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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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方式概述[1]
依據管理方式與管理方法的兩重性原理，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與方法概括為兩個層次，即實質方法與技術方法。實質方法是由於社會屬性和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而採用的適合各國實際情況的管理方式，必然體現該社會的特定生產關係。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術方法則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更新，但與社會生產關係屬性的相關性不大，可以為不同社會制度中的人們共同採用的方法。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發達國家在公共管理技術方法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既採用了資源與支出控制的技術，也使用了用於保證個人和團體績效的技術。其中，收支預測、財政趨向監控、戰略計劃、零基預算、目標基礎預算和方案預算被西方發達國家認為是最有效的幾種方法。另外，純粹的管理技術手段也獲得了極大發展，主要表現在電腦與管理信息系統和決策支持系統的普遍應用方面。
典型的公共管理方式[2]
在公共管理髮展的大部分歷史中，等級主義的管理方式一直占統治地位。傳統上認為等級主義起源於19世紀末，但中國關於等級主義的觀念似乎要更早。等級主義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現在：
1．它是集權、政治權威的行政方式；古代中國儒家學派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西方官房學派也強調國家主導型的經濟發展，強調政府的積極管理。它們相信一個強有力的集權領導不僅有利於政令統一。便於統籌全局；而且指揮方便，命令容易貫徹執行。
2．組織內部層級結構明晰；組織內部機構與成員均按權力大小依次排列，其職位設計也遵循等級制原則，低級職位要接受上一級職位的控制和監督。
3．註重正式的規章制度；照章辦事，即嚴格依照法律或制度規定的職責、許可權、程式和標準辦事，它要求人們服從的不是作為個人的管理者。而是作為一種非人格化的秩序和規範。
同時，為了保證公共官員依法和恰當地履行職責，等級主義主張公共管理人員職業化、科學化。
然而這種在公共管理歷史上延續最長的管理方式也受到各種抨擊．等級主義組織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等級分明的集權結構將政府組織劃分為許多層級條蛺，跨組織層次之間的交流極其困難，體制、結構與運行機制的僵化；(2)錶面上高度集權，實際上各地區、各部門往往自行其是，由於缺乏有效的約束，腐敗的蔓延必將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公共管理信條中另一條龐大的支流是個人主義。在考慮公共管理的問題時，個人主義的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斯賓諾莎和孟德斯鳩，這種方法也出現在現代經濟學家之父亞當·斯密的作品中。個人主義思想在如今成為當代公共管理信條中主流時尚，這不僅因為它與現時代的經濟背景和政府價值取向相匹配，而且也是個人主義本身的魅力之所在。
1．個人主義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效果和質量；譬如，傾向於政府中的小部門，而不是大部門。認為政府中的大型機構容易產生低效問題，其原因是遠離受益者的群體。會使高層官員獲得更大空間來扭曲組織行為。以及個人主義管理根據交易成本理論，認為政府應重視管理活動的產出和結果，應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應能夠主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情況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富有成效的反應。
2．個人主義的核心是獎勵和激勵結構；在個人主義看來，物質性激勵結構是公共管理設計的中心環節。根據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的假設，提供公共服務的人一般都被認為是關註自我利益和機會主義的，經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個人的自利可以實現社會的利益。政府組織只要通過精心設計的制度和激勵結構，可以改善組織中個人的績效，以實現官僚努力程度最大化。
同時個人註意還強調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以及強調公共管理需要遵循透明、公開的原則。
個人主義的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強調通過公共服務私人提供方式引入競爭機制，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採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並不相同。(2)個人主義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把政府與公眾的關係完全等同於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係。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3)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以及個人註意強調公營部門私有化、目標管理、績效管理也遭到各種批評指責。但儘管如此．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平等主義既反對市場又反對官僚制，是以“團體主義”為合作行為的起點或核心組織原則，採取的形式是激進式分權的自治單位。毋庸置疑，平等主義所提倡的團體自我管理、相互控制和麵對面責任的最大化等要素對於現代的公共管理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1)傾向於建立一種領導權，通過限制任期、輪流任職、對高層人員實行選舉和撤職制度、使官員承擔組織工作的方式受到控制以避免權力濫用；(2)在一個成員高參與和團體弱管理的結構中，通過參與式民主、激進分權和非正式團體的批評及其對個體的影響，來控制大型的失誤和破壞性的權力游戲，從而達到集體的規範。
毫無疑問，平等主義作為公共管理的方法仍然有局限：首先，逃避責任是平等主義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弊病，團體成員都會爭相躲避最不受歡迎的任務，其結果是重要的任務無法完成，同時也無法監督和保證工作的質量。其次，平等主義決策無休止的面對面商談．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容易導致議而不決，這種耗時、低效又不計成本的做法受到較多抨擊。
我國公共管理方式[1]
在我國，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又指出，“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從治理國家的大局出發，指明瞭我們黨治國方賂轉變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動必須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護公民權利。德治是指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既包括提高人民群眾道德素質，也包括提高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廉潔自律、奉公守法意識，尤其以黨和國家機關幹部的“官德”建設為核心。只有把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依法活動和“官德”密切結合起來，才能貫徹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社會主義國家管理公共事務除了要應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還要運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還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對新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問題，就要由政策來加以解決。公共管理學所要研究的政策，是黨和國家把解決全局性問題的方法細化、具體化的結果。在當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國際國內情況瞬息萬變的條件下，決策就成為各項事業成敗的關鍵。為了避免和減少決策的失誤，就必須要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科學化是對決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沒有本質區別。民主化則必然反映一個國家的階級屬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國的公共管理決策必然反映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公共決策在名義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實上所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