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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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商，也就是湖北商人。鄂，最早是楚國的屬地。在明清時期，對湖北有了鄂省這一稱呼，辛亥革命之後湖北的簡稱正式定為鄂。從明清至今，晉商、徽商、粵商、閩商、浙商，在不同的時期，各自成為聲名顯赫的商幫。他們都有著強烈的群體歸屬感、有著突出的商業地位。
在先秦時代，楚國的商人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在近代史上，漢口是萬商雲集的商業重鎮；如今，在湖北省內外，鄂商也正在崛起。一個地區若沒有大規模的商人群體涌現，這個地區的經濟是難以持續發展的。而鄂商這一群體的壯大，必將直接推動湖北經濟的快速發展。
楚人重商：商為“四民之首”
湖北的先人是楚人。鄂商的歷史，要從兩千多年前的楚國說起。先秦時期的楚國，有著繁華的都市，都市裡麵店鋪林立，楚國的富裕程度、商業發達程度超過吳越，而且商人在楚國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一般的歷史記載中，“四民”為“士、農、工、商”。而在楚國，“四民”為“商、農、工、賈”。楚人以商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國對商業的重視，以及商賈在楚國有著特殊的地位。
大量文獻資料表明：楚國政府非常重視商人，大商人可以一次出境250艘大輪、2500匹馬，楚國還扶持民間商人。楚國也有著全國知名的大商人。鄂君啟就是這樣的知名巨賈，他是楚國的封君，他組織龐大的水陸商隊，在楚境內以及鄰國長途販運商品。被後人尊為“商祖”、“商聖”的范蠡，也是楚國人，只不過他後來在越國為官，在齊國為商。從“楚人重商”可見，鄂商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
從明清起，直至1949年，漢口逐漸發展成為一大商埠，成為包括湖北商人在內的各地商人活動的大舞臺。明清時，得江漢航運之利，兼居華夏腹地，漢口為中國四大名鎮之一，號稱“九省通衢”。
明朝中葉起，漢口的貿易逐漸發展起來，糧、鹽在漢口轉運，漢口作為內陸貿易型城市、傳統工商業城市，一直持續到漢口開埠。1861年漢口開埠，闢為對外通商口岸，設立了十五國領事館，在漢通商的有二十幾個國家。漢口成為一個繁華的商埠。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漢口竹枝詞》中有一句：“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清末，張之洞督鄂十七年，在漢大興洋務運動，創辦了漢冶萍公司、漢陽兵工廠及布、麻、絲、紗四局，為武漢打下了現代重輕工業的基礎，並開通了京漢鐵路。漢口號稱“東方芝加哥”，與滬、津、穗並稱近代中國四大商埠。明清直至整個民國時期，漢口成為各地商人活動的大舞臺。
研究表明：漢口是徽商、晉商，以及後來的浙江寧波商幫重要的發展地。荊州商人米糧轉運、咸寧商人的竹木轉運……湖北商人在漢口經營著傳統工商業。而外地商人則在漢口經營著眾多新的商業行業。
明清以來，漢口乃至湖北在華中和全國的經濟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在經營管理之道、地域商業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徐榮廷、劉歆生就是那個時代鄂商的代表人物。徐榮廷(1857年-1949年)，幼年隨父打魚，後到漢口藥材行當學徒。1919年，徐榮廷投資210萬兩銀元自辦工廠。他還購機2萬錠設石家莊大興紗廠，就地取棉，以節約鐵路運輸費用。同時，他還與他人集資156萬兩銀元，在武昌興建裕華紗廠，購紗錠3萬錠、布機500台，徐任董事長。1927年冬徐榮廷退休。抗日戰爭期間，裕華紗廠內遷，併發展成為西安大華、大興二廠、廣元大華、成都裕華和重慶裕華等廠，形成裕大華集團，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徐榮廷占有裕大華集團資金總額5000萬銀元的10%左右的股金。通過裕大華再投資，徐榮廷還在黃石利華煤礦公司、永利銀行、華年進出口公司、山東棗莊中興煤礦、四川川康毛紡織廠、重慶慶華染料廠、上海慶華染料廠以及四川民生輪船公司等企業擁有股份。
“明清及至近代以來，鄂商群體的存在是無疑的，但作為一個商幫，鄂商的自我認知、群體意識、社會形象相較晉商、徽商，還比較弱。”
此外，湖北雖有黃岡、天門、黃陂、咸寧等地商人在漢口市場打拼，但沒有形成地域性集團性優勢。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於四方，“無陂不成鎮”，但沒有形成類似“徽商”“晉商”之類的強勢流派。但，還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出湖北，拓展自己的事業。徐榮廷在山東、四川、重慶、上海等地均有實業投資。
“發掘鄂商的歷史經驗，將有助於培育當代湖北的商業文化，增強湖北商人的合作意識，共助中部崛起戰略的實現。”
今天，與一些沿海地區相比，湖北的大商人從數量上看，從實力上看，都還比較薄弱。但，不可否認的是，一批批新時代的新鄂商已經開始崛起，無論是他們的事業在省外還是在省內。鄂商形象的塑造，則會推動湖北商人群體的影響力。
歷史上有聞名全國的晉商、徽商，近代又有寧波幫、廣州幫等獨立的商業流派產生。湖北人雖然熱衷於商業，漢口商業也很發達，但卻沒有“漢幫”。湖北黃州幫、咸寧幫也有一定的名氣，但武漢的本地商人卻沒有形成聞名全國的“漢幫”，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明清以來，晉商以票號聞名全國，徽商以徽鹽、典當稱雄大江南北，寧波幫、廣東幫經營有優勢的是近代五金機電產品，以及有地域特色的海味、廣洋雜貨等。漢口主要是移民城市，商業主要被外地人把持。
清代漢口商業的“八大行”中，徽商在鹽、當、米、木、棉花、藥材六大行業中占有極重要地位。晉商、寧波、廣東商幫等也先後占領漢口市場，本地勢力很薄弱。德國人利希霍芬對湖北人有個評價：“湖北的居民主要是農民，其商業委之於山西人和江西人，運輸業讓給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雖有黃岡、天門、黃陂、咸寧等地商人在漢口市場打拼，但沒有形成地域性集團性優勢。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於四方，天門商人甚至僑居到海外，但沒有形成類似“徽商”“晉商”之類的“漢商”流派。
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主要是湖北武漢商人經營商品的業務沒有形成規模優勢。徽商、晉商聞名，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在一些比較固定的行業形成較大規模的優勢。如山西太谷縣的曹家，到道光、咸豐時期，已成為在全國開設商號640餘座、資產高達1200萬白銀、雇員37000人的商業巨族。清道光年間，山西平遙縣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專營存放款和金銀匯兌業務的票號——日升昌，到咸豐年間，日升昌在全國各省城市設分莊多達75個。從日升昌，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號幫先後在北京、天津、武漢等全國70多個城市設立了400多個分號，甚至在日本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南亞的新加坡都設有分號，吸納了上至稅收、軍餉等公款，下至官吏、紳富的私款等全國大部分的財富，基本上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務。
而諸如黃州幫、咸寧幫都只在省內有名，不能再全國叫響。雖然有“無陂不成鎮”的說法、但漢陽府黃陂人主要從事小手工業，小工匠多，黃陂商人沒有形成獨立的商幫。天門人闖到南洋搞一些什麼三棒鼓、挑牙蟲之類的營生。武昌府咸寧幫主要經營竹木、茶葉，但經營規模趕不上湖南幫。黃州幫主要是由黃州府麻城縣的商人經營湖北的棉花貿易。棉花貿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極少數貿易項目之一，但在全國沒有達到行業壟斷優勢地位。
武漢商人總的來說還有經營方式的差異。晉商實行股份制、連鎖制。這種較為先進的商業經營模式，不僅擴大了晉商自身的經營模式，也增強了晉幫商人在同業中的競爭地位。武漢商人基本上是個體單干，分散經營，不僅缺乏地域性、全國性的商業網路，即使在同一個地方的武漢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來，有時遇到利益紛爭時甚至“窩裡鬥”。
當然，武漢商人也沒有一致的商業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濃，“取禮好義”，“以義取利”。晉商講誠信，山西人特別崇尚關公的誠信義氣。廣州、寧波商人勇於承擔風險，熱衷於投資產業。湖北包括武漢商人多半喜歡做些諸如“賺過手錢”之類的投機買賣，商界對其有“精明滑巧”的評價。
武漢人背靠長江，面對漢水，可以說是兩江水養育了武漢人，武漢人過去一直靠碼頭為生，因此外地人稱武漢經濟為碼頭經濟或碼頭文化。在碼頭文化的熏陶下，武漢人大多有一種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產生了一種投機行為，什麼都想乾，什麼都乾不長，往往成不了最後的勝利者。這幾年武漢出來的品牌特別多，但是這些品牌，屬於流星的比較多。
武漢人缺少不安於現狀、執著、具有創新精神、能承受風險等基因，而這些基因恰恰是當今中國富人具有的共同特點。
不東不西的武漢既趕不上東南沿岸的優惠政策，西部大開發又掛不上鉤，長期滯後的體制，導致武漢人觀念的落後。隨著中部崛起的號角吹想，武漢人開始意識到：武漢什麼都不缺，天時、地利俱全，唯獨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開放的創新精神，缺少的是“捨我其誰”的風險精神。武漢經濟發展滯後是被自己打敗的，是被思想打敗的。武漢人思想比較保守，觀念比較陳舊，缺少敢闖敢乾的風險精神。這是長期身居內陸的環境造成的，是競爭機制滯後造成的，武漢商人是否該覺醒呢？
鄂商文化對湖北企業的影響[1]
(一)鄂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積極影響
1．開放競爭、永不服輸
“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這是對湖北人形象生動的比喻。《山海經》記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旬日九風”。[41楚人崇鳳，把“九頭鳥”作為楚文化的一種符號，一種象徵標誌，他們贊揚九頭鳥有九個腦袋很聰明，九首有九命，生命力很強。這預示著湖北商人在開拓自己的商業帝國中那種努力進取，頑強拼搏的精神。
武漢，作為湖北省省會，作為中部地區唯一的特大城市，作為全國七大中心城市，在全國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武漢商業發展史就是一部開放競爭的歷史，“漢味”商業文化就是這種市場開放文化的結晶。武漢商業利用開放的市場環境，長期自覺積極地從市場中吸取新知識，使得“漢味”商業文化不斷吸收現代市場經濟的理論成果，文化內涵不斷得到豐富，商業競爭力不斷增強。“漢味”商業文化建設的目的之一正是要進一步強化這種可貴的市場意識，使武漢商業行業和企業自覺按照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不斷推進商業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一與時俱進、敢為人先
改革開放以來，商業成為最先進入市場的行業，或最先進入市場化改革的最前沿。由於市場經濟理論的普及，特別是適應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湖北商業在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具有歷史深度和廣度的改革創新，在文化上進行了許多重大創造，體現了與時俱進、敢為人先的氣魄。這與湖北的歷史文化因素是分不開的。辛亥革命的爆發，就是湖北人敢為人先的氣魄。鄂商文化中那種與時俱進，敢為人先的精神早已深深根植於企業中，這樣的文化經過長期的文化建設，能孕育出具有本企業特色的企業精神。如在90年代，武漢同時出現6家商業上市公司，此外還有發展商業企業規範管理，超前發展商業“量販店”、超市和餐飲連鎖，發展“銷品茂”，商業“摩爾城”，發展商業城市圈，將連鎖網點鋪向全省全國等等。可以說許多改革的“點子”幾乎都來自於漢商的創造。這些既反映了漢商文化在發展軌跡上強烈的連續性，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時代特點，同時也反映了武漢商業傳統文化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與時俱進、敢為人先”的精神。
3．質量優先、誠實守信
湖北企業有著視質量為企業生命的優秀企業文化。他們深知，這樣子的企業文化能夠增加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同行業競爭的加劇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商品和服務的供應總量有了很大的增長，企業問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越來越近，企業之問的競爭逐漸從核心產品的競爭發展到企業的知名度、商業信譽、品牌等形式產品與附加產品的競爭。企業的文化附加值是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比較優勢。“企業附加產品具有鮮明的個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的特點。”“企業文化是培育產品文化附加值的關鍵，是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的根本保證，它適應了消費者關註產品品牌、服務質量和精神滿足的傾向，從而提高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信用作為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石，已成為了一個企業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誠信是我國的傳統美德，企業誠信經營有利於企業文化建設，還可以改善企業的發展環境，進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4．善於創新、開拓進取
湖北商人的創新意識非常濃厚，因為他們深知創新對一個企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企業文化能夠促進企業創新，具有不可替代性。“企業的生命力就在於不斷創新，包括產品的創新、市場的創新、企業制度的創新、管理的創新，而所有這些創新中首要的、占核心地位的是管理思想的創新、企業文化的創新”。在這一方面，湖北企業無疑走在了前面。光谷，作為武漢乃至湖北新的標誌，代表了新時代鄂商的創新精神。武漢·中國光谷堅持以創新促發展，在充分釋放東湖地區積澱的巨大科教能量的基礎上，推進持續創新，在延伸產業鏈、壯大企業規模、培育品牌產品、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不斷開拓進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二)鄂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負面效應
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二重性，其影響也具有雙重作用，有其利也有其弊。鄂商文化也如此。鄂商為什麼沒有晉商、徽商、粵商、閩商、浙商那麼大的影響力，沒有成為一個強勢的經濟群體。除了歷史原因外，鄂商文化中一些消極的因素也阻礙了鄂商的壯大，影響了鄂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1．善開拓而不善守成
雖然鄂商企業具有濃厚的創新意識，一大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企業已經走在了全國同行業的前面。但進一步的研發投入很不夠，導致很多好的措施起源於鄂商，但不久就銷聲匿跡了。如武漢商家在上世紀80年代初也是開風氣之先，家用電器中的“鶯歌電視機、荷花洗衣機、紅山花電扇、長江音響、希島冷櫃、鸚鵡錄音機”等品牌，在全國都是叫得響的，在市場上人們排隊搶購而難得，賣場火紅，而現在這些企業基本上消失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憫這些產品由盛而衰最後被市場淘汰，追根溯源不能說沒有楚文化中不善於守成的負面作用的影響。
2．追新逐奇，接收模仿
企業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該企業獨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是企業的個性化表現，不是標準統一的模式，更不是迎合時尚的標語。然而，大多數湖北中小企業文化大同小異，彼此相互模仿，依葫蘆畫瓢，導致企業文化的個性不突出。其實，每一個企業的發展歷程不同，企業的構成成分不同，面對的競爭壓力也不同。所以，其對環境做出反應的策略和處理內部衝突的方式都會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企業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標準化的，但其價值內涵和基本假設應該各不相同，企業文化的類型和強度也該各不相同。
3．團結合作，互相挑剔
湖北商人創業時能患難與共，團結合作。但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分手，互相挑剔，產生內耗，損害了湖北商人的競爭力。這就要向浙江商人學習，團結對外，互幫互助，資源共用，共謀發展。
- ↑ 緱傑.鄂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A).湖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