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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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商，也就是湖北商人。鄂，最早是楚国的属地。在明清时期，对湖北有了鄂省这一称呼，辛亥革命之后湖北的简称正式定为鄂。从明清至今，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浙商，在不同的时期，各自成为声名显赫的商帮。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有着突出的商业地位。
在先秦时代，楚国的商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近代史上，汉口是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如今，在湖北省内外，鄂商也正在崛起。一个地区若没有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涌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而鄂商这一群体的壮大，必将直接推动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
楚人重商：商为“四民之首”
湖北的先人是楚人。鄂商的历史，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说起。先秦时期的楚国，有着繁华的都市，都市里面店铺林立，楚国的富裕程度、商业发达程度超过吴越，而且商人在楚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一般的历史记载中，“四民”为“士、农、工、商”。而在楚国，“四民”为“商、农、工、贾”。楚人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国对商业的重视，以及商贾在楚国有着特殊的地位。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楚国政府非常重视商人，大商人可以一次出境250艘大轮、2500匹马，楚国还扶持民间商人。楚国也有着全国知名的大商人。鄂君启就是这样的知名巨贾，他是楚国的封君，他组织庞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境内以及邻国长途贩运商品。被后人尊为“商祖”、“商圣”的范蠡，也是楚国人，只不过他后来在越国为官，在齐国为商。从“楚人重商”可见，鄂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从明清起，直至1949年，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一大商埠，成为包括湖北商人在内的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明清时，得江汉航运之利，兼居华夏腹地，汉口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号称“九省通衢”。
明朝中叶起，汉口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粮、盐在汉口转运，汉口作为内陆贸易型城市、传统工商业城市，一直持续到汉口开埠。1861年汉口开埠，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了十五国领事馆，在汉通商的有二十几个国家。汉口成为一个繁华的商埠。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句：“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清末，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在汉大兴洋务运动，创办了汉冶萍公司、汉阳兵工厂及布、麻、丝、纱四局，为武汉打下了现代重轻工业的基础，并开通了京汉铁路。汉口号称“东方芝加哥”，与沪、津、穗并称近代中国四大商埠。明清直至整个民国时期，汉口成为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
研究表明：汉口是徽商、晋商，以及后来的浙江宁波商帮重要的发展地。荆州商人米粮转运、咸宁商人的竹木转运……湖北商人在汉口经营着传统工商业。而外地商人则在汉口经营着众多新的商业行业。
明清以来，汉口乃至湖北在华中和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经营管理之道、地域商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徐荣廷、刘歆生就是那个时代鄂商的代表人物。徐荣廷(1857年-1949年)，幼年随父打鱼，后到汉口药材行当学徒。1919年，徐荣廷投资210万两银元自办工厂。他还购机2万锭设石家庄大兴纱厂，就地取棉，以节约铁路运输费用。同时，他还与他人集资156万两银元，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购纱锭3万锭、布机500台，徐任董事长。1927年冬徐荣廷退休。抗日战争期间，裕华纱厂内迁，并发展成为西安大华、大兴二厂、广元大华、成都裕华和重庆裕华等厂，形成裕大华集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徐荣廷占有裕大华集团资金总额5000万银元的10%左右的股金。通过裕大华再投资，徐荣廷还在黄石利华煤矿公司、永利银行、华年进出口公司、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上海庆华染料厂以及四川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拥有股份。
“明清及至近代以来，鄂商群体的存在是无疑的，但作为一个商帮，鄂商的自我认知、群体意识、社会形象相较晋商、徽商，还比较弱。”
此外，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无陂不成镇”，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强势流派。但，还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出湖北，拓展自己的事业。徐荣廷在山东、四川、重庆、上海等地均有实业投资。
“发掘鄂商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培育当代湖北的商业文化，增强湖北商人的合作意识，共助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
今天，与一些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的大商人从数量上看，从实力上看，都还比较薄弱。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批批新时代的新鄂商已经开始崛起，无论是他们的事业在省外还是在省内。鄂商形象的塑造，则会推动湖北商人群体的影响力。
历史上有闻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帮、广州帮等独立的商业流派产生。湖北人虽然热衷于商业，汉口商业也很发达，但却没有“汉帮”。湖北黄州帮、咸宁帮也有一定的名气，但武汉的本地商人却没有形成闻名全国的“汉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闻名全国，徽商以徽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宁波帮、广东帮经营有优势的是近代五金机电产品，以及有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汉口主要是移民城市，商业主要被外地人把持。
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有极重要地位。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本地势力很薄弱。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个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天门商人甚至侨居到海外，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如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丰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城市设分庄多达75个。从日升昌，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帮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诸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再全国叫响。虽然有“无陂不成镇”的说法、但汉阳府黄陂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工匠多，黄陂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到南洋搞一些什么三棒鼓、挑牙虫之类的营生。武昌府咸宁帮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没有达到行业垄断优势地位。
武汉商人总的来说还有经营方式的差异。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这种较为先进的商业经营模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武汉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武汉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有时遇到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当然，武汉商人也没有一致的商业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礼好义”，“以义取利”。晋商讲诚信，山西人特别崇尚关公的诚信义气。广州、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湖北包括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评价。
武汉人背靠长江，面对汉水，可以说是两江水养育了武汉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外地人称武汉经济为码头经济或码头文化。在码头文化的熏陶下，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行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长，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几年武汉出来的品牌特别多，但是这些品牌，属于流星的比较多。
武汉人缺少不安于现状、执著、具有创新精神、能承受风险等基因，而这些基因恰恰是当今中国富人具有的共同特点。
不东不西的武汉既赶不上东南沿岸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又挂不上钩，长期滞后的体制，导致武汉人观念的落后。随着中部崛起的号角吹想，武汉人开始意识到：武汉什么都不缺，天时、地利俱全，唯独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缺少的是“舍我其谁”的风险精神。武汉经济发展滞后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思想打败的。武汉人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陈旧，缺少敢闯敢干的风险精神。这是长期身居内陆的环境造成的，是竞争机制滞后造成的，武汉商人是否该觉醒呢？
鄂商文化对湖北企业的影响[1]
(一)鄂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积极影响
1．开放竞争、永不服输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对湖北人形象生动的比喻。《山海经》记载：“有神九首，人面鸟身，旬日九风”。[41楚人崇凤，把“九头鸟”作为楚文化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标志，他们赞扬九头鸟有九个脑袋很聪明，九首有九命，生命力很强。这预示着湖北商人在开拓自己的商业帝国中那种努力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
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作为全国七大中心城市，在全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武汉商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开放竞争的历史，“汉味”商业文化就是这种市场开放文化的结晶。武汉商业利用开放的市场环境，长期自觉积极地从市场中吸取新知识，使得“汉味”商业文化不断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成果，文化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商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汉味”商业文化建设的目的之一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种可贵的市场意识，使武汉商业行业和企业自觉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商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一与时俱进、敢为人先
改革开放以来，商业成为最先进入市场的行业，或最先进入市场化改革的最前沿。由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普及，特别是适应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湖北商业在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具有历史深度和广度的改革创新，在文化上进行了许多重大创造，体现了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气魄。这与湖北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分不开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就是湖北人敢为人先的气魄。鄂商文化中那种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精神早已深深根植于企业中，这样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文化建设，能孕育出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精神。如在90年代，武汉同时出现6家商业上市公司，此外还有发展商业企业规范管理，超前发展商业“量贩店”、超市和餐饮连锁，发展“销品茂”，商业“摩尔城”，发展商业城市圈，将连锁网点铺向全省全国等等。可以说许多改革的“点子”几乎都来自于汉商的创造。这些既反映了汉商文化在发展轨迹上强烈的连续性，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武汉商业传统文化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精神。
3．质量优先、诚实守信
湖北企业有着视质量为企业生命的优秀企业文化。他们深知，这样子的企业文化能够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同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总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企业问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越来越近，企业之问的竞争逐渐从核心产品的竞争发展到企业的知名度、商业信誉、品牌等形式产品与附加产品的竞争。企业的文化附加值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比较优势。“企业附加产品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的特点。”“企业文化是培育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根本保证，它适应了消费者关注产品品牌、服务质量和精神满足的倾向，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信用作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已成为了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诚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企业诚信经营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还可以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4．善于创新、开拓进取
湖北商人的创新意识非常浓厚，因为他们深知创新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具有不可替代性。“企业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而所有这些创新中首要的、占核心地位的是管理思想的创新、企业文化的创新”。在这一方面，湖北企业无疑走在了前面。光谷，作为武汉乃至湖北新的标志，代表了新时代鄂商的创新精神。武汉·中国光谷坚持以创新促发展，在充分释放东湖地区积淀的巨大科教能量的基础上，推进持续创新，在延伸产业链、壮大企业规模、培育品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二)鄂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负面效应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二重性，其影响也具有双重作用，有其利也有其弊。鄂商文化也如此。鄂商为什么没有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浙商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成为一个强势的经济群体。除了历史原因外，鄂商文化中一些消极的因素也阻碍了鄂商的壮大，影响了鄂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1．善开拓而不善守成
虽然鄂商企业具有浓厚的创新意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走在了全国同行业的前面。但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很不够，导致很多好的措施起源于鄂商，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如武汉商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开风气之先，家用电器中的“莺歌电视机、荷花洗衣机、红山花电扇、长江音响、希岛冷柜、鹦鹉录音机”等品牌，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在市场上人们排队抢购而难得，卖场火红，而现在这些企业基本上消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悯这些产品由盛而衰最后被市场淘汰，追根溯源不能说没有楚文化中不善于守成的负面作用的影响。
2．追新逐奇，接收模仿
企业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企业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表现，不是标准统一的模式，更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然而，大多数湖北中小企业文化大同小异，彼此相互模仿，依葫芦画瓢，导致企业文化的个性不突出。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同，企业的构成成分不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其对环境做出反应的策略和处理内部冲突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但其价值内涵和基本假设应该各不相同，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也该各不相同。
3．团结合作，互相挑剔
湖北商人创业时能患难与共，团结合作。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分手，互相挑剔，产生内耗，损害了湖北商人的竞争力。这就要向浙江商人学习，团结对外，互帮互助，资源共享，共谋发展。
- ↑ 缑杰.鄂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A).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