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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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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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恐懼症，也稱社群恐慌症等，是指一種由患得患失所產生持續性的焦慮，得上這種症的人總會感到別人在自己不在時經歷了什麼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種社會焦慮被描繪為想要與別人在乾什麼至始至終保持關聯的渴望。同時，它也被定義為一種對後悔的恐懼，而這種恐懼使得你情不自禁地陷入到對錯失結交社會關係、獲取新奇經歷、投資機遇或是其它好事的憂慮之中。換言之，當你想象事情可以變得不是現在這樣子的時候，這種焦慮就會不斷向你襲來，讓你感覺自己對於如何安排時間的決定永遠是錯的。
自我決定論中，獲得自己與他人是相關聯的這種感覺是一種合理合法的精神需求，並且這種需求還影響了人們的精神健康。在自我決定論的理論框架下，錯失恐懼症可被認為是人們因為在當前或者長期地感受到自己的需求沒有被滿足而產生的一種自我調節狀態。
隨著技術的層出不窮，人們的社交和溝通經歷已經由以往的面對面相處發展到線上：諸如行動電話、智能手機之類的現代科技和例如Facebook、Twitter的社交網路服務讓關註社交的門檻大為降低。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有前者介導的交流持續性增強人們對互聯網的依賴。一個人在心理上依賴於保持線上，可能導致當這個人不線上、未連線時感到失去了什麼的恐懼，或者甚至於導致病理性互聯網使用的情況，即對網路有超出一般需求的依賴。是故，由於這樣的焦慮可能導致人們的負面情緒和抑鬱感受，錯失恐懼症被認知為會對人的身心健康有負面影響。
英語中，用來描述這一焦慮的詞語Fear of missing out或FOMO在2004年被提出。作家帕特裡克 J.麥金尼斯（Patrick J. McGinnis）在哈佛商學院的雜誌The Harbus中，發表了題為《麥金尼斯的兩個FO：哈佛商學院的社會理論》（McGinnis' Two FO's: Social Theory at HBS）的文章，在其中Patrick提及了FOMO和另一個關聯的情況——FOBO，即對更好的選擇之存在的恐懼（Fear of a Better Option），他在文章中提到了這兩種恐懼在哈佛商學院社交生活中的作用。
FOMO其實可以再往前追溯到2004年學者約瑟夫·雷格爾（Joseph Reagle）在該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但其指代概念的起源其實是在營銷專家丹·赫爾曼（Dan Herman）的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引入短期品牌：新的消費者現實下的新品牌推廣工具（Introducing short-term brands: A new branding tool for a new consumer reality）”的學術文章中；在其中丹·赫爾曼提出了錯失某件事的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 something）。
錯失恐懼症（FOMO）指的是對某個社交事件、某段社交經歷、某次社交互動既沒參與也不知情的憂慮。有錯失恐懼症的人也許並不清楚有什麼被他們錯過了，但仍然恐懼於在錯過的那一刻別人可能有一段愉悅的時光或是非常有意義的經歷。錯失恐懼症由各種各樣被錯過的社交活動引起，例如談話、電視劇、婚禮、派對、餐宴等。
錯失恐懼症可能只是一種非常擴散性的心理狀態，但可以導致諸如流汗等的生理反應和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根據一項在美國和英國進行的調查，多數成年的被稱為Y世代的18～34歲的年輕人稱由於害怕錯失什麼，可以對任何事情表示同意；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說深入瞭解話題或者新的興趣耗盡了他們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此外，錯失恐懼症是增加社會化媒體的使用的動機之一，人們不停地使用社交媒體使得他們不能專心在教室里學習或駕駛汽車。另外，錯失恐懼症可能會讓人養成包括不停查看郵箱和社交媒體更新在內的不健康的上網習慣，使得人們不能在現實生活的社交互動中有充分的參與。
除了對現實的社交活動的影響以外，錯失恐懼症還可能影響人們的長期目標和自我認知。近半數受訪者稱他們被大量信息淹沒，但這些信息卻又對他們跟上各項事情發展很重要，他們幾乎不可能錯過其中的某件事。作為一種相對剝奪的過程，錯失恐懼症增進了人們對其經歷的不滿，使人們產生了一種自己獲得的更少的感覺。此外，錯失恐懼症在人的整體心理健康上也起負面作用。通過社交媒體的使用，錯失恐懼症被認為會觸發負面的社交和情感經歷，例如厭倦和孤獨等。2013年的一項針對錯失恐懼症的實驗研究發現，錯失恐懼症對人們的總體情緒和生活滿意度有負面效應，而這也與此前的研究相一致。
在認知方面，錯失恐懼症會進一步地讓人逐漸認為“被打斷”更像一種“聯繫”。錯失恐懼症可能使人不斷尋找更好、更有趣的社交聯繫，而放棄手中正在進行的聯繫，絲毫沒有意識到前者僅僅是不同與當前的聯繫而已、前者不一定會更好的事實。再者，對可能的社交互動的強調、對當前事務的不斷保持瞭解要求人們非常投入其中，以致於個人安危被拋諸腦後。例如，人們邊開車邊發簡訊這種現象如今非常常見，但實際上對當事人是有極大風險的。
通過對人們精神需求的觀察，錯失恐懼症可以歸因於精神需求滿足的長期或即時的虧欠，其流行於擴散導致了對他人的社交生活的瞭解透明化、實時信息量擴大化。根據使用與滿足研究，人們積極地選擇和使用社交媒體來滿足其特定需求，就像人們透過社交媒體來滿足獲取資訊和保持聯絡的需求中的那樣。對於面臨錯失恐懼症的人們，由於社交媒體非常常用、使用成本也非常低，社交媒體的使用無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自我決定論則主張，自我效能（Competence）、與自我相關性（Relatedness）和自主與自決性（Autonomy）構成了人的三種基本精神需求。自我效能指的是嘗試去瞭解個體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以及個體對於任務可能完成的結果與效能；與自我相關性是指基於想與他人互動的本能，該行為是否具有製造與他人互動的機會；自主與自決性是指該行為與動機是否是是發自內心，以及該行為是否是自我決策而非受他人影響。錯失恐懼症在擁有上述精神滿足等級較低的人群中更加嚴重；換言之，精神需求的滿足於錯失恐懼症有顯著的關聯。此外，大約四分之一的年輕人說自己曾經歷過錯失恐懼症。錯失恐懼症被髮現與年齡呈負相關，並且男性相較女性更容易患上錯失恐懼症。
Facebook、Foursquare、Twitter之類的社交媒體是尋求社會聯繫、提供更多的社會參與機會的技術手段。但是，對這些電子化服務的不健康使用習慣可能導致現實生活中社會交往的減少。但人們通過分享隨心所思所感來表明自己的狀態，他們也間接地傳遞了“我分享，故我在”的想法，這一想法則可能讓人對社會交往與社會聯繫產生扭曲而錯誤的理解。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分享訊息、吸引別人眼球來獲得新奇感，他們也許就會漸漸地感到越發孤立和空虛。
社交媒體網站很大程度上促發了錯失恐懼心理。人們會因為對別人的發文和其中展示的生活感到嫉妒，而滋生消極情感和負面情緒。而社交媒體則營造了這樣一種易於參與而且位於核心的環境，使得人民得以時常刷新自己的資訊來源，並且從中瞭解到到別人此時此刻在做什麼。Snapchat進一步地發揮了以上地觀點：在Snapchat上，人們掛上照片、視頻等來談論其生活方方面面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只會在Snapchat上顯示24小時。這些故事可能是他們剛吃的大餐的照片、他們剛去聽的鄉村音樂會的視頻等等。這使得用戶可以瞭解他們的朋友在過去一天做出的所有趣事，但也真切地使他們感到對錯失這些的恐懼。在兩所德國大學進行大研究聚焦於Facebook數據，研究人員發現，人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會有負面情緒，因為他們看見了他們朋友至少在錶面上非常完美的生活。經歷錯失恐懼症的人更傾向於使用社交媒體網站，因為他們感覺自己需要時刻“保持聯絡”。在社交媒體和手機面世之前，人們僅僅通過和朋友見面去瞭解他們在做什麼；而如今，人們一鍵點擊就可以檢索過去一天他們錯過了什麼新鮮事。
在這個新科技井噴的時代，利用錯失恐懼症的吸引力來進行廣告和市場營銷活動並非新鮮事。公司或者品牌常常會告知其顧客這一經歷或者交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之類的話語；例如AT&T的關於“別落伍了（Don't be left behind）“的營銷策劃、金霸王旗下Powermat關於“保持掌控（Stay in charge）”的營銷策劃、喜力啤酒關於”日出“的營銷策劃等。其中，喜力啤酒的”日出“通過將過量飲酒描繪為錯過派對中好時光的元凶，鼓勵負責任地飲酒，從而規避了一般勸酒廣告中關於飲酒對健康之危害的警告。然而，也有越來越多的品牌在廣告和市場營銷活動中反對錯失恐懼症，例如雀巢的“醒來看看美好生活（Wake up to life）”營銷活動。利用倒計時來清楚地展示顧客還有多久就要錯過這次促銷是利用錯失焦慮的常見營銷手段之一。
錯失恐懼症也影響了電視收視率。人物狀況以及事件的實時更新向消費者提供了更專註的媒體消費體驗和更快的信息傳播。超級碗的實況推文與其高收視率相輔相成。錯失恐懼症造成的吸引力和社交媒體使用的流行被認為是其背後原因。
新浪微博上曾進行的微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自己有嚴重的錯失恐懼症的受訪者占比達15.2%，認為自己完全沒有錯失恐懼症的受訪者占比為21.7%，不會拒絕邀約的占比為17.4%，沒帶手機或沒電就會心煩意亂的占比為58.7%，會一直使自己QQ保持線上的占19.6%，會一直查看郵箱的占8.7%，會一直刷微博查看最新話題的占32.6%。
根據Hotels.com的調查，臺灣旅客的社群恐慌症比例居於全球第一：4.2小時的平均觀光時間中，手機使用時間就占了3小時。47%的臺灣旅客承認自己發照片到網上只是為了炫耀，60%的人稱自己在旅途中時常回覆推文是為不脫節，遠遠高於全球平均的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