至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更是有恃无恐连年向商业银行借新债还旧债形成恶性循环。然而每到银行业监督部门年中和岁末考核银行的贷存比和索纳超额备付金之际，商业银行流动性严重不足，为应付年中和岁尾的贷存比“大考”，不得不卷入揽储和吸金的争夺战中，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上和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缩。

　　2.民间游资无法通过金融系统进入实体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民间也积聚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些资金往往是各个企业不断壮大后积累下来的财富并且不急于运用到自身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中去。然而，资本的本质就是要增值，要获得利润，要投向预期收益较高的项目和领域中去。我国社会上存在的大量游资始终得不到正规的宣泄渠道而进入高收益和前景看好的实体经济，民间资本始终得不到广泛的认可，“打死也进不去”金融系统和银行领域。一方面是整个金融系统缺钱闹钱荒，另一方面大量社会游资无用武之地，最终形成了资金需求的错配和矛盾。

　　3.监管部门对银行核心资本的监管缺乏长效性。根据《巴塞尔协议》的精神和规定，我国的银行监督管理部门要把商业银行的安全性作为严格考核的内容之一，对代表着商业银行安全性指标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作出了严格的量化考核规定：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为了更有效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银行监督管理部门还规定了“贷存比”指标进行考核，即银行贷款规模与存款规模的比值来衡量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的稳定与安全。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贷存比不低于75％，一直沿用~02012年，l7年未变。银行监督管理部门在季末、年中和岁尾都要对商业银行的贷存比进行考核，每到贷存比“大考”临近之时，商业银行便陷入拉存和揽储的争夺战中，另外还要压缩贷款和延缓贷款。这种安全指标时点上的考察缺乏长效性和稳定性，每每造成一年中周期性循环往复的“钱荒”现象。

　　4.国际资金外流。在中国普遍陷入“钱荒”之际，美联储又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口径向外界市场放出风声说：量化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数据日益走强，美国对全世界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逐渐增强，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不断外流。中国更是难以幸免，2012年上半年，我国银行结售汇余额逐月下降，从2012年12月份的509亿美元下降~t2013年5月份的104亿美元。本来饱受钱荒之苦的中国经济又雪上加霜。

　　1.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众所周知，每到银行缺钱之际也正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首当其冲之时。国有大型企业和中央大型企业凭借着国家的信誉和后盾在各种经济和金融危难之际总能得到必要的“照顾”。为了贯彻和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掌握着市场中大量资金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向国企和央企倾斜政策，优先向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和央企贷款注资，尽管有些企业的生命力并不旺盛甚至效率底下还连年亏损，在“钱荒”的时代还是手头阔绰、豪掷干金购买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创造了国家近七成产值、为社会提供了约六成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始终“不招待见”，在银行也缺钱的同时更是闹“钱荒”。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规模有限，要维持正常的运行和不断的发展壮大不得不大量地依靠外部融资来充实自身的实力，维持企业的运转，资金链条一旦断裂必然造成中小企业的周转困难甚至是切断了这些企业的生命线。尤其是到了年终岁末之时更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放、清欠工资和奖金之际，中小企业向银行的贷款往往被延缓甚至拒绝，中小企业减产、裁员甚至倒闭、老板跑路的现象不绝于人们的眼帘。必要的资金不能及时地注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更多地留在金融系统之中空转，必定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和虚拟经济泡沫，这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

　　2.民间资本过剩和借贷利率攀高。中国式“钱荒”吊诡的地方正是金融系统缺钱和社会游资过剩相伴而生。一方面，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得不到合理的利用，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和规范的渠道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形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游资投机花样迭出，寻找出口的资金在中国的市场上左突右围，寻求增值机会，在对未来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忧虑成倍增大，不能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汹涌地涌向各种可以炒作的虚拟经济和商品中，泡沫迅速膨胀。

　　另一方面，在银行融资碰壁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为继之时，又不得不寻求其他的融资渠道融入资金来渡过难关。在市场中，需要增值和带来利润收益的大量游资供给可以满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对资金的极度渴求，民间资金高息放贷，借贷利率节节攀高。在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集中的江浙地区，融资成本高企已经成为不少中小企业生存的拦路虎，一些企业已经承受高达60％年利率民问融资成本，而官方贷款利率并不高，使得中小企业遭遇“冰火两重天”的利率，利率“双轨制”现象愈演愈烈。

　　3.股市和资本市场资金外逃。金融系统闹“钱荒”使得资金的借贷成本提高，利率也不断高攀。从2013年5月以来，金融市场的资金利率全线攀升。以三个月国债利率为例，5月7日，其到期利率为2．59％，6月19日升至3．39％，升幅高达30％；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更是狂涨，6月20日的拆借利率高达7．66％，kL5月7日的2．36％暴涨了2．24倍。同期固定利率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也从2．35％陡升到6．97％，涨了近两倍。随着利率的提高，与之成反比的股票价格下跌，中国股市资本市场遭遇“大旱”，股市连连创下新低，A股市场快速走入熊市，市场成交金额也迅速下滑，与入市抄底的巨大风险相比，不少手头资金宽裕的人士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民问借贷领域，而在银行信贷紧张的情况下，股票市场成为套取资金的“抽水池”。

　　4.商业银行揽储竞争激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吸收的存款、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商业银行尽可能地扩大贷款的规模，以期收回高额利息收入弥补存款利息支出。然而每到银行监管部门季末、年中和岁尾的贷存比“大考”临近之时，商业银行可谓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方面，原有的呆账和坏账已经占据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很多贷款尤其是“贷存比”的分母，即存款规模。在银行缺钱之际，商业银行揽储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了尽可能多地拉存款、揽储蓄，商业银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年关将至，银行揽储大战已经提前开始，揽储的压力逼着客户经理们纷纷奇招百出。为了完成存款任务，有的客户经理不得不白掏腰包满足大资金客户的种种要求，小客户们也联合起来赚取“返点折扣”，造成了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有的银行不惜成本提高收益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特别是跨期时点的理财产品，以迎接各项考核，部分商业银行提供的短期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了长期收益率，形成“长短期收益率倒挂”现象，银行理财产品的急剧增加也对冲了信贷调控的效应，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不利于银行形成稳定的核心资产。

　　人民正常经济生活受到影响。首先，是对房价的影响。在金融系统缺钱的同时，民间大量游资正在寻求出口，在民间游资尚不能合理进入银行体系和金融系统也没有正常渠道注入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开始注入楼市，形成所谓的“炒房团”。江浙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的闲散资金开始在多个一线、二线城市流入楼市进行“炒房”活动，客观上拉高了房价，这也是多年来我国楼市房价居高不下、屡控不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居高不下的房价着实令老百姓伤不起。

　　其次，是对放贷的影响。在银行缺钱的情况下，受其流动性趋紧的影响，不少银行放贷业务收紧，甚至有城市传出“停贷”的传闻。许多人凑足首付等着买房的人们开始在银行排队申请放贷，不仅放贷难办，许多与放贷相关的优惠也被取消了，甚至连跑数家银行却依然面临无款可贷的难题，住房公积金贷款也面临紧张局面，老百姓买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1.银行自身转变业务结构。要化解本身来自于银行业的“钱荒”风险，就必须先从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结构开始转变。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依法吸收社会大众存款和向企业和个人贷款的赢利性机构。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贷款获得的利息与存款支付的利息之间的差额。在我国，无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利息收入都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它占据了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绝大部分份额。商业银行在扩大贷款规模最大化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流动性和安全性的风险。避免陷入“钱荒”的风险，商业银行必须主动转变自身的业务结构，转变银行收入来源的结构。 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发展负债业务和贷款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提高以服务中介为主的中间业务的比重和来源中间业务的收入比重，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

　　2.允许和提倡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大量社会闲散资金的流动形成了巨大的游资，这笔数额可观的民间资本由于所有制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政府部门的认可，甚至是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民间资本始终不能进入正规的金融系统和银行领域，找不到出口的民间资本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只能涌向虚拟经济和黄金、古董、楼房等商品，寻找花样百出的投机机会，同样是可以发挥资本作用的民间资本长期得不到合理的利用，造成了资金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的不稳定。实际可以看出，中国市场上并不是真正的缺钱，而是资金的结构性错配，大量的资金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形成一种不对称和矛盾。化解和避免“钱荒”，重要的手段是正确地、合理地利用民间的资本，让民间资本充分的发挥作用，顺利地进入实体经济，又得到增值和投资的机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既解决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3.监管部门监管和考核指标科学化。造成中国式“钱荒”银行业缺钱的一大元凶正是银行监管部门的不合时宜的监管指标，即贷存比。贷存比这一指标延续越来越不得人心，也不合时宜了。在已经存在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基础上又规定了贷存比，这更加进一步压缩了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规模，打压了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连续17年未变的贷存比率也引发了银行和金融系统乃至宏观经济中的乱象。 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到贷存比指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应该了解这个指标的缺陷和造成的影响。监管部门应该把主要监管领域放在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以及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考核上，逐渐提高贷存比率，逐渐取消贷存比指标，建立起科学、合理、全面的量化考核体系，并使监管日常化、常态化，避免时点突击考核造成周期性波动。

　　4.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式的“钱荒”不仅是资金资源的结构性错配造成的，也是中国经济权力错配造成的。这种权力的错配常见于国企，国企在涉及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电力、电网、银行、电信等基础领域的垄断，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占的成本越来越巨大。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包括垄断、财政、税收和土地四大因素，其中税收每年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两三倍，这种颠倒的税收行为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弊端。其一，过重的税负使得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逐渐下降；其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导致更多资本流入投机和食利行业进而导致实体经济进一步空虚；其三，实体经济进一步空虚导致了税收范围缩小，政府的税收量减少，面对刚性支出，政府又加重税负，形成恶性循环。我们的政府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待实体经济，绝对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应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方可充实税收和国民经济，有效化解“钱荒”危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从宏观视角出发，给所有的生产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降低税负、物流成本和提供给他们以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尤其是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下，更要阻止产业资本流向金融系统空转，方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钱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