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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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衝突（Meada Conflict）

　　在許多情況下，單獨使用支出調整政策或支出轉換政策追求內、外部均衡，將會導致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衝突。這一衝突就是著名的米德衝突。

　　米德衝突(Meade's Conflict)是英國經濟學家米德(J.Meade)提出的在固定匯率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平衡的衝突問題。即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來調節內部均衡和外部平衡。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同時兼顧的情形。

　　例如當一個國家同時面臨經濟衰退、失業增加、國際收支逆差時，或者同時面臨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順差時，政府調節社會總需求實現內部均衡會導致外部經濟狀況距離均衡目標更遠。米德衝突的缺陷在於，他針對的只是固定匯率制度下的情況，同時也沒有考慮資金流動對內外均衡的影響。

　　在現實條件下，米德衝突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國際收支順差與通貨膨脹並存，二是國際收支逆差與就業不足共存。

　　一國巨集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標：外部均衡為國際收支均衡；內部均衡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

　　詹姆斯·米德（J·Meade）認為，根據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理論，實現國際收支調節使之均衡的政策，由於固定匯率制度下，貶值和升值都受到極大限制，因而主要採用開支變更政策，開支變更對上述4個目標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應。在國際收支逆差與通貨膨脹並存時，減少總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國際收支順差與就業不足並存時，擴大總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竄。但是，對於既有國際收支順差又存在通貨膨脹，或既有國際收支逆差又存在嚴重失業問題，就會發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衝突，使開支變更政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過去十年間，中國出現兩次比較明顯的“米德衝突”分別是在2003年和2007-2008年期間，而本次金融危機後特別是2010年以來的“米德衝突”現象則尤為典型。該階段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儲蓄率過高以及國內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從而導致結構性的流動性過剩與通貨膨脹；外部失衡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尤其是經常項目的順差持續擴大，2012年的貿易順差已升至2311億美元，外匯儲備則高達3．31萬億美元。可見，此次中國的內外均衡衝突問題較前兩次更為嚴重。

　　與此同時，中國出現了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獨特現象。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名義匯率啟動單邊升值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為止，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幅度達到22％。金融危機之後，人民幣暫時停止升值。2010年6月開始，人民幣名義匯率重新啟動單邊升值，截至2013年7月底升值幅度接近9．5％。依照正常邏輯，國內貨幣超發、通貨膨脹，會促使國內居民將本幣替換為外幣，並使得本國產品昂貴，刺激人們增加進口，資產價格(如房地產)亦上漲，國內投資者將資產投資轉向國外，從而導致外匯需求增加，本幣需求減少，人民幣名義匯率本應貶值(即對內貶值應伴隨著對外貶值)，為什麼反而升值?除了國外各中央銀行(尤其是美聯儲)實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國內居民海外投資渠道不暢等因素之外，我們可從內外均衡之間的傳導機制出發來分析其深層次的原因。

　　今年中國CPI指數7月份創下1997年2月以來的新高。其中，食品價格漲幅達到15.4%，肉類價格同比上漲45%。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稱，中國已進入標準的‘米德衝突’。美國經濟學家米德提出的這個概念旨在說明：一國如果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則必須同時使用支出調整和支出轉換政策。單獨強調任何一種政策，將導致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衝突。換句話說，在中國，通貨膨脹和貿易順差就像蹺蹺板的兩頭，官方的經濟政策按下任何一頭，另一頭都將高高蹺起。

　　文章指，一旦中國為了抑制通脹而實行緊縮政策，最後將是國內需求減少，更多的產品在目前的開放經濟中到境外尋找出路，接踵而至的又是貿易順差迭高不下，外匯占款氾濫、流動性過剩、銀行貸款衝動。

　　相反，如果中國要減少正在高位運行的貿易順差，就必須在國內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大目前國內的消費和投資，而這種經濟政策的後果將對目前的中國通脹壓力雪上加霜，而其它許多針對貿易順差的政策，在它們改變國內需求前，一切都是紙上談兵。

　　為避免米德衝突，就需要為不同的目標制定相互獨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即滿足所謂的丁伯根法則。但是“丁伯根法則”看上去在中國已經碰壁。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藥方仍未使高燒不退的中國經濟回春。

　　建議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或許，中國的這種經濟政策衝突，可通過國際經濟政策合作來解決。但是目前“中國威脅論”仍在全球流行，中國所需要的高科技產品，不到萬不得已西方絕不會允許中國進口。而中低端的消費品，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應有盡有。更重要的是，目前國際貨幣體系核心的美國，即使任由美元在風雨中飄搖，財政和貿易赤字都在歷史高位，也絕不收縮國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對中國來說，與其在貿易順差和通貨膨脹兩害中掙扎，不如兩者擇其輕，實行適度通脹，但前提是，改變目前傾向於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分配方式，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於通脹漲幅，從而徹底改變中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

　　（一）引導熱錢流人資本市場

　　數據顯示 ，外貿進口及外商直接投資(FDI)雙雙快速增長是我國外匯過度供給的原因之一。2004年 1—10 月份全國進 口4687．2億美元 ，同比增長 34．5％。2004年 1-9月份，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486．92億美元 ，同比 增長 20．1％。所以，要緩解人 民幣升值的壓力，就要從源頭上控制外匯供給增加。目前 ，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已經 對我國經濟波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我國仍實行資本項 目管制 ，以各種名義流人的流資 (短期資本 )很難 再流出中國，這部分流資就會暫時流人到盈利空間較大的房地產市場及資本市場等領域 ，並以不同的方式衝擊著我國經濟，刺激部分國內需求 ，給我國經濟平衡增長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如何疏導已流入我國的這部分流 資 ，將這些流資疏導到需求不旺的一些經濟部門，而不是放任其繼續流入需求本已旺盛的經濟部門，從而降低 流資對我國經濟波動的不利影響是 目前的熱門話題 ，而開放資本市場是分流這部分流資的重要通道之一。目前 金融改革需要藉助於資本市場 ，大量國內企業急需融資及上市，儘管 “積重難返”的資本市場正在倡導制度變 革 ，但制度改革又非一 日之功，資本市場面臨的短期矛盾是資本流入嚴重不足 ，拓寬資本市場融資渠道是當務 之急。此前，QFII已經入市，保險資金和企業年金也被允許入市，我們可以嘗試允許這部分流資入市。這樣 ，不 僅可以阻止這部分流資對國內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而且還可以增加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當然 ，有人也許 會擔心 ，如果這部分流資炒高了股市 ，是否又會對股市產生衝擊呢?其實不然，如果真把股市炒熱了，我們還可 以增加股票供給量 ，還可以適時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股權分置問題。

　　（二）外匯市場引入美元做市商制度

　　將美元做市商制度引入到我國外匯市場 ，人民幣升值壓力將由目前人民幣資金充足的國有商業銀行接盤 ， 可以讓有實力的銀行利用 自身的優勢 ，為中國的外匯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 ，進而為央行逐步淡出外匯市場創 造條件。目前 ，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短線資金非常充裕 ，7天期回購利率曾跌破 2％大關 ，如果國有 商業銀行承擔美元做市商職能，即使有再多的美元拋盤，相信這些商業銀行也能接下。如果央行逐步淡出~,FtE 市場 ，我國目前 的基礎貨幣投放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 ，過去由占款作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 ，將會慢慢收窄 ，公開市場將會成為央行吞吐基礎貨幣更為最重要的渠道。美元做市商制度的形成 ，我國央行在~,FtE市場 的被動接盤者地位將被削弱 ，而各大商業銀行將填補由於央行的淡出所遺留下來的空缺。隨著美元做市商制度 的出現 ，央行或許會逐漸減弱對我國外匯市場的參與程度。央行最終會淡出外匯市場 ，只有在幣值發生劇烈波 動的情況下，才會直接或間接介入。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淡出外匯市場 ，在國內的 最主要的影響是減少基礎貨幣的投放 ，因為央行介入9t,fE市場實際造成了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共同困境—— 外匯 占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較大 ，從而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 ，如果央行淡出外匯市場 ，轉而由商業銀 行利用 自有的人民幣資金來保證外匯市場的正常運行 ，央行就無須以外匯占款形式投放基礎貨幣，從而減輕了 通貨膨脹壓力 。

　　（三）加大進 口和“走出去”力度

　　貿易和投資雙順差是高外匯儲備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積極支持出口的同時，加大進 口力度 ，特別是利用外 匯儲備充足和世界性通貨緊縮的有利時機 ，加大對能源 、先進技術和設備等的進 口；建立重要物資戰略儲備 ，保 證能源等戰略物資的安全 ；促進重大技術和裝備的改造 ，加快技術進步和製造業的現代化。由外匯儲備轉換為 物資技術儲備。在積極引進外資的同時，加大對走 出去的支持力度，提供政策性的優惠和用匯上的便利。

　　(四)加強巨集觀調控力度

　　針對經濟運行形勢 ，必須繼續加強巨集觀調控，堅決控制投資過快，重新加強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 ，對商 業銀行的貸款自主權予以監控 ，房地產開發等固定資產投資過熱項目要嚴格控制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 。 中央銀行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率 、公開市場業務和再貸款，是中央銀行在當前形勢下，為抑制通貨膨脹這個貨幣政策目標必須配合使用的三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