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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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後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經濟後果按照澤夫的理解,是指會計報告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受影響的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損害其他相關方的利益, 這種思想就是經濟後果觀。斯考特在其《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將經濟後果定義為: 不論證券市場理論的含義如何, 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蔡寧認為, “經濟後果”是指計算會計數字的規則發生變化, 從而改變公司的現金流量, 或者造成有關契約方財富分配發生變化, 由於巨集觀層次的會計選擇(會計一准則制定)對各方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那麼, 它也必將影響到社會資源的配置。我國著名會計學家葛家澎、杜興強也認為, 所謂“經濟後果” , 其內涵如下:(l) 會計準則是一份公共契約,是通過“公共選擇” 的邏輯而形成的, 旨在敦促企業通過一套通用的財務報表提供投資者決策相關的會計信息; (2) 會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企業管理當局對會計政策的可選擇域; (3) 遵循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所披露的會計信息會影響各個相關利益集團的決策行為和既得利益。

　　會計準則的經濟後果,是指各種財富的轉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重新分割, 而這種“社會性後果”的表現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 這種影響使會計信息具備了財富分配效應和決策效應, 從而通過市場機制這根“無形的指揮棒”指引社會資源的配置。這種配置過程, 同時也是企業財務功能發揮作用的過程, 也是會計信息利益相關者參與會計準則的利益博弈、利益協調過程。會計準則制定是一個公共選擇過程, 在最終的會計準則出台之前, 可能存在著若幹備選方案。如果會計準則的某個備選方案對某個利益集團的影響是有利的, 那麼這個集團必然會游說支持這種會計處理方法; 反之, 如果某種方法對利益集團的影響是不利的,那麼他們就會游說反對該方案。任何一個會計準則的出台, 都是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

　　會計準則的經濟後果存在三種情況: “中性經濟後果” 、“ 良性經濟後果” 和“惡性經濟後果” , 即所謂的“ 只分法” 。其中, “中性經濟後果”實質上就是“信息中立” , 其內涵是會計信息與所反映的客觀經濟事實的價值運動相一致, 不帶有任何偏見。“ 良性經濟後果” 是指會計信息系統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該信息具備相關性、可靠性, 有利於利益相關者的投資及其相關決策, 能夠維護他們的利益; 而“ 惡性經濟後果”是指會計信息扭曲了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其現金流量狀況, 誤導利益相關者的投資決策, 導致他們血本無歸及社會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惡性經濟後果”的極端表現就是財務欺詐。我們認為“信息中立”(“中性經濟後果”)是會計價值的根本所在, 而“經濟後果”則是會計準則的固有特性。“ 三分法”有利於對經濟後果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在會計確認與計量層次上, 應確保“ 中性經濟後果” 以客觀、公允地反映企業價值信息; 而在會計報告層次上, 應充分考慮“良性經濟後果” , 遏制“惡性經濟後果” , 從而為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打下基礎。

　　會計準則的“經濟後果說”是在20世紀60年代才出現的一種現象,它是和“技術說”相對立的一種假說。隨著資本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後果學說代表了會計思想的真正革命。澤夫(Zeff)在《“經濟後果”學說的興起》一文中(1978)認為:經濟後果就是會計報告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這些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又可能對其它團體的利益產生影響。簡單地說,就是不同的會計準則和不同的會計程式導致各個主體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美國的另一位學者Rapaport在《會計準則的經濟影響》一文中也提出相似的觀點,對規範公司必須報告什麼(如:披露問題)和如何描述其經濟活動(如:計量問題)的準則制定過程來說,需要以一個更寬的眼界——而不是傳統的技術會計角度,來重新認識。他認為不論證券市場理論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通常在有效市場下,只要公司對其所運用的會計政策作出充分披露,市場便會識破由會計政策變動所引起的盈餘變化,並對之不作出價格反應。然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不影響現金流量的會計政策卻最終會影響公司股價,對於這一現象的解釋,就是所謂的“會計的經濟後果”。

　　按照這些學者的論述,會計準則的出台或變更都會引起利益相關方的關註,它對經濟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公司財務報告的接受者如股東和其他投資者的影響。面對不同信息內容的財務報告,股東將會作出不同的抉擇。二是對搭便車者的影響。在公司財務報告公開後,那些並不是公司法定財務報告的接受者,可以無代價地取得公司報告信息。三是對報告公司自身的影響。報告公司為了取得市場的正面評價,而選擇使得財務報告更“漂亮”的經濟行為。這樣準則就不再是一個純技術性的規範了。

　　美國早期鐵路業不計提折舊,以大量發放現金股利,來吸引更多的投資人,使前期報告利潤好,靠犧牲長期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使短期投資者得到意外收穫。直到1947年,美國處於通貨膨脹的高峰,少數企業在其財務報表中採用重置成本折舊方法。這將可能影響稅收改革、雇員工薪的談判等,美國會計程式委員會頂住了各方壓力,支持歷史成本。這是美國在制定“公認會計原則”過程中直接感受到的、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後果的早期例子。

　　財務會計準則本身含有直接的經濟後果。單純從外表形式來看,會計系統所提供的信息,只是一些數字的不同排列與組合。但是,從經濟內容看,不論憑證、賬簿和報表,作為信息載體,其數據都代表不同的經濟內容。企業外部各利益關係人所能取得的經濟利益,有相當部分直接受到這些“數字”的影響。比如:通過財務報表所反映的利潤的高或低,將會直接影響利潤分配。從會計系統來看,協調或分配職能的合理履行與否,主要取決於會計準則。

　　經濟後果重要原因：

　　首先，它本身是受人關註的，會計實務方面最受關註的事項中有許多就是源於經濟後果。

　　第二，認為會計政策無關緊要的觀點與會計人員的經驗不一致

　　經濟後果存在的原因：

　　由於企業簽訂的契約，尤其是高級職員薪酬契約和債務契約所引起的。

　　這些契約通常是以財務會計變數為基礎，而會計政策影響這些變數的數值以及管理層的責任和權利。

　　(一)對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影響

　　由於會計信息的複雜性，準則制定者難以確定恰當的滿足公眾需求的信息管制數量，所頒佈的一些準則對於收益及其波動程度以及重要的財務比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有時引發了強烈的不滿與爭論，這使得準則制定機構無法忽視準備推行的會計處理方法可能引起的經濟後果。另一方面，因為經濟後果的存在，使得會計準則制定者有著動機的差異，而且在社會公眾和立法機關不能有效地監督會計準則執行機構以公共利益行事時，這就形成一種可能：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將以自身利益為標準而不是按公共利益制定准則。

　　(二)對會計信息利益相關者的影響

　　會計信息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法定使用者和非法定使用者。會計信息法定使用者主要指股東和債權人。股東是公司最終產權的所有者，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及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所有者將自己的公司財產委托給經營者進行經營，從而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就產生了委托代理關係，形成了企業契約。股東支付給經營者相應的報酬，而經營者也負有保值、增值的義務。如果股東對經營者的激勵存在不相容現象，這就很可能引發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經營者就會利用會計準則的滯後性或漏洞實施盈餘管理，操縱利潤，情況嚴重者就是管理當局與外部監督人“合謀”提供“惡性經濟後果”的會計信息，演繹財務欺詐，這最終損害股東的根本利益，使企業價值受到侵蝕，直接影響股東當期收益，債權人很可能血本無歸。更糟的是，在公司治理結構存在問題，出現內部人控制的情況下，獨立財權的喪失將導致股東作為所有者名存實亡，股東將面臨滅頂之災。這是“惡性經濟後果”的極端表現。

　　由於會計信息是一種公共物品，在會計提供會計信息時，不僅法定使用者會獲取信息，而且他的競爭對手、客戶、供應商、雇員、中介機構、媒體等非法定使用者也可無代價地獲取信息。這些非法定使用者也可能是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會計信息也會影響他們的投資、信貸決策。

　　(三)對報告公司自身的影響

　　報告公司為了獲得良好的市場形象，可能選擇使財務報告更“漂亮”的經濟行為。這些影響的直接結果是可能有一部分人受益，另—部分人受損，而這種“漂亮”的經濟行為是以會計準則的人為扭曲企業實際經營業績為前提的。這從側面反映了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後果性質。

　　(四)對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

　　會計是微觀經濟主體計量經濟活動的工具，然而不同的原理、程式和方法，會導致不同的經濟後果。會計政策的選用暗含選擇者的財政、財務利益，從本質上講，會計政策的選擇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貫穿於企業從會計確認到計量、記錄、報告諸環節構成的整個會計過程。會計過程其實就是會計政策的選擇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會計政策在形式上表現為企業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範，但其本質上卻是政治、經濟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經濟後果，不同的會計政策選擇生成不同的會計信息，從而影響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

　　(五)對巨集觀經濟決策的影響

　　會計準則不僅具有微觀經濟後果，而且具有巨集觀經濟後果，會計準則的實施不僅影響到國家的財政收入，還影響到該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利益的分配。因此在會計準則制定時還必須從國家的總體目標出發，考慮其對國家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會計的國際協調、國際趨同也越來越明顯，我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正逐步縮小。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進程中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會計準則的變更會導致其在國際上的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直接對該國的經濟利益產生影響。

　　由於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後果, 因此最完美的會計準則, 並不一定代表最公允的經濟後果。許多從理論上看似能夠導致“真實而公允”披露的會計準則, 往往在施行之前由於各方的強烈反對而不得不妥協或者夭折。事實上, 由於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和一些強勢集團的存在, 現實生活中被採納的往往並不是具有最公允經濟後果的經濟行為。因此, 贊成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後果的研究者們, 一般迴避提出一套完整的會計準則框架, 而只是就事論事, 具體討論某一准則的經濟後果問題。所可能有的提議, 往往僅僅是未來應如何制定會計準則, 以及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如何考慮有關各方的經濟利益, 而不可能給出若幹個準則。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在證券市場中，錯綜複雜的交易使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一些公司由於管理不善或遭受外部因素的不利影響，陸續出現了資金周轉不靈、經營虧損、盈利能力下降等問題，諸如債務重組等交易行為也日益頻繁。於是，財政部於1995年成立項目組開始研究相關準則，於1998年6月第一次頒佈了有關債務重組的具體會計準則，對債務重組行為加以規範。

　　但是，由於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不夠健全，評估機構不夠完善，公允價值的活得缺乏公平公正性；另外，債務重組收益計入當期損益的做法，使得一些上市公司紛紛在年底進行債務重組，假借重組之名，依靠關聯債權人的豁免等，將不菲的債務重組收益計入利潤，得以維持賬面盈利，有的甚至扭虧為盈，達到上市、進行配股和保牌等目的。例如，ST中華1999年年報顯示，該公司營業利潤虧損17527萬元，但由於公司當年獲得36639萬元的債務重組收益，公司最後竟然以凈利潤2億元、每股收益0.417元，其凈資產收益率更是高達99.63%，列深市上市公司第一位。

　　為了規範上市公司的債務重組交易，減少上市公司進行盈餘管理操縱的空間，財政部於2001年1月對該準則進行修訂。修訂後的《債務重組》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將債務重組收益不能計入“營業外收入——債務重組收益”，而是確認為“資本公積”，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改變了許多公司利用債務重組操縱利潤的局面。

　　公允價值計量結果與歷史成本計量結果相比較，能更好地揭示企業資產可帶來的未來的現金流量的不同，更確切地反映企業的經營能力、償債能力及企業所承擔的財務風險。從會計準則的經濟後果角度來看，計量這種經濟差異能夠較真實地反映企業經營成果，從而維護各利益主體的產權利益；同時能夠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決策依據，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可是在我國，公允價值的運用並未達到上述政策目標。許多公司在資本市場中利用債務重組、資產置換、投資等行為調節利潤，“公允價值”成了那些盈利偽造者手中的秘密武器。公允價值運用於具體會計準則在我國現階段顯示出了嚴重不良的經濟後果，是我國會計準則制定部門限制其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的根本原因。

　　2006年，隨著我國資本市場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更加規範，也為了促使我國會計準則與國家會計準則接軌，新的會計準則對債務重組又進行了新的規定，新債務重組準則改變了原來“一刀切”的規定，將原先因債權人讓步而導致債務人被豁免或者少償還的負債計入資本公積的做法，改為將債務重組收益計入營業外收入，對於實物抵債業務，引進公允價值為計量屬性。對做為債務人的上市公司而言，新的債務重組準則意味著，一旦債權人讓步，上市公司獲得的收益將直接計入當期損益，進入利潤表。

　　從而有可能增加當期利潤，提高每股收益。由於新會計準則實施時間較短，尚未發現有明顯的經濟後果出現，這有待於後來研究者進行實證研究以驗證準則實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