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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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武

　　孫武（約前545年—前470年），字長卿，齊國（今山東廣饒）人，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尊稱兵聖。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孫武子、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他是兵法家孫臏的先祖。約活動於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由齊至吳，經吳國重臣伍員舉薦，向吳王闔閭進呈所著兵法13篇，被重用為將。他曾率領吳國軍隊大破楚國軍隊，占領了楚的國都郢城，幾近覆亡楚國。其著有巨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後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為國際間最著名的兵學典範之書。

　　孫武十分重視戰爭問題的研究，指出：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認為“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因而主張對待戰爭必須“慎之”、 “ 警之 ”，提倡“ 安國全軍之道 ”(《 孫子·火 攻》)。“慎”,是不要輕易發動戰爭，告誡“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警”，則是要加強戰備，增強實力，要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子·九變》)。 為了探求預知勝負的途徑，孫武正確地闡述了戰 爭勝利所必須具備的主客觀因素及相互的辯證關係。他將客觀因素概括為道、天、地、將、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爭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奮士氣 (“並氣積力”)。他高度重視政治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觸及到了政治與軍事的主從關係。吳楚之戰時，孫武以“民勞，未可，且待之”(《史記·吳太伯世家》)勸阻吳王暫緩攻楚,更進一步表明他意識到愛惜民力、爭取民心的重要意義。他也十分看重軍事力量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強調“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孫子·九地》)。他論述軍事實力，註意到了經濟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孫子·形》)，從土地、物產、兵源推算出軍事力量的強弱。據銀雀山漢墓竹簡《吳問》載，他預測晉國六卿政治命運，也是通過對六卿實行的畝制大小、稅率輕重、養兵多少作出判斷的。他用“形”表示客觀存在的軍事實力，“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說明瞭其內涵和作用。他還充分肯定了主觀能力的發揮在戰爭中的作用，指出：“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孫子·計》)即通過主觀努力，能動地創造和運用有利的態勢。 　

　　孫武認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孫子·謀 攻》),從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戰的方式達成政治目的的“全勝”戰略。他稱不戰而勝為“全”，戰而勝之為“破”。主張對於國、軍、旅、卒、伍，“全”為上，“破”次之。為達全勝目的，在戰略謀划上要勝敵一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孫子·計》)；在力量對比上要處於優勢，“勝兵若以鎰稱銖”；在戰爭準備上要周到細緻，“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孫子·形》)；在實行方式上則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孫子·謀攻》)。總之，要求達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孫子·謀攻》)。

　　作戰指導思想 在作戰指導上，孫武主張積極進 攻。在實施戰略進攻時，要秘密決策，“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隱蔽準備，“形人而我無形”(《孫子·虛實》)；突然襲擊，“敵人開闔 ，必亟入之” (《孫子·九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同前)；打敵要害，“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同前)；大膽深入,“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同前)；速戰速決，“兵貴勝,不貴久”(《孫子·作戰》)。在進攻作戰中，孫武主張速戰速決,反對曠日持久，是基於對當時國家經濟承受能力和後勤供應的分析作出的抉擇。因為“相守數年”的戰爭，“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孫子·用間》),“久暴師則國用不足”，一旦“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孫子·作戰》)。又因為在後方供應上，“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因而要求“因糧於敵”(同前)。孫武強調進攻，但也不忽略防禦，認為“不可勝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勝”(《孫子·形》)。如果兵處劣勢,還應“逃之”、“避之”，以保存軍力。

　　對於作戰謀劃，強調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形》)，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變”，諜有“五間”、將有“五危”、“六過”等。作戰指揮,強調爭取主動權,要明利害、識眾寡、辨分合、察虛實、善專分。戰術運用，要示形惑敵，奇正多變，因敵制勝。

　　孫武的治軍指導思想是“令之以文， 齊之以武”(《 孫子·行軍 》)。“文”指厚賞、愛 卒，“武”指重罰、嚴刑，二者相輔相成，“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同前)。對士卒平時要嚴格訓練，嚴明紀律，戰時才能步調一致，服從命令。因此，他主張“令素行以教其民”。他還註重將帥的選拔和任用，認為將帥是“生民之司命”，提出了“智、信、仁、勇、嚴”五條德才標準。

　　孫武的軍事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 基礎上的。他強調“知彼知己”，以廟算“七孰”進行對比分析，講求“戰道”，探索戰爭規律，要從弱強亂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對立面的轉化，等等，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學思考。孫武通過戰爭事物中對立範疇(敵我、攻守、全破等)的認識，揭示出它們之間的生克消長關係，從而衍生出對各種作戰方式的描述，推動了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的發展。孫武的軍事思想揭示了軍事領域中一些帶普遍性的規律，對指導軍事實踐產生了重要作用。在現代戰爭中，他所揭示的某些規律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則還被移用到經營管理、體育競賽等社會生活領域，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政治家、軍事家、學者的重視，是世界公認居於鼻祖地位的優秀軍事理論遺產。

　　（一）兵家者流，用智為先

　　所謂“智”，是指智謀、知識和才能。孫子明確地把“智”放在“五德”之首，體現出“孫武尚智”的思想。在《孫子兵法》中，孫子多次論及“智”的重要性。《地形篇》曰：“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九變篇》曰：“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孫子認為將者要認真研究，善於思考，通曉用兵的方法。在作戰時要隨機應變、靈活機動的指揮作戰。

　　（二）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

　　《十一家註孫子·杜牧》曰：“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意即賞罰有 信，唯有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信”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有效的管理手段。孫子講的“信”主要有兩方面內容：取信於人與施信於人。英國管理學家羅傑·福爾克說過：“世界上最容易損害一個經理威信的，莫過於被人發現在進行欺騙”。

　　取信於人表現在：其一，對內要做到“號令一也”。領導者要在下屬中取得威望，有效地行使指揮和控制職能，就必須對下屬講求信用，以樹立威信。要做到賞罰有信，賞罰分明，合理合法，公正無私。其二，對外要以“信”為本，要“重合同、守信用”。 “信”的第二個方面的內容體現在要施信於人。即要任人以信，就是要在用人方面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充分相信下屬，以使人盡其才。領導者面對的繁多事務，不可能事必躬親，因此上級對下屬的信任就顯得尤為重要。信任是上級用以調動下級積極性和主動性的一把鑰匙。信任度越大，下屬的主動性也就越大。只有充分施信於下屬，授權於下屬，下屬才能充分發揮其聰明才幹，領知遇之情，效報答之力，努力把工作做好。

　　（三）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

　　《孫子·地形篇》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古代魏將吳起治兵，對士卒施行仁德，正因為他能夠“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所以士卒願為之拼死作戰，連戰連捷，所向無敵。“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正是因為岳飛的以仁治軍，使岳家軍上下同心，連勝金兵。孫子認為對待下屬需以仁相待，尊重下屬人格，關心下屬疾苦，與屬下同甘苦共患難，只有這樣才能“上下同欲”以得人心，全體才會齊心拼搏，共同進步。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上下齊心，克敵制勝。

　　（四）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

　　杜牧曰：“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王皙曰：“徇義不懼，能果毅也。”所謂“勇”，是指將帥應具備的勇敢果斷的品格。對於一個合格的將帥而言，既要有謀，也要有勇。《十一家註孫子·杜牧》中引用吳起的話說：“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勇者心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勇與智應統一起來，取得“智”的支持。有勇無謀是冒失，有謀無勇是腐儒。 領導者應決策果斷。在千載難逢的機遇面前，要敢於決斷，敢於負責，以贏得戰爭的主動權。切不可猶猶豫豫，坐失良機。但需要提醒註意的是“勇”並不意味著魯莽，這裡的“勇”應是有智謀條件下的“勇”。其二，是領導者應具備的開拓、創新精神，戰爭是殘酷的，必將有勝有負。只有具備開拓、創新精神才能不斷向前。而創新就必然會有風險，因此領導者還必須勇於承擔風險，敢於向風險挑戰，勿錯良機。

　　（五）嚴者，以威嚴肅三軍也

　　孫子在《地形篇》中指出：“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冶， 臂如驕子，不可用也。”軍隊作戰，需要嚴明的紀律作為保證，嚴明軍紀，嚴明法令，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是沒有戰鬥力的。“嚴”是保證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手段。只有“嚴”，才可以“服強齊眾”；只有“嚴”，才可以統一全軍行動和意志。經營企業也如同治軍，也需要突出一個“嚴”字，只有用眾以威，責吏從嚴，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才能保證企業在競爭中取勝。嚴治企業必須做到公正無私，切忌徇私舞弊；要堅持紀律而前人人平等，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切不可朝令夕改，也不可搞下不為例。另外，“嚴”不僅僅針對下屬，企業家對自己更要從嚴要求，樹立榜樣。曹操“割發代首”以明軍令，諸葛亮因錯用馬謖失街亭要地而引咎自責，貶官三等，都是古代將軍嚴以律己的典型例子，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從嚴治企業的嚴肅性，取得良好效果。

　　(一)擇人務要

　　“擇人任勢”、“擇人任時”，擇人是很有學問的。用人要知人。人才要從四方面去獲知：德、才、能、資。關於德、才，孫子說“將”要具備“智信仁勇嚴”素質，這主要說的是就是德與才問題；能，能力，例如創新能力；資，資歷，人的自然情況，包括學歷、履歷等。我們儘量要找上述四方面素質較好的人而用。但是，千萬求全責備了，其中，資是參考的因素。看人才切忌主觀隨意性，戴有色眼鏡看人，看不清真人才。更不要有成見得看人，要防止“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這樣的事發生。人才的表現，有時受諸多因素影響，使人才表現扭曲，為此，看人才要全面，不能一時一事論英雄。

　　（二）用人之長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擇人要講德才，要揚才而用。責任不按德才標準不行，過分苛刻、求全責備也不行。天地無全攻，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根據被用者的德於其才之所長，把他放置到與其相適應的崗位上去，給予責，授予權，以充分發揮其智慧和能力。

　　一個人“全”是沒有的，“長”是有的 ，任何人都會有，用人就要用其特長處。《十一家註孫子》中張預說：“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勇，個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生才貴適用，慎勿多苛刻。人才有高下之分，不能強其所不能，不能求全與他人。讓一般計程車兵去指揮全局戰爭不好，讓將軍扛炮彈也不行。用高射炮轟蚊子是浪費人才，用雞蛋去砸石頭，也不是正確的用人之舉。 用人要用取所長，抑其短處。揚長避短，揚長補短。使幹部的專長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其不足在揚長中剋服。用人不求全，人才總是會有缺點的，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我們在用人時也必須善待被用者的優點、缺點，看其主流，不要被對方的某些缺點蒙了眼。

　　（三）將能君不御

　　“將能而軍不御者勝”（謀攻篇）將領精通軍事、精於權變的做君主的不要干預將的行動，以保證將的才能能得到充分發揮。孫武提出的“君不御將”的思 想，反映的一個相宜授權的問題，體現的是一種授權的藝術。授權是指上級給予下屬一定的權力和責任，使其在一定監督之下，處理問題有相當的自主權。領導層次愈高，自由的幅度就愈寬，酌情處理問題的餘地就愈大，可能採取的授權的範圍也愈寬廣，就更要講究授權的藝術。 第一，因事擇人，視能授權。孫武指出了“君不御”的前提是“將能”。領導授權要視其“能”，就是看他是否有完成任務方面的專長和能力。授權不是提升職務，所以不必作全面考察，但必鬚根據具體任務的性質和特殊要求去選擇能夠獨立勝任的人。只有擇人恰當，知人善任，授權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明確權責，適度授權。“君不御將”並非說“君”在任何事上都“不御將”，而是分清自己的職責，不去插手“將”工作範圍內的事。對被授權的人要講清所授予的權力和責任範圍，講清執行該項任務要達到的具體目標，讓被授權人摸清領導的意圖。同時，授權不是將自己的領導權力全部授給某人，而是將有關事項適當授予若幹適合被授權的人。授權不能“越位”，不屬於自己權力範圍內的事，不能授權。 第三，用人不疑，勿妄干涉。“不御”，就是授權後領導者不能亂加干涉，讓被授權人有被信任感、安全感、責任感和認同感，從而充分發揮其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如果用而又疑，特別是在“君不知”的情況下盲目“御將”，搞瞎指揮，“將”就會提心吊膽，無所適從，“三軍”就會“既惑且疑”，自亂陣腳。 第四，授權留責，監督控制。“君不御將”並不等於完全聽之任之，不聞不問，推卸責任。授權以後基本職責還在領導者肩上，出了問題，領導者應勇於承擔責任，這樣下屬才會樂意接受授權，併在接受授權後大膽地工作。但“放手”不等於“撒手”，“不疑”不等於“不管”，領導者仍需運用必要的監控手段，以避免偏離目標方向或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 “君不御將”的授權藝術，是領導者的分身術和成事術，對調動下屬的積極性，培養鍛煉下屬幹部，更好地完成群體目標，都有很大的作用。這對於現代的領導者，尤其是自以為“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領導者來說，是避免成為“事務主義者”的好方法和好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