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過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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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勞動過程理論

  勞動過程理論是指在社會學中專門研究工人勞動過程的理論。該理論的立場和觀點最早都來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如何對“活勞動”加以有效控制是勞動過程的核心問題之一。資方通過高壓和專制的手段控制勞動過程,以推動勞動力最大限度地轉化為勞動,達成剝削工人階級、獲取高額利潤的目的。但資本家的壓榨最終會引起工人們的聯起反抗,促成他們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馬克思是勞動過程理論的奠基人。但在他的論著里,勞動者是被看成一個統一、抽象、剝離了主體性的泛化的無產階級,而不是具體的個體或群體

勞動過程理論的發展歷程[1]

  依照湯普森和紐桑的觀點,勞動過程理論自產生到現在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在時間上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以佈雷弗曼的著作及其支持者的觀點為主要內容;第二階段包括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的研究,該階段的研究重點是歷史上和當代的管理控制形式;第三階段指20世紀90年代的表現為對新範式理論的防禦性反應和受福柯及後現代主義影響的對工人主體性的研究;第四階段涉及當代的將勞動過程分析拓展到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的嘗試(Thompson and Newsome,2004)。鑒於第四階段是一部正在展開的尚未成型的歷史,本文只簡介前三個發展階段。

  勞動過程理論的基礎是由馬克思奠定的,而學術界研究勞動過程的熱情卻是佈雷弗曼激發出來的。馬克思認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勞動資料,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過程的目的是生產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過程經歷了工人的“形式隸屬”和“實質隸屬”兩個階段。但馬克思之後,勞動過程基本被學術界遺忘。《勞動與壟斷資本》就肩負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寫《資本論》的重任。佈雷弗曼重新關註勞動過程的歷史背景,是20世紀60年代工業世界工作場所里的衝突的激增,以及衝突所關涉的主要問題不再是工資,而是工作生活質量問題(Thompson,1989:68)。與員工對工作日益增長的不滿相悖的是,當時的工業社會學正在歡慶現代工作所帶來的員工技藝前所未有的提升。就是這個悖論激發了佈雷弗曼的研究熱情。佈雷弗曼的研究發現,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個別分工、泰勒的科學管理、機械化和自動化技術的採用,導致工作的碎片化和專業化,這破壞了工人的完整技藝,削弱了工人控制勞動過程的能力,迫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聽命資本家及管理者的安排。也就是說,隨著工人技藝的喪失,勞動過程的管理髮生了從“技術工人控制”(craft control)向“管理者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的轉變。在佈雷弗曼看來,一部壟斷資本的歷史,就是工人的勞動沒落(the degradation of work)的歷史。

  《勞動與壟斷資本》出版,褒貶俱起,尤其是對它的批評如雪片飛來。批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員工技藝喪失(deskilling)問題、管理控制問題、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中員工的“主觀性”問題。後兩個方面分別是勞動過程理論的第二、第三階段關註的主要問題。這些批評在佈雷弗曼開創的議題的基礎上,促進了我們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工作組織的性質的認識。

  出於修正或批判佈雷弗曼的思想,第二階段的勞動過程研究重點關註管理控制和技術形成的策略,以及衝突和認同(consent)的類型。其中弗雷德曼、理查德·埃德沃茲(Richard Edwards)、布若威的研究尤為重要。弗雷德曼認為,馬克思和佈雷弗曼都忽視了企業層面的工人抗爭(resistance),忽視雇主和管理者把工人抗爭吸收進他們的管理策略的事實(Friedman,1977:5,81);工人的抗爭會使得科學管理的成本過高或管理的靈活性大幅度降低,管理者就會嘗試替代策略;管理者向勞動力施加權威的策略大體上有兩類:責任自治和直接控制(Friedman,1977:78)。埃德沃茲認為,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相互抵觸的利益是雙方衝突的基礎,勞動過程是鬥爭的場域(contested terrain);在工作場所的衝突和企業運作中的矛盾的推動下,二十世紀美國企業的控制系統經歷了簡單控制、技術控制、官僚控制這三種形式(Edwards,1979)。生產過程是經濟維度(物品的生產)、政治維度(社會關係的生產)和意識形態維度(對社會關係的體驗的生產)密不可分的結合,是布若威關於工作場所或生產過程的基本觀點。在此觀點的觀照下,他先後考察了勞動過程的意識形態維度或者說勞動過程的意識形態效果(ideological effect),以及生產政治與意識形態機制(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of production)。布若威對意識形態效果的研究,豐富了人們的工作場所勞動關係的認識,導致勞動過程理論從控制-抗爭模式(the control-resistance model)向控制、抗爭、認同模式(the control、resistance and consent modele)轉變。

  自80年代後期始,勞動過程理論遭到對立範式和來自非馬克思主義視角的勞動過程分析的挑戰。勞動過程理論的發展歷程的第三階段,就表現為對對立範式的防禦性反應和吸收來自非馬克思主義視角的對“主體性”的分析。

  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機浮動匯率制度、國家干預的放鬆、福特製大規模生產的後果等因素的作用,導致福特主義生產組織的勢微,精益生產彈性工作制彈性企業等後福特主義生產組織模式的興起。與生產組織模式的變遷相應的,是後福特主義彈性專精等範式突破理論(paradigm-break theories)的出現。範式突破理論是包括後福特主義精益生產、高績效模式等在內的一群觀點,其共同特點是對工作和雇佣關係的樂觀態度。它們要求與傳統的公司結構、泰羅制工作組織、對抗性勞動關係的決裂,提倡工作團隊、工作場所更大的靈活性、更多的概念性任務和責任、合作的、高度信任和有高度使命感的雙贏的勞動關係。範式突破理論過度樂觀的態度遭遇了勞動過程學者如伍德(Wood)、頗拉特(Pollert)等潑的冷水,這些學者揭示了精益生產後福特主義等的陰暗面。他們認為,精益生產體制的結果,是權威和實際權力上移集中到管理者手裡,而更大的責任、強度更高的工作則下移至工人身上;管理者讓工人參與工作團隊,讓他們直接體驗激烈的競爭,是要使工人認同組織規範管理者試圖通過精益生產體制削弱工會支持的工人集體,進一步限制工人的抗爭能力(Thompson and Newsome,2004)。

  對“主體性”的研究,肇始於對佈雷弗曼假設勞動過程的客觀與主觀兩個方面可分開並獨立研究這一觀點的批判。批評者指出,忽視了勞動過程的主觀成分,不可能正確理解資本主義的管理控制,不可能正確理解勞動過程的歷史演變趨勢。但大多研究主體性的學者,都只是對特定情境中工人的主體性作出一定的解釋,並不致力於提出一種主體性理論。奈茨(Knights)和魏爾瑪特(Willmott)則期望發展一種主體性理論,在此基礎上重建勞動過程理論。雖然同是關註主體性,他們的理論基礎卻不同:奈茨採用福柯的理論,魏爾瑪特採用的是所謂唯物主義(materialist)理論,不過結論又殊途同歸。他們都認為,主體性是被塑造出來的。在奈茨看來,主體性由多種規訓機制、監控技術、權力-知識策略所型塑的。一方面,現代權力技術(層級監控、規範化裁決、檢查)把人構建成自認重要的、有能力的、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權力技術又使得個體對其身份(identity)感到不確定和不安全,因為在監控系統之下,個體不能確保滿足規範標準的要求,也不能保證在檢查中成功地表現,而且權力技術還把個體置於與別人競爭稀缺的承認獎賞(reward of recognition)的處境,這種獎賞是在達到權力運作所要求的行為和表現標準的情況下給與的。魏爾瑪特對主體性的分析以馬克思的研究為出發點。馬克思的分析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系統地塑造了孤立的個體,即自由地、獨立地出售自己勞動力的個體,這種個體是作為其私人目的(private purposes)的工具而面對社會的。同時,自由的主體也是脆弱的,因為他們要以個體的形式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奈茨和魏爾瑪特都認為,權力技術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待個體的方式既有吸引力又是矛盾的,因為它們一方面擴大了人們自主決定的範圍,另一方面又令人們孤立和脆弱。他們都認為,不安全、脆弱的個體對自己的身份有強烈的依戀,會試圖去保護自己的身份,而維護和增加身份的有價值的方面的欲求往往會維持而不是質疑支持現狀的假設。因此,在努力獲取物質的和象徵的資源,消除對自己身份的不安全感的同時,個體事實上維護了現存的權力機制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即是因為此,工人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才遙遙無期。

勞動過程理論的基本特征[1]

  自佈雷弗曼1974年出版《勞動與壟斷資本》以來,勞動過程分析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曲折發展歷程。其間,尤其是勞動過程分析的前兩個階段,圍繞佈雷弗曼提出的去技藝化和泰羅制工作組織的爭論跌宕起伏,幾近令勞動過程理論陷入絕境,以致科特(Kitay,1996)在其文章的標題里就發問:“勞動過程:仍然沿用?仍然是一個視角?仍然有用?”

  一些粗心大意的研究者,錯誤地把去技藝化(deskilling)和泰勒主義是一種控制系統這個觀點視為勞動過程理論的基本觀點。這種錯誤的認識把佈雷弗曼等早期學者的觀點與後來大量的關於勞動利用和生產系統的研究以及對歷史上和當代的管理控制的研究混為一談。這無疑有礙人們正確理解勞動過程理論。另外,勞動過程的研究,幾乎都是個案研究,個案豐富多彩,相互之間差異很大,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觀點相應地也存在很多差異。這讓人覺得勞動過程理論缺乏共同的研究主題,缺乏公認的範式。面對勞動過程理論的此種處境,上世紀80年代末,利特勒(Littler)、湯普森、保羅·埃德沃茲就開始嘗試歸納勞動過程理論的基本問題、基本思想,提煉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理論框架”。1990年出版、奈茨和魏爾瑪特主編的名為《勞動過程理論》論文集,前三篇就是他們探討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思想的文章。根據奇瑞斯·史密斯]](Chris Smith)、利特勒、湯普森、保羅·埃德沃茲等人的觀點,我們可歸納勞動過程理論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勞動過程理論的出發點是勞動力商品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勞動力不確定性,是指勞動者工作的努力程度不是一個常量,勞動力的發揮隨工作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化。考夫曼曾把新古典經濟學短期生產函數改寫成Q=f(K,e·L),其中的“e”這個變數表示工作努力程度(Kaufman,2004:342)。他藉此函數說明人力發揮的不確定性。佈雷弗曼、理查德·埃德沃茲、布若威等作者都以勞動力的不確定性作為分析的起點,討論管理控制的必要性。所以史密斯認為,“不確定性”是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工作場所里的鬥爭的物質基礎的概念鑰匙(conceptual key)(Smith,2001)。

  其次,勞動過程理論的分析目標,是要把“工作場所”置於廣闊的政治經濟環境內(也就是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系統特征),理解不斷變化的勞動利用和生產系統的模式,描繪與勞動利用和生產系統相匹配的歷史上和當代的各種管理控制(Thompson and Newsome,2004),識別它們在不同部門、不同企業、不同民族國家的主要發展趨勢(Thompson and Harley,2007:151)。或者以布若威的術語來說,勞動過程理論是要將工作場所置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結構約束之內、市場和國家等政治經濟等環境之內,考察企業內的生產政治。而從勞動關係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理論所分析的是企業內的非正式勞動關係(informal industrial relations)。

  再次,在考察企業內的生產政治時,勞動過程理論遵循的基本理論原則有四個方面:

  ⑴因為勞動過程創造剩餘,並且是人們在世界上扮演角色和再生產經濟的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勞動的角色和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是分析的焦點;

  ⑵資本積累的邏輯,迫使資本不斷革新勞動過程,資本不斷革新勞動過程的壓力來自不同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

  ⑶僅靠市場機制不能管理好勞動過程,所以勞動過程里存在勞動控制的必然要求;

  ⑷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建立在“結構性對抗”之上,剝削、把勞動力轉換成勞動的鬥爭、資本尋求控制工作環境的要求和最大化他們在“工資-努力交換”中的利益,這些都促生了多種形式的工人的反應:抗爭、適應、服從、認同等(Thompson,1989:241-246;1990:99-101)。

  上面歸納的核心思想或“核心理論”沒有解釋或預測特定環境與特定勞動利用和管理控制之間的某種必然關係(如壟斷資本主義與“去技藝化”、泰勒制之間的關係),它是要在闡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系統特征的基礎上,解釋工作場所里勞動雙方的關係的變化形態和複雜性,識別它們在不同部門、不同企業、不同民族國家裡發展趨勢。

勞動過程理論在中國[1]

  自勞動過程理論傳入中國以來,社會學界對中國企業的勞動過程已經有了零星的研究。借用卡爾·博蘭尼的“大轉型”概念,在國內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近30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轉型”,其主要表現之一是自我調節市場的擴張,是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商品化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一方面表現為國有企業勞動關係從“有組織的依賴關係”逐漸向市場化勞動關係過渡,另一方面表現為大量農民進入工廠等就業組織,歷經從農民向工人轉變的過程。這兩大轉變,都為學者們提供了豐富的學術素材。

  上世紀九十年代來,學者們以改革前國有企業里“有組織的依賴關係”( 華爾德,1996)這種工廠秩序為起點,考察改革中的國有企業的秩序轉型。趙明華1993年和1994年兩次來華開展田野調查,在河南的三個國有棉紡廠里訪談了120人,後與蒂奧(Theo)共同撰文發表了考察結果。趙明華和蒂奧(Zhao and Theo,1996)指出,改革在企業層面重構了黨、工會、工人和管理者的關係,管理者的權力得到提升,企業的責任系統增強了管理層的利潤取向,為實現利潤,管理層採取了包括延長工作時間滿負荷工作法、增加勞動定額、提高機器運轉速度、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等在內的工作系統獲取工人的勞動,採取包括罰款、“精神文明”方面的扣分等在內的嚴厲手段控制工人。總之,為追求利潤,國有企業對工人進行了身體的、心裡的、精神的控制。李靜君基於1995至1997年間對幾家位於廣州的國有企業的考察,發現了改革過程中制度的不配套剝奪了許多國有企業維持家長制的能力,消除了原有的對管理權力的約束,同時肢解(fragment)了工人階級;另外,在市場化拆散了以前的單位社會主義的同時,出現了“失序獨斷主義”(disorganized despotism)這種新的勞動體制。“失序”是指各種改革措施之間缺乏協調,它是獨斷體制的制度基礎。“獨斷”體現在工人為謀生而對生產活動的制度性依賴、強制性勞動控制方式的實施、以及工人對這種控制危及其物質利益和道德準則的集體畏懼(collective apprehension)(Lee,1999)。密小熊結合布若威的思想及坦納鮑(Tannenbaum)和李克特(Likert)關於領導方式的分類,發展出一個從左向右強制手段的比重逐漸減少,製造認同手段比重相應增加的勞動控制體制的連續體,構建出⑴“剝削式專制”、“仁慈式專制”、“協商式威權”和“參與式民主”四種控制工廠體制。2001年至2002年,他對北京某生產專業工業玻璃及玻璃儀器的國有企業進行了研究,收集了該廠大量文獻資料,訪談了包括幹部和工人在內的25人。他發現,市場轉型期國有企業在成為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的同時,其內部開始形成“仁慈式專制”勞動控制模式(宓小雄,2007)。

  與此同時,私營企業勞動過程的研究也有所進展。李靜君採用拓展個案研究方法,研究了分別位於香港和深圳的兩家工廠。她發現,兩個企業同屬一個企業主所有,在相同的管理團隊的管理之下,採用相同技術生產相同的產品,但兩個企業里的女工卻遭遇不同的工廠體制。對於香港工廠里的已婚的主婦工人(matron workers),管理者允許工人在緊急情況下出廠處理家庭事務,允許家庭話語出現在工作場所,不扣遲到一兩個小時的工人的工資,但把工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主婦工人沒有感受到管理者的殘酷控制,她們事實上已經內化了規訓機制,這使得外在的管理控制變得多餘。這種狀況被稱為“家庭霸權體制”(familial hegemony)。對於深圳工廠里的打工妹(maiden workers),老鄉網路(local networks)是她們前往深圳、尋找工作、學習技能、度過工廠生活的主要支柱。她們在老鄉網裡尋求慰藉和力量,老鄉網也提供了破壞和抵制管理權威的基礎。但是管理部門卻詭詐地把老鄉網轉為己用,它利用老鄉招募工人和傳播生產技術,也利用老鄉網和地緣差別控制勞動力。依性別和地緣分層而組織起來的垂直勞動分工,削弱了工人的橫向聯合,提高了管理控制能力。這種狀況被稱為“老鄉獨斷體制”(localistic despotism)。李靜君的研究說明,性別與階級之間有互構關係(Lee,1998)。任焰、潘毅(2006b,2006c)考察了企業的宿舍勞動體制,認為資本與勞動雙方都在有意識地通過對宿舍空間的控制來強化各自的權力。潘毅(2007)研究了深圳流星廠的勞動控制,發現企業憑藉裝配流水線、作息時間表、工廠守則、電子眼等技術將一個年輕的農村人轉化成具有勞動能力的產業勞動者。沈原(2007)研究建築工地上的勞動控制後指出,布若威筆下的霸權可稱為“制度霸權”,因為此類霸權形成的基礎是工作場所中的各種制度安排,而中國建築行業的工人、包工頭、班組長把社會關係帶入了建築工地的勞動過程,構建了“關係霸權”,這種霸權具有生產忠誠、約束不滿、提供秩序的作用。2007年,王曉暉考察了貴州省三個私營水泥企業(學名分別為黔廠A、B、C)。他認為,自布若威以來,學者們考察企業的工廠體制時,都把一個企業看成統一的整體,他們對工廠體制的討論是以企業為單位的,沒有看到同一企業之內可能存在多種體制這種現象。在他所考察的黔廠A、B、C中,管理層會因工人與其關係的親疏、工人的貢獻的大小、工人抗爭力量的強弱的不同而對他們採取“差異管理”,造成不同勞動關係。這表現在三個方面:對與管理者關係親密的工人,在管理上自由放任,在利益上傾斜;對於沒有“傳統社會連帶”關係的工人,機修工在廠的地位往往比其他“倒班”的崗位工的工人高;身份和年齡不同的工人,遭受的“等級控制”也有所不同。“差異管理”造成同一工廠內的工人分屬不同的工廠體制。他因此提出了“分層工廠體制”概念,以此表明一個企業記憶體在多種“體制”的現象;並且指出,在中小型私營企業內,“恩惠體制”和“獨斷體制”是“分層體制”的兩種主要的次類型。基於對黔廠A、B、C的考察,他還提出了“生產中的關係”相對獨立性的觀點(即認為 “生產中的關係”的特征相對地獨立於企業的產權結構),提出應把“管理工作”當成一個“勞動過程”而予以問題化,考察管理者的管理理念、管理者的利益、他們採取的管理策略等等是如何在“勞動過程”中產生和再生產的(王曉暉,2008)。

參考文獻

  1. 1.0 1.1 1.2 王曉暉.勞動過程理論:簡史、核心理論及在中國的運用.中國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專業委員會,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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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shan2013,Mis铭,Lin,寒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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