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結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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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結構理論(Financial Structure Theory)

　　金融結構理論是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最早和最有影響的理論之一，其創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出生於比利時的美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代表作是1969年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該理論對金融發展的過程及規律進行了描述和分析。戈德史密斯把各種金融現象歸納為三個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結構。金融工具是指對其它經濟單位的債權憑證和所有權憑證；金融機構即金融中介機構，指資產與負債主要由金融工具組成的企業；金融結構是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之和。他認為金融發展的實質是金融結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就是研究金融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戈德史密斯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世界上只存在一條主要的金融發展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金融結構的變化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儘管不同國家的起點(起始時間、發展速度)各不相同，但它們很少偏離這條道路，只有戰爭和通貨夠脹例外。金融結構理論從研究方法到基本結構都對研究金融和金融發展問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戈德史密斯對比了世界上35個國家百餘年的金融史料與數據後，創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標；第一次對各國金融發展的差異進行了數量研究和比較研究；研究並揭示了金融深化的內部路徑和規律；提出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關係問題的重要性與研究方向。他認為在自由企業經濟中不同的金融相關比率產生類型絕然不同的金融結構。他把各種金融現象歸納為三個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結構。金融工具是指對其它經濟單位的債權憑證和所有權憑證；金融機構即金融中介機構，指資產與負債主要由金融工具組成的企業；金融結構是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之和。

　　(一)關於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

　　戈德史密斯認為不同類型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存在、性質以及相對規模體現了該國的金融結構。金融發展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通過對一國金融結構的剖析就能掌握該國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發展趨勢。

　　(二)關於金融相關比率

　　金融相關比率的變化反映了金融發展的基本特點，即金融上層機構與經濟基礎結構在規模上的變化關係。相對於國民產值而言，金融相互關係的密度越高。金融相關比率越高，可以預期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相關比率會上升並作為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尺度；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占全國金融資產比率反映了儲蓄和投資機構化的程度。這個比率越高，說明通過金融機構間接儲蓄的份額就越大於直接儲蓄的份額；金融機構在全部資產中的份額變化說明瞭儲蓄過程中銀行體系地位的變化，即新金融機構的產生以及現有機構在增長率上的差異。金融相關比率(Financial International Ratio—FIR)的計算公式：

符號說明：

r——裁截比率，表示截止時間；

F_r——定時期內的金融活動總量；

W_r——國民財富的市場總值；

β——平均資本產出率；

γ——GNP實際增長率；

π——物價變動率；

k——資本形成總值對國民生產總值比率；

η——為外部融資比率；

n——非金融部門金融工具發行量對資本形成總值比率；

φ— 金融單位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

λ——分層比率，某類金融機構對其它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與它們對非金融部門的發行總額之比；

ξ——為海外凈債權率。外國發行量對國民生產總值比率；

θ——為受價格波動影響的金融工具凈發行額的比例；

——價格敏感資產的價格平均變動比率。

　　現在，金融相關比率已經成為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標，實際的簡化應用以GNP代表經濟活動總量成為分母，以金融負債——一般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₂表示和金融資產之和代表金融活動總量或金融工具總額成為分子，金融資產分為銀行資產和有價證券S，其中S為股票市值和債券市值之和，從而FIR計算公式演變為：

　　(三)關於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戈德史密斯把金融上層結構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理論探討精簡成一個判斷，即以初級證券和二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它使資金流向社會收益最高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說，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速度。改善了經濟的運行。

　　儲蓄與投資的分離。戈德史密斯特別強調的是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主動作用。他認為，由於金融工具的出現和金融機構的成立而擴大金融資產的範圍，導致了儲蓄和投資的分離。而儲蓄與投資的分離能夠提高投資收益並提高資本形成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同時通過儲蓄與投資兩個渠道的金融活動提高了經濟增長率。金融工具的出現使儲蓄和投資分離為兩個相互獨立的職能，這種特殊的分工剋服了資金運動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使一個單位的投資可以大於或小於其儲蓄，擺脫自身儲蓄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為儲蓄者帶來增值，使得儲蓄不僅是財富的貯藏，還能增加收益。正因如此，無論是儲蓄者還是投資者都能接受金融活動帶來的社會分工。這種角度的分析主要適用於工商企業、家計部門和政府等非金融經濟單位發行的債券、股票等初級金融工具而言的。資源配置的優化。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機構對經濟的引致增長效應就源於對儲蓄者與投資者資金供求的重新安排。金融機構的介入使投資和儲蓄的總量超出了儲蓄者和投資者在不存在金融機構時的直接融資總量，而且金融機構能更高效率地在潛在投資項目之間進行資金分配，以提高邊際收益率。這種儲蓄的再分配反映了金融機構經營的效果，它對經濟增長與展所產生的引致增長效應比金融上層結構的業務經營對儲蓄和投資總量所產生的效果更有意義。

　　發達金融機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通過提高儲蓄、提高投資總水平與有效配置資金這兩條渠道來實現的。金融結構越發達，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提供的選擇機會就越多，人們從事金融活動的欲望就越強烈，儲蓄總量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在一定的資金總量下，金融活動越活躍，資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因此，金融越發達，金融活動對經濟的滲透力越強，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越快。註重金融工具供給和強調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行是金融結構理論的核心，也是金融自我發展及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這一觀點被後來的金融發展理論所繼承。

　　(四)關於金融發展的內在路徑

　　戈德史密斯認為，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的存在是不容質疑的，任何近期的國民收支平衡表的比較都足以表明各國在金融相關比率水平、全部金融資產中金融機構資產的份額、金融工具之間的關係以及國民生產總值中金融工具的規模、金融機構資產在銀行、保險公司等其他機構中的分配中存在巨大差異。他通過數量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證明瞭“只有一條主要的金融發展路徑。這條路徑的特點是：金融相關比率、金融機構在全部金融資產中的份額、銀行體系的地位都具有某種程度的規律性，只有在為戰爭融資或通貨膨脹時才顯示出規律性的偏差。在這條道路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日期從這條道路上起步，不同日期有兩層含義，即從不同日曆年度起步或從不同的非金融經濟發展階段起步。沿著這條路徑。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速度，這一速度仍然包括日曆的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涵義，但各國偏離這一路徑的程度很小”(戈德史密斯，1969)。

　　我國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是基於馬克思的理論而形成的。特別強調社會生產整體上的計劃性和可控制性。1949年開始，中國開始了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系和銀行業的基本國有化，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全國現金、結算和信貸中心，統攬金融業務。在銀行內部相應實行“統收統支”的信貸資金管理制度，存款、貸款利率和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制定。當時金融體系是根據計劃經濟的運做需要而被設計出來的，其致命缺陷在於該體系無法自我實施，金融系統作為一種附加的實施機制來促進計劃經濟的實現。在中央政府對民間資金的強有力控制下，各種可能引致金融結構調整的經濟、制度因素均被壓抑。

　　1978年以後的金融改革進程中，我國開始分解原來的國家銀行組織制度，分離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並依據《巴塞爾協議》的相關內容逐步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與資產風險管理以及銀行業務經營的多樣化改革，組建和發展起來一批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逐步擴大外資銀行的準入範圍；積極創立和發展金融市場，直接融資渠道方興未艾，傳統的資金供給渠道被徹底打破，傳統的計劃管理的金融巨集觀調控手段也被市場化手段所取代。現在，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和金融化程度日益提高，金融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金融業得到長足發展，並有力地推動了金融體系作為最重要的儲蓄吸納和投資轉化機制的形成，金融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索。但是金融結構中存在的諸多矛盾也對我國金融發展產生著巨大的負面影響。

　　我國金融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間接融資比重在社會融資總額中居於主體地位，直接融資發展相對明顯不足。國有企業來自銀行的貸款比重過高，通過證券市場籌資的比重明顯偏低；由於歷史原因，我國人為地壓抑直接金融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由此形成了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為輔的金融結構現狀。資本市場發展的不足及間接金融在社會融資中居於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的金融體制中。企業對銀行的高負債經營特征，加劇了經濟運行的風險。

　　其二，強調外資引進。對引進外資後的使用效率、投資流向關註不夠，忽視資本有效形成，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資依賴，影響著國內資本積累機制的形成。

　　其三，利率、匯率工具的靈活度不足，調節巨集觀經濟運行的杠桿作用難以有效體現，自動防範金融風險的穩定機制和對風險投資或對中小企業發展起支持、扶植作用的風險型金融機構缺乏。

　　其四，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之間的矛盾尚未根除。我國成立政策性銀行的目的，是為了化解專業銀行經營目標的商業化與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為金融體系改革創造條件。但是，雖然國有銀行傳統的政策性業務已被剝離，但由於種種原因 多數重新擁有了新的政策性權益。

　　其五，居民持有的金融工具結構不平衡，存款比重過大。儲蓄過度集中於居民部門，投資過度集中於企業部門，儲蓄與投資分離程度過高。

　　其六。在金融體系中，國有銀行仍居於主導地位。據相關統計，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已有一半左右來自於非國有經濟，中小企業在全部企業數中占99％

　　以上，但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如中小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卻為數不多，中小企業通過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比重較低，等等。

　　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發展理論中，金融相關比率處於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關比率已經成為目前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的應用最廣泛和最重要指標。在金融相關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發展程度下，通過對儲蓄和投資關係的重新安排。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著巨大影響，所以，影響金融相關比率計算的因素間接地反映了該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根據金融相關比率的計算公式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價格波動、外生的資本產出率和金融工具的價值變化因素，那麼決定金融相關比率的因素就只剩下三個實體性因素：非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δ = kη、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φ = φ(1 + λ)和外國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ξ 。這三個因索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金融行為對儲蓄和投資的重新安排，最終影響到資金向最有效率的投資部門的流動。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現在對上述公式進行變形，有：

即：

　　其中l——金融中介比率。

　　通過上式可以得出結論：影響金融相關比率的三個實體性因素最終體現為一國的資本形成比率、非金融部門的外部融資比率、國際融資比率和金融中介比率反映的金融發展程度。這四個決定因素中第一個因素體現了一國最終投資效率，第二個和第四個因素體現了金融體系尤其是該體系特定的金融結構對最終投資形成提供的作用程度，而第三個因素則反映了金融開放程度，從而對最終投資形成提供的作用程度。可見，最終的有效投資導致的資本形成處於最重要的地位。

　　這一將資金從盈餘方導向短缺方的過程就是金融中介過程。金融中介過程包括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種渠道，前者通過金融中介機構進行，後者通過金融市場進行。相應地，一國金融體系就包括了金融中介機構和金融市場兩個部分。隨著金融的發展，金融體系所承載的功能日益豐富，並由其基本的融資功能衍生流動性便利或流動性保險、資源匯聚和所有權分割、風險管理、信息生產、為投資者提供監控和激勵手段等功能。這些功能的實現程度與作用大小，在金融相關比率的計算中，分別通過非金融部門的外部融資率和金融中介比率體現出來。前者反映了金融工具的豐富程度和以金融工具為核心的金融市場的完善與效率；後者反映了金融機構的運營與作用，其中包含了一國的金融政策取向。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調整應註意以上各個方面的完善與發展。

　　戈德史密斯的研究證明瞭金融結構的趨同性，從而金融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提供了經驗與教訓。許多研究已經證明。以下幾方面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要打破單一銀行體系。中央銀行的政策業務從金融業務中分離出來，形成多家、多性質的銀行共存的格局；其次是金融市場的開放，主要是針對中小金融機構，特別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外資金融機構準入制度障礙的削減；再次是實施相關的金融深化措施，推進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創新，如價格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開放貨幣市場、銀行體系表外業務的拓展；最後是資本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改變單一間接融資的金融機構主導的市場結構以及政府巨集觀調控技術途徑的多樣化，監管體系的科學化。

　　應該註意。一是國家金融中介機構與資本市場之間的互補大於競爭[TMesse(2000)，Terr(2002)]，高效運作的資本市場需要健康的中介金融機構作為支付和清算體系予以支持。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打破壟斷，形成良性競爭的格局，增強金融機構的自生能力極為重要。二是金融結構趨同並不意味著金融發展的程度相同，金融結構的改革與調整應考慮本國的金融改革起點、巨集觀經濟政策的現實取向以及本國特有的人文因素。

　　外資流入對彌補本國資本形成所需資金的不足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外資流入的增加和對外資依賴的提高，將增大一國的外債負擔。外資流入以後，可能使國內資源短缺加劇，從而導致大量進口，形成國際貿易巨額逆差，最終導致本幣貶值，進而使國內儲蓄貶值。並且，如果外資多流向非生產性領域，尤其是特別偏好消費品工業投資形成的消費偏好導向的需求結構；與國內私人投資爭奪消費品市場，產生消費擠壓效應。這種需求結構限制了國內經濟的增長，也不利於國內資本積累機制的形成。因此，無論是外資流入還是貨幣發行都無法從根本上彌補投資——儲蓄缺口。

　　資本持續形成帶來的積累對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必要的資本積累是重要的催化劑。按照羅斯托的現代化理論，發展中國家必須立足於國內金融體制的發展來建設完善資本形成與積累機制。20世紀40年代末建立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進一步論證了只有持續的資本形成，發展中國家才會有持續的經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投入的加強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資本形成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一定的條件下，資本形成的多少決定著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因而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或約束條件。

　　但值得註意的是，高投資率、高資本形成率並不必然帶來經濟的持續高速健康增長。拉美國家經過20世紀7O年代的高投資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從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發展歷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經濟發展不僅取決於資本形成水平，而且還要註意該國銀行體系動員儲蓄、儲蓄——投資轉化效率和投資效率，對於這些方面，金融體系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再者，如果在金融相關比率的計算公式中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則發現通貨膨脹影響兀對金融發展存在負面影響，體現為衡量金融發展的FIR指標與兀呈負相關關係。這對被迫在國內通過貨幣發行來增加投資的急功近利行為敲響了警鐘。

　　目前，制約我國金融發展和貨幣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於金融結構的不均衡。在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實踐過程當中，應特別註意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引致效應，金融結構改革與調整不僅是量的擴張，更要註重質的提高，即把握金融發展的內在規律，考慮國情，逐步推進金融結構調整與結構優化。同時，也應該加強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互動關係的深入研究，關註金融發展與結構優化對經濟增長的儲蓄與投資的結構效應，充分認識伴隨經濟發展金融結構的變動與發展趨勢和金融中介機構的地位調整。從歷史與科學的角度深入認識金融體系的職能，並從金融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進程中吸取經驗與教訓，立足實際，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