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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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漢族。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三國中曹魏政權的締造者，對內在官渡之戰中消滅袁紹，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陸續消滅呂布、劉表、韓遂等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統一了中國北方，並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實行屯田制度，穩定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

　　另外，曹操精兵法，善詩歌，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並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散文亦清峻整潔，開啟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史稱建安風骨，魯迅評價其為“改造文章的祖師”。同時曹操也擅長書法，尤工章草，唐朝張懷瓘在《書斷》中評其為“妙品”。

　　曹操在世時，擔任東漢丞相，後為魏王，去世後謚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後，追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曹操生於官宦世家，養祖父是宦官曹騰，歷侍四代天子，漢桓帝時封為費亭侯。父親曹嵩是曹騰養子，漢靈帝時官至太尉。《三國誌》記載曹操遠祖是漢代初期的相國曹參，但裴松之註曰：“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曹操身世眾說紛紜。

　　曹操少時機警過人，通權謀機變，行為放蕩不羈，不規規矩矩謀生做事，不為世人看重。只有橋玄、何顒、李瓚和王俊認為曹操是非常之人，將來一定會安定天下。當時曹操還默默無聞，橋玄建議曹操去結交當時的名士許劭，以提高名望。於是曹操就去拜訪許劭，許劭鄙視曹操的為人，不肯給他看相，曹操找到機會威脅許劭，許劭不得已，給曹操做出了“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評價(另說：“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曹操才逐漸知名。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北徵，路過橋玄之墓，下令祭祀橋玄，並且寫了悼文。

　　曹操早年就表現出愛好武藝與才能，曾經潛入中常侍張讓家，被張讓發覺後，手舞著戟越牆逃出，全身而退。又博覽群書，尤其喜歡兵法，曾抄錄古代諸家兵法韜略，還有註釋《孫子兵法》的《魏武註孫子》著作傳世。

　　174年(19歲)，通過察舉孝廉成為郎官。稍後曹操被任命為洛陽北部尉。上任數月，宦官蹇碩的叔叔違禁夜行，被曹操依律棒殺。這使曹操得罪了宦官集團，可曹操是依法而行，這些人又無法中傷詆毀曹操，只好轉而稱贊他做得好，舉薦他去擔任地方官。177年(22歲)，曹操被任命為頓丘令，第二年，即178年(23歲)，，曹操因堂妹夫滁強侯宋奇被宦官誅殺，受到牽連，被免去官職。其後，在洛陽無事可做，回到家鄉譙縣閑居。

　　180年(25歲)，曹操又被朝廷徵召，任命為議郎。此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劃誅殺宦官，不料反為閹黨所害。曹操上書陳述竇武等人為官正直而遭陷害，致使姦邪之徒滿朝，而忠良之人卻得不到重用的情形，言辭懇切，但沒有被漢靈帝採納。爾後，曹操又多次上書進諫，雖偶有成效，但東漢政府日益腐敗，曹操知道無法匡正。

　　鎮壓黃巾

　　184年(29歲)，黃巾之亂，朝廷任命曹操為騎都尉，前往潁川鎮壓。由於鎮壓黃巾軍有功，升任濟南相，任職後罷免了貪污官員約8成，並嚴令禁止當時風行的宗教迷信。據說因為曹操當政素稱嚴明，濟南郡一帶作亂之徒聽說曹操要來了，都紛紛潛逃到別的郡縣。曹操被任命為東郡太守，但是曹操沒有就任，稱病回鄉。當時天下紛亂，先是發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聯合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地方豪強，謀劃廢黜靈帝立合肥侯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們，但被曹操拒絕，後來王芬事敗自殺。接著，又有西北金城郡(今蘭州)的邊章、韓遂殺死刺史和太守，率兵十餘萬反叛朝廷。

　　董卓亂政

　　這時，曹操被起用為典軍校尉。不巧的是，189年(34歲)，漢靈帝駕崩，太子劉辯登基，太後臨朝聽政。大將軍何進想趁靈帝逝世、宦官失侍之機誅滅閹黨，但沒有取得太後的支持。於是何進便召時任並州刺史的董卓進京，脅迫太後同意。然而此舉打草驚蛇，董卓尚未抵達京城，何進已被宦官下手謀殺。同年九月董卓入京，執掌朝政，把漢少帝廢為弘農王，而改立其弟陳留王為漢獻帝，又派人把弘農王母子毒死。京城也陷入混亂。為了穩定局面，董卓想拉攏曹操，上表奏請曹操為驍騎校尉。但曹操沒有接受董卓所封的官職，怕惹禍上身，反而更名改姓，潛逃出洛陽。

　　董卓討伐戰

　　回到家鄉陳留之後，曹操散盡家財徵募鄉勇，豪強衛茲也傾盡財產助之，率先揭竿舉義，討伐董卓。次年，190年(35歲)，正月，董卓討伐戰，後將軍袁術、長沙太守孫堅、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河內太守王匡 (三國)、兗州刺史劉岱、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等地方勢力，舉兵反董。群雄推舉袁紹為盟主。曹操則行使奮武將軍之職。此次戰役，雖然名義上是聯合討伐，實際各群雄互相估量對手、保存自身實力，為此結下不少仇怨。

　　192年5月22日(36歲)，王允、呂布等人以皇帝詔書的名義，在未央殿掖門外殺死董卓，結束董卓的統治。但是董卓屬下李傕、郭汜等人以為其報仇為名，很快率兵攻破長安，擊敗呂布，殺死王允，暴政比董卓執政時更甚。最後獻帝被迫逃出長安，流離失所，最終投靠曹操，漢室名存實亡。

　　兗州之戰

　　192年(37歲)，青州的百萬黃巾大軍入侵兗州。兗州刺史劉岱不聽濟北相鮑信勸阻，與黃巾軍交戰，結果被殺。鮑信等暗中使人到東郡迎接曹操，推舉他擔任兗州牧。後來與黃巾軍戰於壽張以東，歷經苦戰，鮑信戰死，終於大破敵軍。曹操一路追擊至濟北，最後逼降黃巾軍，收編降卒三十餘萬並男女百餘萬口，又從中選出精銳，號稱“青州兵”。到了這時，曹操作為一方勢力才漸成氣候。

　　後來袁紹與荊州的劉表聯手，袁術則與幽州的公孫瓚、徐州的陶謙相結以抗。這時曹操是袁紹的同盟，劉備、孫策也分別屈身於公孫瓚與袁術之下，是受其差遣調度的客將。正當曹操協助袁紹，大破袁術於各地之際，陶謙卻趁機攻打兗州東部泰山郡，使曹操父親曹嵩被殺。對於曹嵩之死，存在爭議針對這個事件，曹操於193年至194年間，二度討伐陶謙，併在徐州當地展開大屠殺。《後漢書》對此事則描錄“男女數十萬人慘遭殺害，即便雞犬也不能幸免，泗水的內河運輸也因此堵塞不通。”曹操在此事件中表現出性格中暴躁引發的殘忍嗜殺，使其殘忍本性爆發。

　　194年(39歲)，曹操在兗州與呂布、張邈等交戰，雙方互有勝負，兗州之地也反覆易主。曹操命荀彧、程昱堅守鄄城，並以此為根據地，終於擊破呂布，平定兗州。朝廷也於此時正式承認曹操的兗州牧地位。

　　迎帝許昌

　　195年(40歲)，漢獻帝遷出長安，進駐安邑。

　　196年(41歲)，曹操聽從謀士荀彧建議，迎接皇帝。雖然皇帝(或其掌權之臣)對曹操仍有疑慮，但曹操勢力擊破黃巾軍，表現出關心國家、對漢室忠誠。196年10月7日(41歲)，由於洛陽經董卓破壞得殘破不堪，漢室遷都至許昌。

　　197年(42歲)，征討張繡，張繡舉眾投降，之後因曹操納張濟之妻，張繡對這件事感到十分痛恨，於是襲擊曹操，曹操在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與校尉典韋殿後下逃亡，但曹昂、曹安民與典韋也陣亡。此後，曹操又兩度攻擊張繡，都沒有徹底擊破。後來張繡接受謀士賈詡的建議，向曹操投降，曹操才取得對荊州北部的控制，並消除了許都南面的威脅。198年(43歲)，曹操用荀攸、郭嘉的計策，開決泗、沂二河之水灌入下邳，最後生擒呂布、陳宮，把徐州納入勢力範圍。199年(44歲)，曹操派史渙、曹仁、於禁和徐晃擊破張楊舊部眭固，取得河內郡，把勢力範圍擴張到黃河以北。

　　200年(45歲)，攻下劉備統領的徐州。二月開始，曹操和袁紹展開一系列的會戰。十月，戰事處入僵局之時，袁紹謀士許攸投奔曹操，向曹操獻策，偷襲袁紹的糧草囤積地烏巢。曹操採納，扭轉了戰局。

　　204年(49歲)，曹操攻下河北袁氏的根據地鄴城，從本年起，曹操把自己的據點北遷到了冀州鄴城，政令軍隊此後皆從此出，而漢獻帝的都城許縣則只留個別官吏，但正當壯年的漢獻帝十幾年間卻不敢違背其意志。最後，曹操在207年(52歲)，徹底消滅了袁氏集團，統一中國北部。

　　曹操出身寒族，且與閹宦有關，不以儒學為務，與當時服膺儒學的豪族、士大夫不同。曹操曾下“求才三令”，強調重才不重德，並以法家之術為治，要摧破豪族的儒學。曹操為一代梟雄，不僅得到眾多寒族人才支持，也得到部份豪族士大夫支持，如荀彧、荀攸。荀彧更為曹操引進不少士大夫階層的人才。

　　208年六月(52歲)，被任命為丞相。七月，曹操親統大軍10餘萬南征荊州，企圖先滅劉表，再順長江東進，擊敗孫權。八月，荊州牧劉表病亡，次子劉琮請降。九月，劉備在長阪坡被曹軍重創，與孫權聯合。十二月，曹操於赤壁之戰中敗於孫權和劉備聯軍，損失慘重。中國曆史上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開始形成。

　　211年三月(55歲)，曹操為用兵關中，藉口要討伐漢中張魯，遣曹仁、夏侯淵等統率大軍與鐘繇會師於關中，此舉引起起關中諸侯的驚疑，馬超等十部起兵聯合反曹，曹操依賈詡離間之計，引起馬超、韓遂等相互猜疑，一舉擊潰關中聯軍，馬超等各自走還涼州。隨後，馬超在隴西卷土重來，先後攻下隴西各地，但最後復奪涼州未成，兵敗逃奔漢中去了。

　　212年(57歲)，董昭等人推舉曹操為“魏公”，荀彧以忠於漢室立場提出反對。曹操答應荀彧永不作魏公，但因此對荀彧不悅。213年(58歲)，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其領地廣及魏郡、河東郡、河內郡等十個郡國，甚至遠遠超過西漢初年的劉姓宗室藩王，更加違背了“七國之亂”和推恩令後諸侯封地不得超過一郡的漢制。

　　215年(60歲)，曹操進攻漢中，張魯投降。曹操收降張魯後，取得漢中屬地，但劉備得悉曹操攻降漢中，早晚要攻打蜀地，便和孫權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回師益州。此時曹操沒有接受劉曄的建議，未能趁劉備未站住腳跟之時攻蜀，便班師回朝。

　　216年(61歲)，曹操再自封“魏王”，自加九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設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稱警蹕，並作泮宮。十月，再授賜十王冠、二彩帶，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他名義上雖仍為漢臣，實際上掌握等同於皇帝的權力和威勢，權傾朝野，漢獻帝形同手上傀儡隨意擺佈。並任夏侯淵為徵西將軍、曹仁為徵南將軍，欲取荊蜀。

　　漢中之戰

　　217年(62歲)，起，劉備率軍大舉進攻漢中，漢中之戰爆發。孫權也率十萬大軍進攻合肥，由於形勢緊張，曹操便在九月親自到長安坐鎮，一面令合肥守將張遼、樂進、李典阻擋東吳進攻。時漢中的夏侯淵與劉備相峙一年，曹軍守將夏侯淵、張郃、徐晃曾多次擊退劉備軍猛烈攻勢。219年正月(63歲)，劉備親自領軍和黃忠分進合擊，於定軍山斬殺徵西將軍夏侯淵。至此漢中為劉備攻占，同年三月曹操親自揮軍欲奪回，一度召集抽調鎮守北方的曹彰二十萬大軍增援，但都為劉備所敗，曹軍無功而返，劉備便派劉封、黃忠、趙雲等將晝夜不停攻擊曹軍。至五月曹操便撤退至長安，劉備攻下房陵，派劉封順沔水攻占上庸。相傳曹操再度敗於劉備，此段心境為“雞肋”的典故。

　　樊城之戰

　　219年七月(64歲)，劉備在漢中進位漢中王，封關羽為前將軍。關羽起荊襄之兵大舉北伐襄樊，進一步圍困曹軍大將曹仁、滿寵的殘軍於樊城，史稱樊城之戰。曹操派左將軍於禁和龐德援救，適逢漢水暴漲，淹沒於禁七軍，漢軍乘勢以水軍攻打，於禁向關羽投降，龐德被俘虜後不降遭斬，關羽並另遣軍隊包圍襄陽，一時之間威震華夏。當時曹操治下許多州郡的叛軍早已受關羽遙控。

　　同年十月，曹操欲遷都避其鋒芒，司馬懿、蔣濟等勸阻，認為孫權必然不願看到關羽坐大。孫權果然自請襲擊關羽後方。曹操並召集駐守合肥與孫權對峙的張遼軍隊、在漢中監視巴蜀的徐晃軍隊等，並親自由洛陽領軍往樊城救援。

　　曹操又命人把孫權偷襲荊州的消息用箭射到關羽和樊城守將曹仁處，曹軍士氣大振，而關羽進退失據。最先抵達樊城的徐晃軍，乘著大水稍退，對圍城的關羽軍展開攻擊。曹仁終於突圍而出，與徐晃軍一同擊退關羽。不久之後，往南退軍的關羽被占領江陵的孫權擒殺，孫權將關羽的首級送到許昌，曹操以諸侯之禮安葬。襄樊戰役結束。

　　人物逝世

　　219年冬(64歲)，孫權上書稱臣，“陳說天命”，勸曹操稱帝。曹操把孫權來書給群臣觀看，陳群、夏侯惇和司馬懿等人都勸曹操登基。曹操卻不想廢漢自立，他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周文王自己並未除滅殷商，到了其子周武王才克殷。暗示希望由自己的兒子曹丕來取代漢朝建立新政權。

　　曹操在220年正月廿三日庚子(3月15日)病逝於洛陽，享年64歲。謚曰武王。他臨死前留下《遺令》。根據曹操的遺囑，他於二月廿一日丁卯(4月11日)被安葬於鄴城西郊的高陵。曹操死後，嫡長子曹丕嗣魏王，同年迫使漢獻帝退位禪讓，建立曹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註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他強調“兵以義動”(《三國誌·武帝紀》),“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為除暴亂維護漢室而舉義兵；為爭取人心，占領河北後免難民田賦，又發佈抑豪強兼併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著名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他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著戰爭的成敗。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國誌·武帝紀》裴松之註)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曹操拋棄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 認為“禮不可治兵”(《孫子註》)，強調“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遺令》)，註重以法治軍。他針對漢末政失於寬的狀況，“糾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三國誌·郭嘉傳》裴松之註引《傅子》)。他“攬申、商之法術”(《三國誌·武帝紀》)，制定管理、訓練等軍事法規，如《軍令》、《步戰令》、《船戰令》、《論吏士行能令》、《敗軍抵罪令》等，以維護軍隊的統一指揮權力,強化軍隊的戰鬥力。為保證法規的實行,主張嚴明賞罰，按法賞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告誡諸將“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三國誌·武帝紀》)。強調“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並“親巡將士，明勸賞罰”，在公開場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為貫徹以法治軍的思想,他特別註意軍中司法官吏的選拔,認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國誌·武帝紀》)曹操選將用人，主張破格求實。認為“將賢則國安”(《孫子註》),“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因此，主張“舉賢勿拘德行”，“舉士勿廢偏短”(《三國誌·武帝紀》)，唯才是舉。他拔於禁、樂進等於行陣之間，擢張遼、張郃、徐晃等於俘虜營內，他們後皆戰功卓著，成為名將。對有過失的“賢”才，往往任用如初。他還註意集眾人之智指導戰爭，在兗州、官渡、鄴城、當陽、渭南、襄樊之戰等重大戰事中，均聽取和採納將士的意見。為盡其才，他倡導廣開言路之風，徵柳城烏桓得勝回師，還重賞曾勸阻他出征的人。

　　曹操說：“欲攻敵 ，必先謀。”(《孫子註》)重視謀略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所以能夠“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三國誌·諸葛亮傳》)。他認為用兵“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孫子註》)，從而將其謀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基礎之上，顯示出求實、尚變兩大特點。他推崇《孫子》，但要求諸將按他結合當時社會實際和實戰經驗編撰的新書指揮作戰 。視善變為用兵核心，其行軍用師,“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 三國誌·武帝紀 》裴松之註 )。強調“ 兵無常形”,“兵無常勢”,“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只有靈活用兵，“以詭詐為道”，才能以變制勝。還說“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同前)。他認為,詭詐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對方的兵力部署、 戰將強弱、 地形險易、後勤工作等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敵變化”、“盈縮隨敵”的策略。他尤重視奇正、虛實變化，要求以“ 至實擊至虛 ”。他的戰爭實踐也體現出這一點。如對吳、蜀作戰，或東攻西守，或東守西攻，皆依實際情況, 將優勢兵力集中於一方, 形成“至實”態勢。同時,常以分散、分化敵軍的策略, 致其“ 至虛”,從而各個擊破。在中國軍事史上,他以“詭詐”著稱。

　　曹操的軍事思想深受歷代兵家和學者稱道。《三國誌》作者評價曹操“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其《孫註》，對後世兵學有深遠影響。但由於受歷史的局限，其軍事思想也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雜質，雖以刑撥亂的成效顯著，但有時強調刑罰過度。

　　一、管理原則上：堅持領導地位和法的統一性

　　在漢末諸侯長期戰爭中，曹操在北方能逐一征服群雄，除了有著傑出的智慧、堅強的意志和其他為學界所論說的因素外，還突出地表現在管理上對涉及根本性的原則他能始終堅定不移地予以堅持。這主要表現在兩點上。

　　1.強化領導的權威性：堅持主權領導地位的不可動搖。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曹操雖幾經挫折，但最終還是建立起自己的統治，這期間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為自己帶來一定有利條件和優勢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不少負面影響。譬如有人就因此罵他是“漢賊”、“國賊”，而在統治內部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他“有不遜之志” ，甚至一些親漢勢力還不斷謀反發動政變。面對政權內外這些逆向不和諧因素，曹操在加強對漢獻帝控制下，一方面著《讓縣自明本志令》宣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對異己者、謀反叛亂者採取果斷鎮壓。可以說，曹操能從最初率領數千人的隊伍最後發展為建立起對大半個中國的統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能不為讒言惡語所左右而能一直堅持自身主權領導地位的不動搖，並對不斷反抗其領導地位的各種勢力進行堅決的鎮壓。

　　2.依法辦事，法一不二：堅持法治的統一性。在激烈競爭的漢末割據環境里，曹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得人擁護、為人所附，其中重要的一點，也是後人多以之詬罵和批評他的，就是他所採取的法治。親身經歷漢末政治腐敗的曹操深刻認識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因而不論是早期為官洛陽、濟南，還是後來領軍征戰並統治一方，他都毫不猶豫地把以刑罰為主的法治作為主要統治管理手段之一，併在推行過程中始終堅持依法辦事，貫徹法一不二的原則，由此建立起一套嚴格而平等的人事運轉機制，為整個群體提供了一種公平的進取環境。在這種機制和環境下，將士們和諸士大夫不但少有違反法令者，且多能依照規章制度做好本職工作，為國家的利益而不斷奮鬥。此正如其謀士郭嘉所說：“漢末政失於寬，(袁)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漢末混亂的社會因此不但重新恢復秩序，整個社會也皆知守法的重要，由此營造出一種公平人事機制和進取環境，使得眾人在資源面前不僅得以同等享受，面對危機、損失、懲罰上也能同等擔當，從而使所有人員多能心甘情願地各盡所能、各盡其職，為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貢獻著力量和智慧。

　　二、管理方法上：因時變通，效率優先

　　在長期的軍事、政治生涯里，曹操不論是治軍還是治國，在管理上既能堅持原則也能講求方法。事實上，在董卓之亂後群雄並爭的惡劣環境中，勢力原本弱小的曹操如果在治軍和隨後的統治中不講究管理方法的多樣性而只知堅持原則的不變性是很難成功的。綜觀曹操管理方法，其最富有特色的表現在以下兩點：

　　1.因時用才，有才必用：對人才實行有效的整合。在漢末亂世要崛起並強大起來沒有人才是做不到的，要強大起來並征服群雄沒有足夠的人才也很難辦到，而要最後真正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沒有服務於己的大量人才，政治理想再巨集大也不可能實現，所以曹操從興義兵討董卓起就不斷聚集人才，並於這一過程中發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來呼喚人才的歸附。這期間他一方面既以儒家標準攬用，如對孔融、禰衡、荀或、崔琰、和洽、邢頤、劉劭、傅乾等的擇用就是因為這些人或儒行著名或才德並稱；另一方面也用非儒標準招攬人士，譬如頒發的“唯才三令”就突出了對才能的重視，認為只要有能、有才，就是品德不端也可舉用。這種不拘一格而因時變通人力資源任用的實行，不但使曹操得以“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還因此不斷吸引著敵對陣營人才的靠攏，從而有效地整合了人才，使麾下才士濟濟。

　　2.獎懲結合，賞罰分明：實行公正的績效考核機制。曹操一生不論是御軍還是治國，在管理上採取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註重獎懲結合和賞罰分明的執行，並以之作為考核措施。在軍中他既施行“有事賞功能”的獎勵方法，也貫徹“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懲罰措施。在這樣的管理方法促進下，他手下將士們大多都能奮勇殺敵、多建勛功。荀或因此評贊日：“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 事實上，苟有利於國家利益者，不論言行，曹操都予以獎賞。如建安十二年他徵三郡烏丸，諸將、士多有諫阻。既勝而還，曹操查問先前諫阻者，諫阻者不知原因，個個嚇得戰戰兢兢，生怕要被砍頭，而曹操卻給予了他們豐厚的賞賜並稱贊說：“孤前行，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御軍如此，治國上他也同樣要求。呂虔任職泰山郡期間，平定境內暴亂，又採取措施穩定百姓生活，他即舉之為茂才。王必忠貞職守、勤懇王事，他認為是“國之良吏”，將他升為丞相府領長史。然而當大臣有重大錯誤時，他又會不論官職高低、親疏遠近、功勞大小皆予以懲罰。如劉勛歸附他後，“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曹操即將他送進監獄。在這種政策導向下，其屬下官吏在管理上也多能堅持賞罰分明方法的執行。如毛蚧典選舉時對不管百姓生產和生活而大肆貪污者便不予選用，王修做魏郡太守時也積極“抑強扶弱，明賞罰”。可以說獎懲結合、賞罰分明管理方法的推行使曹操統治下惡與過、罪與非既不會因權貴而免罰，也不會以尊顯而免責，而善與功、美與勞也既不因低賤而失賞、也不以疏遠而無封，從而形成了一個高效率團隊。

　　三、管理理念上：利益共用。以百姓為重

　　曹操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後統一北方，事實上並不僅僅在於他在管理上能堅持某些原則和因時變通採用多種切實有效的方法，還在於他能因時貫徹實行利益共用、以百姓為重等諸多重要的管理理念。這些管理理念具體體現於三個方面。

　　1.甘苦與共，利益共用：實行利益最大群體化分配。漢末亂世是一個英雄並出的時代，企圖代漢稱帝者非是一人二人，意欲建功立業者也不止十個百個，所以這時期非但稱雄者想盡辦法招攬人才，而人才也在擇主而輔。曹操能成為眾多人士歸附甚至舍其舊主而投奔的主要對象，其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曹操能在管理上執行與群下甘苦與共、利益最大分享的理念。

　　2.註重對百姓國家主體地位的保護：穩固統治基礎。曹操一生中不管其政治目的最終如何，從巨集觀上考量，其主要宗旨之一是平天下，為百姓再建一個統一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隨著對外征戰的勝利和統治的逐步建立，曹操也在不斷有意識地把對百姓的管理放在重要位置。為此他先後頒發《軍譙令》、《抑兼併令》、《存恤令》、《給貸令》等法令條文，積極採取一些穩民安民的救恤政策和促進農業發展的措施，對在戰爭、瘟疫中喪生的將士家屬從賦稅、生活、教育、祭祀上給予安排、照顧。這一切既是他視百姓為國家主體的做法，也是他取信於民、贏取民心，為其政權發展奠定基礎的舉措。因此可認為，正是在政治管理中突出了對百姓利益的某種保護，曹操所統治的北方社會經濟才得以迅速恢復，實力才得以不斷增長。

　　3.移風易俗，發展文化教育：扭轉不良之俗，弘揚社會正風。在重建統一過程中，曹操不僅通過征戰消除了漢末政治混亂局面，對漢末頹喪的社會風氣也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他既在吏治上積極推行廉潔之風建設，也積極地對社會風俗予以糾偏整治。為此，他一方面頒發《禮讓令》、《禁比周令》、《禁寒食令》等法令來清除陋習，對社會上是非不分、以白為黑、欺上瞞下等風習予以整治釐清，一方面又適時制定法令全面推行節儉措施，糾正社會上奢侈浪費之風，使節儉成為社會良習。而且為了根本改變社會風尚，提高社會道德文化水平，他還大力推行學校教育，要求各郡國興建學校，弘揚“先王之道”。通過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曹操不僅整頓了漢末陋風惡習，弘揚了社會文明風尚，還在道德層面上以正確的是非觀引導著世人對真善美的認知，從而凈化了社會人文環境，提高了民眾意識，改善了民風。

　　一、堅信“德厚流光”的古訓，擇師重德行

　　曹操的用人方針是“唯才是舉”。他認為，有德行的人，未必有作為；有作為的人，未必有德行。他舉陳平、蘇秦為例，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曹操自己用人，重才能，輕德行。他曾下《舉賢勿拘品行令》，要求僚屬推薦有治國用兵才能的人，即便不仁不孝，也不許遺漏。可是，曹操為諸子選擇教師卻重德行。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破南皮，殺袁譚，全部占領冀州，闢冀州名士崔琰為別駕從事。曹操對崔琰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崔琰回答：“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兵甲，唯此為先，斯豈冀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史書記載：“太祖（曹操）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三國誌·魏書·崔琰傳》）足見崔琰是一位敢於仗義執言的人。第二年，曹操徵並州高平，留曹丕守鄴，讓崔琰當曹丕的師傅。崔琰盡職盡責，受到曹操的賞識，曹丕的敬重。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任丞相，調崔琰任東曹椽。東曹椽是丞相府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升降事宜的辦事機構。椽，是辦事機構的長官。曹操在《授崔琰東曹椽教》中說：“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意思是：“你有伯夷的操守，史魚的耿直，貪心者因敬慕你而變得清廉，強壯者因尊崇你而更加奮勉，你這就可以做時代的表率。所以委派你去擔任東曹椽這個職務。《穀梁傳·僖公十五年》有“德厚者流光”的說法。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影響深遠。”後人把它簡化為成語”德厚流光“。從曹操《授崔琰東曹椽教》的內容看，他堅信“德厚流光”的古訓，重視表率作用。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下《高選諸子椽屬令》，說：“侯家吏，宜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高選”是嚴格選拔。“椽屬”，是諸侯屬吏的正、副長官，實際上是諸侯的師傅。令文意思是：“諸侯的屬吏，應當選擇深明法理，像邢顒那樣的人。”《三國誌·魏書·邢顒傳》說：“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讓邢顒為平原侯家丞，讓“名高德大“的北海名士邴原為曹丕五官府長史。長史是府內的總管。曹操指示兒子，要以師傅之禮待邴原。在《轉邴原為五官府長史令》中，曹操寫道：“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雲利賢，能不恧恧！”意思是：“我兒子懦弱無才，恐怕難走正道，我有個過分的想法，委屈你去匡正勉勵他。這雖然處於我對你的信任和倚重，但不能不令我慚愧。”令文遣詞用語的謙虛和誠懇，寄托著曹操對培養接班人的殷切期望。

　　曹操擇師重德行的教育思想值得借鑒，如今高教界有抄襲論文的博導、學術造假的院長；普教界有引導學生考試作弊的教師、校長乃至教育局長，還有大難降臨，丟下學生，只顧自己逃命的教員。師資道德素質已經嚴重地影響著革命接班人的培養。

　　二、倡導文武兼習，允許學有偏好

　　曹操能文能武。他也要求諸子兼習文武。曹操曾令工匠打造五口寶刀，取“百煉利器，以闢不祥”之意，命名為“百闢刀”。曹操作《百闢刀令》，說：“往歲作百闢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與次與之。”這個令文反映出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

　　曹丕在《典論自序》中回憶：“餘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餘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建安二十二年（217），剛過而立之年的曹丕被立為太子。這時的曹丕已像父親一樣，文才武藝俱佳。在當太子期間，他撰寫的《典論·論文》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濫觴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擅長擊劍，曾用甘蔗當劍，跟通曉五種兵器的奮威將軍鄧展比武，結果擊敗對手。曹操倡導兼習文武、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在曹丕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曹操雖然倡導文武兼習，但允許學有偏好。《三國誌·魏書·任城威王彰傳》記載：“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曹操得知三子曹彰立志為將以後，並沒有再責備他棄文好武，而“大笑”，實際上是允許曹彰學有偏好。曹操對待四子曹植也是這樣。曹植喜文而厭武。他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賜他百闢刀一把，勉勵其習武。曹植作《寶刀銘》，說：“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意思是：佩戴鋒利的寶刀，並不意味著自己崇尚武功，只為防身自衛。對於曹植這種言行，曹操也沒有訓斥。允許學有偏好，按照現代教育理念說，就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選擇，允許良好的個性發展。曹操能夠做到這點，難能可貴。

　　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很有現實意義。筆者有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一所有名氣的中學。這所中學高級幹部子女比較多，這位同事告訴我，學校組織學生去部隊學軍，這是多好的事情呀。一些孩子怕吃苦，不想去學軍，有些家長托關係去醫院給孩子開病假條。個別教師還把這條“經驗”向另外的學生家長推薦。這些家長、教師只知道溺愛孩子，根本不理解習武學軍對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作用。

　　三、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西征張魯，十一月張魯降，得漢中，十二月自漢中郡治所南鄭還。隨後，曹操發佈《諸兒令》：“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壽春面對孫權，漢中面對劉備，長安是西漢故都，當時都是重鎮。令文意思是：“當今壽春、漢中、長安這三個重鎮，先打算各派一個兒子去駐守治理。想選派慈善、孝順不違背我命令的，也不知道用誰好。兒子們雖然小時候都被我疼愛，但長大後德才俱好的，我一定重用他。我說話算數，不但不對我的部下有偏私，就是對兒子們也不想有偏私。”《諸兒令》反映出曹操對兒子們敢於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

　　曹操愛才，對才思敏捷的四子曹植非常寵愛，數次想立為太子。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西征馬超、韓遂，留曹丕守鄴城，臨行前沒講一句體貼勉勵的話。這使曹丕倍感冷落凄涼。他作《感離賦》，序中說：“上西征，餘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這“不勝思慕”四字含義被曹植察覺。曹植作《離思賦》，安慰兄長，“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建安十九年（214）七月，曹操南征孫權，留曹植守鄴城，行前下《戒子植》：“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曹操以自己青年時代的作為勉勵曹植，在嚴格要求的背後，寄托著厚望。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以個人的願望為轉移。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醉酒，開司馬門私出，乘車馳御街至金門，犯禁。曹操震怒，下令說：“始者謂子建，兒子最可定大事。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不久，立曹丕為太子。

　　曹丕沒有辜負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遠征漢中，留曹丕守鄴城。西曹椽魏諷勾結長樂宮衛尉陳褘謀襲鄴。曹丕得訊，當機立斷，誅殺魏諷及其黨羽，平息叛亂，保證了鄴城安全，為曹操西征解除了後顧之憂。反觀曹植，他並沒有接受開司馬門私出犯禁的教訓。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被關羽圍困。曹操以曹植為南中郎將，行徵虜將軍，想派他去救曹仁，讓人去叫曹植，可曹植酩酊大醉，不能接受任務。兩相對比，證明曹操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是行之有效的。

　　四、以身作則，主張節儉，反對奢侈

　　東漢以來奢侈糜費成風，為了矯正頹風，曹操主張節儉，反對奢侈。儉樸節約是曹操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難能可貴的是，曹操作為一位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能夠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在他的帶領下，僚屬家族形成了儉樸節約的好風氣。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註引《魏書》說：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採，幃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曹操在《內戒令》中說：“吾衣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耳。”曹操有逆氣病，時常要準備好水來浸頭。用銅器盛水，時間久了泛臭氣。於是用銀製成小方器，可人們不理解，說曹操愛銀制器物。曹操索性改用木製器。從這件小事看，為了提倡節儉，避免誤導僚屬家人，曹操簡直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

　　在以身作則的基礎上，曹操對家人的要求非常嚴格，不許衣錦繡，不許用熏香，房室不潔，只能燒楓膠和蕙草。《世語》上說：曹操登臺眺望，見曹植妻衣錦繡，違背制令，將她趕回娘家，賜死。這樣的處置雖說太過分，卻反映了曹操主張節儉，反對奢侈的決心。曹操的兒子贊王曹袞“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可見，曹操提倡節儉的教育卓有成效。

　　“成由勤儉敗由奢”，這時被無數史實證明的真理。然而，改革開放以後，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這條真理似乎淡忘了。從歐美傳來的超前消費觀念悄然興起。不斷有人鼓吹：“掙倆花仨”，“今天花明天的錢”。在歐美，超前消費的觀念引發了讓全世界震驚的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面前，人們不禁又想起了節儉的傳家寶。

　　總之，曹操的教育思想雖然不夠系統，但是我們歸納出的幾條很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