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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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性(Embeddedness)

　　根植性一詞來源於經濟社會學，其含義是指經濟行為深深嵌入於社會關係之中。產業集群中的企業、機構不僅僅在地理上接近，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具有很強的本地聯繫，這種聯繫不僅是經濟上的，還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各方面。

　　根植性是產業集群長期積累的歷史屬性，是資源、文化、知識、制度、地理區位等要素的本地化，它是支持集群生產體系地理集中的關鍵因素。產業集群的本地根植性一經形成，就有難以複製的特性。因此，可將集群根植性分為認知根植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組織根植性(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社會根植性(social embeddedness)、制度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和地理根植性(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以下分別從這五個方面依次探討動力機制的作用以及競爭優勢的產生過程。

　　(一)認知根植性

　　集群中的認知是指有效的、有價值的和結構性的意識形態。認知根植於本地人們的經驗之中，經驗包括：(1)具有深厚歷史淵源性的地方文化(包括傳統、民族風俗、行為習慣等)、信仰價值系統和道德世界觀；(2)默會知識(不可言傳、非規則化和非邏輯化)。前者孕育了人和企業的行為意識、經營觀念特別是企業家精神，來源於地方文化中蘊涵的挑戰阻力和風險的企業家精神是一種集體性的合作與創新關係，如享譽中外的“溫州模式”造就了獨特的經濟文化景觀，其地方根植性明顯，本地網路發達，具有其他城市難以比擬的適宜新產業區發育和成長的條件。後者則來自於師徒制、範例學習和投靠權威的“乾中學”模式的作用。集群內長期得以傳承和積累下來的默會知識，如專家診斷、行家技藝、科學、藝術創造活動等，不但鑄造了集群雄厚的專業知識基礎，而且以工具或媒介(含理論、技術及實踐)的形式融人研究者的創意之中，可以塑造出新的知識形態。高技能的特殊勞動力群體是集群的創新基礎，豐富的默會知識和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大大降低了革命性創新活動的成本和風險，從而帶來創新優勢。另外，集群內一致性的認知可以導致人與企業組織的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以及組織與集群的契合(organization-cluster fit)，很容易達成共同的發展目標和使命感，形成協同優勢。

　　(二)組織根植性

　　集群組織根植於產業整體的層面，而不偏向企業或個人，它是指本地集群的組織性質、形式和結構。集群的產業性質不同，將有不同的道路選擇，如上海張江集成電路集群在形成之初定位於高科技產業，因此選擇高端道路(high-road)；浙江溫州、嵊州等產業集群定位於低成本的手工業，因此走低端道路(low-road)，高端道路比低端道路有顯著的效率優勢。從集群的部門來看，區域內生產部門、銷售部門以及服務部門之間存在大量的部門勞動分工；從生產過程來看，產品的生產工序被高度分解，每一道工序分別由不同企業來完成。集群內的專業化分工和合作機制使得所有工序型企業(供應商、生產商和購買者)沿著產業價值鏈上下游或水平方向排列並互相依賴，加上大學、R&D和技術中心、商業服務機構、管理機構和其他服務企業如金融、保險等的聯結作用，組成本地化的複雜價值鏈網路。本地企業或機構的質量水平是集群價值鏈網路的質量基礎，價值鏈網路的結構和作用方式也決定了它的效率和能力水平，如開放的集群組織比封閉的集群組織有更強的抵禦風險的能力和利用環境資源的能力；靈活專業化比標準化大生產更能適應市場多變的需求；緊密聯繫和快速運轉的價值鏈網路比鬆散的價值鏈網路有更高的集體效率，在外部經濟與規模經濟機制的作用下，從而保證了較高的集群效應水平，這是非集群地區所不具有的。

　　(三)社會根植性

　　集群豐富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使集群的經濟關係具有較強的“社會根植性”。社會資本是指網路(networks)、規範(norms)、信念(beliefs)、規則(rules)及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s)的總稱，它是一種經濟資源，這種資源不是一個地區天然擁有的，而是經過歷史的演進逐漸生成的。人與他人的連帶關係為企業鋪設了基本的互信關係，這樣的互信關係是在一定範圍的家庭、組織、社群、網路等關係所培養及共用的(溫州、寧波等地的集群尤為明顯)，成員在此範圍內，可以依賴社會資本這一共同的基礎從事不同的互動行為或集體行動，社會資本愈多，共同行動的阻力就愈小，可帶來降低交易成本的優勢。基於誠信的企業網路關係是保證集群信息流通的良好機制，集群成員在網路中所占據的位置及其由此聯結的結構影響了企業的能力表現。企業之間的情感和親密度，以及企業的合作頻率、範圍和深入程度決定了集群的網路協作關係。在高水平的集群網路內，企業靠近知識資源，集群網路內技能人員的流動和新知識的傳播，以及科研機構的創新成果在本地企業的應用，將產生更多的新知識和新技能，知識溢出優勢和協同效應優勢非常明顯。

　　(四)制度根植性

　　集群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由法律規定形成，非正式制度則由社會習俗、預設的交易“游戲”規則和集體行為慣例等構成。正式制度的優勢在於它具有強制性，有時比非正式制度更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通常與正式制度是互補的，它的存在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運行成本，如一個道德健全的社會，法律制度的運行成本會較低。集群制度根植於本地化不同層次相互聯結在一起的社會結構、金融、政治和經濟特征的組合。本地長期發展而來有一定“路徑依賴”的集群在聯合R&D、聯合營銷、產學聯合、企業孵化、培訓協議、知識產權保護等作用下，使得集群經濟體系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制度根植還可以通過開發、生產和銷售產品、服務及知識來增強集群競爭優勢，良好的制度也可減少集群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五)地理根植性

　　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地理集中。一般而言，企業在選址時首先考慮的是資源供應是否便利，資源的稀缺性使企業向生產資料豐富的地區集聚。因此地理根植性首先表現在本地的資源稟賦上，包括土地、礦產和森林資源、旅游資源、勞動力資源以及與地理有聯繫的社會資本、人文資源、技術和信息條件等。另外，企業都比較容易在一個靠近市場、運輸成本較為低廉的地方聚集，所以地理根植性還表現在地理區位上。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地、原料地和市場地往往不會同在一處，企業要考慮三者距離最短、運費最低的區位，符合這些條件的集群無疑擁有明顯的地理區位優勢。集群所在區域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社會環境、氣候條件等，也都賦予其豐富的地理根植性。必須註意的是，五種根植性是相互聯結的，動力機制對根植性要素的轉化是整體與整體的作用關係，所獲取的也是整體的競爭優勢。另外，根植程度超越一定界限後，將會帶來集群的脆弱性、鎖定(lock-in)、僵化、競爭壓力降低和自滿綜合症等一系列陷阱和風險，從而導致動力機制的鎖定或失效，因此在實踐中要註意保持集群的開放，避免過度根植。

　　Johannisson(2001)認為：任何商業活動都反映了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他將根植性分了幾個層次並著重研究了機構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在對組織之間的領域進行的研究表明，機構在組織間起著類似結構性根植性的作用。機構制定了交易規則來減少經濟交換中的不確定性，機構的影響有可能正式，也有可能非正式，而Johannisson關註的是正式機構，他發現除了商業網路外，經濟機構和社會協會對企業的作用與影響也十分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企業所需的資源。企業網路的一個特點就是根植於機構和協會，這些機構可以把在經營系統中離散的企業聯繫起來，因此如果沒有機構存在，商業社會的根植性是不完整的，因為商業網路中相當數量的企業之間是沒有直接聯繫的。

　　Johannisson將根植性區分了三個層次：第一層根植性是指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第二層根植性是指企業與社會機構之間的關係，第三層根植性是企業通過社會經濟機構間接與國家聯繫起來，具體結構示意見圖。

　　對於產業集群的根植性，理論研究主要集中於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影響。研究認為，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發展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但以積極影響為主。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積極影響表現在它能使產業集群形成獨特的、其他產業組織形式難以模仿的競爭優勢，通過使集群競爭優勢長期持續而促進產業集群發展。至於集群根植性形成並保持產業集群獨特競爭優勢的原理，理論界則有不同的看法。Granovette(1985)、Camagni(1991)等學者指出，根植性對產業集群內企業間的內部協作具有正面作用，其原因在於集群根植性有助於簡化交易程式、減少交易費用。Storper(1989)指出，現時的社會網路關係複雜而廣泛，基於地域根植性的集群行為主體之間的非貿易依賴性對地方企業集群及其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其原因在於，它通過集群企業基於根植性的相互信任、理解和依賴，形成共同的非正式的安排來增強創新和地方纔智，從而減少交易費用，促進企業間的分工協作。Harrison(1992)從創新網路的角度對集群根植性的影響進行分析後指出，企業形成創新網路的根植性對產業區發展極其重要，創新網路在外部連接過程中，只有根植於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Grabher(1993)等指出，產業集群及其企業之所以能發展和創新，是因為企業與其周圍的其他經濟主體結成網路，而且這種集群網路深深植根於特定區域的社會人文環境之中。Uzzi(1996)比較全面地分析了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影響機理。他認為集群根植性具有三個特征，即信任、豐富的信息交換和共同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這三個特征決定了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重要作用。

　　①集群成員之問的信任對集群根植性關係具有治理機制的作用，它可以促進集群內難以通過市場定價和流轉的資源、信息的交換，能夠提高集群交易的效能及其對環境變化反應的靈敏度；

　　②集群企業及其相關機構根植於共同地域社會文化氛圍，不僅使知識、技術等信息在集群內迅速擴散、傳播，而且使信息可信、可解釋並充滿價值；

　　③根植於相同或相近地域文化傳統的集群企業間共同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市場主體之間形成有效的快速反饋機制，使集群企業及其相關機構快速、協調地解決問題。

　　信任、高速度高水平的信息交換和共同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相互結合、共同作用，就能有效促進集群企業間的協調和資源共用，促進企業對集群網路中各種機會的利用，使具有根植性特征的產業集群具備競爭性市場結構所不具備的競爭優勢。許多學者指出，由於區域網路與制度由社會構築而且具有文化意義，而產業集群的經濟行為又根植於區域網路與制度，因此，集群企業之間會形成非貿易的相互依賴性。這種集群企業間的相互依賴以及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的融合不僅可以減少交易費用，而且可以促進專業化分工和產生新的生產力。

　　綜合起來看，理論研究一般認為，每個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傳統，產業集群的根植性決定了集群企業及其相關輔助、支撐機構的經濟行為根植於相同或相近的社會文化氛圍和社會網路環境，根植於共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基於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制度環境如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圈內語言、交易規則等，集群企業及其相關機構之間就會產生集群特有的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由於集群產業文化是集群社會資本的組成部分，集群社會資本又是交易成本、監督成本的決定因素，因此，相互理解、信任、依賴和合作的集群產業文化能夠有效降低集群成員的生產要素組織成本，簡化交易程式，降低交易費用和監督成本；同時，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集群產業文化所帶來的集群企業、機構之間的密切聯繫以及集群相關人員之間融洽的人際關係，能夠促進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擴散和溢出，強化集群網路化創新機制，增強集群創新能力，推動集群技術、市場、組織創新。此外，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集群產業文化可以有效防止集群內各種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集群經濟運行效率。根植性是產業集群的重要特征，獨特的經濟行為根植性特點決定了產業集群競爭優勢的獨特性，決定了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難以為其他產業組織形式模仿。在持續的獨特競爭優勢作用下，產業集群就可以長期存在、持續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力。

　　至於集群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消極影響，理論研究不多。理論界一般認為，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消極影響主要在於根植性容易導致產業集群的相對封閉型，從而不利於產業集群的創新和發展。如金祥榮、朱希偉(2002)認為，集群的根植性可能使產業集群限定在特定的社會網路之中，造成產業特定性要素的低流動性，使這些在特定區域內生成的特定要素在區域內呈現集聚狀態，很難向周邊地區擴散，從而形成產業集群一定程度的封閉型。封閉的社會結構會導致社會資本產生消極功能，從而不利於產業集群發展。朱華晟(2003)認為，產業集群過度的地域根植會導致集群發展的路徑依賴，而且可能出現鎖定效應，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都會阻礙產業集群發展。

　　集群過強的區域根植性可能給集群發展帶來風險。這種風險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①技術性風險。集群根植性會促進集群內部專業化分工的深化，過度的專業化分工則可能造成企業技術的非連續性，進而引發產業集群整體的技術脆弱性。

　　②結構性風險。產業集群的經濟行為根植於區域社會人文網路，在增進集群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賴和密切協作、促進分工協作深化的同時，過度依賴集群內部協作和本地市場可能導致“鎖定”效應，從而弱化集群發展能力。

　　③組織性風險。集群根植性會形成集群組織結構的穩定，過度的根植性會使集群組織結構過於穩定，從而導致集群創造力僵化。

　　④網路性風險。集群根植性會形成集群自我創新、自我發展的動態分工協同機制，但集群經濟行為過度根植於當地社會人文網路，則可能在強化集群協同合作機制的同時，導致集群的自我封閉，使集群競爭的壓力減弱，創新的動力和能力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