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阿特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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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

安東尼·阿特金森現為英國納菲爾德學院研究學者，其在收入不平衡、福利國家的貢獻以及公共部門經濟學等領域有深入研究。

　　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1944年生於威爾士蒙默思卡爾萊昂，1966年獲劍橋大學文學學士，1969年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1967-1971年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任研究員，1971-1976年任埃塞克斯大學經濟學教授，1976-1979年任倫敦大學大學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1980----1992年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l992—1994年任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現為牛津大學拉菲爾德學院教授。1988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1989一l992年任國際經濟學聯合會會長，1989年擔任歐洲經濟學聯合會會長。阿特金森的學術成果頗豐，主要著作有：《英國的貧困和社會保障的改革》、《不乎等的分配》、《不平等經濟學》，《英國個人財富的分配》、《公共經濟學講演集》等。阿特金森對經濟學的研究與貢獻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關於收入不平等的測量與解釋，特別是財富的分配和財富在兩代人之間的傳遞問題；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特別是關於最優稅收制度的設計問題。

　　在福利經濟學中，“最優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市場機制對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即“市場配置效率原則”。19世紀末期以來，新古典經濟學家，如馬歇爾、埃奇沃斯、帕累托等的研究結果認為，市場自身足以有效地配置資源。福利經濟學認為，如果不存在任何市場失靈，市場機制就能使商品供求達到均衡。此時，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然而在存在公共品、外部性等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市場配置資源不是最有效率的，這就需要政府干預。福利經濟學家把“最優原則”推廣到公共部門，要求公共部門行使配置職能時，或者不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或者提供市場無法有效提供的產品(如公共品)，或者矯正因市場失靈所致的某些損失。60年代後期西方經濟學家把該原則應用於稅制建設中。

　　阿特金森等經濟學家認為，應在維持一定的政府稅收收入前提下，使課稅行為導致的效率損失達到最小，從而建立了 “最優稅理論”。

　　最優稅理論主要是指稅收制度的設置必須滿足一定稅收原則的要求，這些原則包括效率、公平、經濟穩定與增長、管理等等。而一套能夠實現這些原則目標的稅制，能在提供政府所需財政收入的同時，又能較好地激勵經濟行為主體。最優稅理論主要研究了三個問題：一是直接稅（所得稅）與間接稅（商品稅）的合理搭配；二是尋找一組特定效率和公平基礎上的最優商品稅；三是假定收入體系是以所得課稅而非商品課稅為基礎的，如何確定最優累進(或累退)程度，以便既實現公平又兼顧效率。阿特金森指出，最優稅理論綜合考慮了商品稅和所得稅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理論避免了孤立看問題帶來的缺陷。商品課稅容易實現效率目標，而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其具有公平分配收入的功能；所得課稅容易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而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其促進經濟效率。

　　在研究了商品稅和所得稅的適當組合，特別是用差別商品稅來補充所得稅是否可取的問題之後，阿特金森得出結論：在同時征收間接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開放稅收體系下，如果政府更為關註收入分配，一般則會使用間接稅，但由於均一間接稅等價於同比例所得稅，因此以不同稅率運用間接稅成為最關鍵的問題。

　　一般說來，在關註收入分配的平等並無所得稅的條件下，最優稅率隨商品需求彈性的上升而提高，然而在引進具有免稅水平的所得稅以後，就沒有必要使用間接稅，而單純通過一個固定邊際稅率的線性所得稅就可以簡單地達到最優目的。如果政府沒有分配目標而僅僅關註效率，那就可僅僅使用直接稅，並採用人頭稅的方式來完成。線性所得稅只是所得稅的特殊形式，更一般的所得稅類型是非線性累進所得稅。當所得稅邊際稅率有多個，且稅率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最高的邊際稅率定為100%，這樣的累進所得稅制度稱之為非線性所得稅。非線性所得稅明顯提供了更靈活的方式來實現所得稅的分配目標。阿特金森以為，在這種情況下，統一的間接稅是最優的，只要勞動和所有消費的商品之間是弱可分的效用函數。

　　收入分配是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環節，始終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用阿特金森的話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比收入分配更令人感興趣，但也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問題像收入分配一樣那麼缺少科學研究”。

　　很顯然，收入分配過於均衡不利於調動勞動者積極性，而收入差距過大容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為了比較不同國家的福利分配，或者研究一個給定國家的分配的變化，一些衡量不同福利或者收入的指數是必需的。在20世紀早期，經濟學家們關註實際的收入分配等級的產生，稍後開始考慮如何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基尼在1913年提出了至今被廣泛使用的基尼繫數概念。從那以後經濟學家們便在探索如何更好地運用統計學中的分佈理論假說來描述觀察到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這種用方差、方差繫數、相關平均離差、對數標準差等統計量(值)來概括分配分散程度的方法，稱為實證方法。

　　阿特金森認為，討論分配的不平等問題總是與價值判斷相聯繫的。以實證方法度量不平等，從錶面上看似乎避免了福利分析，但對這些方法更詳細的考察將表明，每種方法都是以社會福利函數形式的隱含假設為基礎的。如果能使這些隱含的社會福利函數明確化，我們就將更加清楚地看到每種度量隱含的公平觀。比如，基尼繫數所體現的社會福利水平是以收入的加權平均來衡量的，其權重就是將收入排序得到的序數，更具體地說，它給予最高收入者的序數是1，第一高收入者的序數是2，依此類推。顯然，基尼繫數給出的社會福利評價是和一個隱含的任意社會福利函數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統計度量方法遭到批判的重要原因。解決這一問題的措施之一，就是把對分配不平等的社會價值判斷引入度量之中，一個很好的方法是利用社會福利函數，從具體的社會福利函數中推導不平等度量尺度而使福利判斷顯性化。

　　社會福利函數能依據社會偏好為各種社會狀態排序。這裡狀態可以是社會的公共產品，也可以是收入、財富的分配。阿特金森在借鑒和考察他人關於不平等分配計量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更為切合實際的計量方法，即規範法。規範方法就是以平等主義的價值判斷為基礎，從而導出不平等的度量的。度量指標直接顯示了價值判斷，而不是如實證方法那樣只是對實際的分配模式作統計描述。

　　在考察了傳統不平等計量方法存在的缺陷後，阿特金森通過引入公平分配的均衡收入水平的概念，重新確定了不平等計量的公式（阿特金森指數），即:I=1- 。I在0～1之間變動。當I值下降時，意味著收入分配趨於公平。如果某國的I值為0.3，就意味著要實現收入的平等分配，只需要使現有國民收入的70%達到相同的社會福利水平。或者說一個使均衡金額增加5%的再分配方案會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為了進一步反映人們對絕對不平等的厭惡程度，阿特金森稍後又改造和發展了上述公式。阿特金森指數不僅對收入在不同階層之間的轉移更加敏感，而且與不平等厭惡程度的相關性較強，因此，它比慣常的測度不平等的方法在邏輯上更加嚴密，更能準確測度不平等程度。

　　阿特金森還專門研究了就收入分配以及財富的跨代分配。個人收入分配狀況不僅決定於個人不同的稟賦、嗜好和運氣等自身因素，而且還要受稅制、公共支出等利益分配、社會政策的動態變化和財富跨代分配的程度等外在因素的影響。阿特金森認為，在要素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狀況首先決定於個人的收益能力，但收益能力在各代之間的傳遞要受諸如婚姻形式等許多社會變數的影響，從而造成各代人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即使個人收益能力相同，但由於受機會不平等的影響，同代個人之間或跨代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也會不盡平等；其次，個人財富分配狀況還要受制於繼承財產的程度，而繼承財產的程度在一定條件下取決於支配財產分配的各種繼承法規及其與家庭規模的相互作用。因此，各種繼承法規與家庭規模成為影響財富跨代分配狀況的重要因素。此外，具有不同能力和嗜好的個人還要受經常變化的諸如鼓勵或管制投機、鼓勵或控制土地的使用等經濟政策(可通過不同的稅收政策來實施)的影響，從而不斷改變著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