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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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
20世紀初,“帝國主義”是人們進行理論探討和政治鬥爭的焦點;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全球化”又成為各種理論和戰略相互衝突的焦點。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各方面都發生了一系列的新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東西方政治力量的對比,而且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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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從歷史上看,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興起以後,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迅速擴展;到20世紀初,由於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大大發展起來,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搶占和控制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列寧在考察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實際情況後,作出了這樣的論斷:“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人類的整個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已經愈來愈國際化了。社會主義會把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國際化”。當今的“全球化”與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性”和列寧所說的“國際化”,雖然不能同日而語,但三者之間具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繫。我們完全可以說:今天的全球化,就是從歷史上的“世界性”和“國際化”發展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但他們從當時的社會條件出發,對全球化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作出了科學的預見。
戰後,經濟全球化由以往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全球化,逐步發展到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新階段,西方壟斷資本將世界大部分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連為一體,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覆蓋到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全球化”觀念之所以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被人們普遍關註,主要是因為早已萌發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到這時具有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1)信息化——以電腦和網路技術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飛速發展,使人們之間的聯繫和交往越來越便捷和密切,時間和空間對人們的阻隔越來越小,為全球化奠定了新的物質技術基礎。
(2)市場化——西方國家放鬆對經濟的管制,世界市場進一步擴展,市場機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3)自由化——各種關稅壁壘明顯削弱,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開放度不斷擴大,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的國際流動更加通暢。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透視當今全球化的種種新現象、新特點,不難發現:迄今為止的全球化具有深刻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社會生產力和勞動分工高度發展的客觀要求,表明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和配置;另一方面,它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向全球擴張的歷史過程,表明壟斷資產階級在全世界範圍內追逐利潤,其勢力進一步增強。作為人類科技進步和世界交往擴大日益深化的必然產物,經濟全球化在促進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為壟斷資本的對外擴張,國內經濟危機的緩和,提供了新的調節手段,進而為當代資本主義開闢了新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這主要表現在:
(1)經濟全球化為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在全球範圍的推廣和運用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條件。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越來越超出個別企業甚至個別國家的限制,尋求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科技研究與開發的全球化,也推動科學技術高效、快速地發展,有利於科技成果在世界上的傳播與運用。西歐各國政府於1985年開始實施“尤里卡”計劃,建立“技術歐洲”或“歐洲技術共同體”,以提升歐洲國家的工業和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保障歐洲經濟增長和就業條件。美國和日本也加強科技研究和開發方面的合作,以保持其在尖端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新科技革命正是藉助於全球化浪潮,不同程度地促進著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日益現代化和“高級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2)經濟全球化為資本主義進一步拓展世界市場,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自然資源、資金和勞動力創造了有利條件。最近20多年來,全球化推動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向全世界擴張,使西方發達國家及其企業可以不受本國市場的限制,而根據全球市場的需求,擴大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以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之所以出現了“四高”(高增長、高股價、高匯率、高生產率)和“四低”(低通脹、低失業、低財政赤字和低利率)的所謂“新經濟”,全球化可以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西方發達國家逐漸進入了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西方國家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過渡,也是其理論、政策和體制發生調整和轉變的結果。眾所周知,戰後資產階級總結羅斯福新政和戰時經濟管制的經驗,在凱恩斯主義的指導下,通過財政、稅收、貨幣、計劃、福利等調節機制,加強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從而使資產階級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西方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據統計,在1950年—1970年間,西方發達國家的年均失業率大多降到5%以下;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遠遠超過了戰前的一個世紀。然而,當西方某些經濟學家樂觀地預言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要長期延續下去的時候,一場新的危機卻逼近了。 1973年冬季的“石油危機”和1974年夏季的國際性震蕩,把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猝然推向一個痛苦的“滯脹”時期。這期間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年均增長2.4%,而物價則平均上漲9.9%。這種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罕見的經濟“綜合症”,不僅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中的“正統”地位,而且暴露了西方傳統的國家干預理論與政策的嚴重弊端,促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走向衰落。為了對付“滯脹”,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凱恩斯主義,轉而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緊縮貨幣,削減福利,減少稅收,放鬆對經濟的管制,擴大對外貿易,將國有企業私營化,削弱工會組織,限制工資增長等等。這些措施雖然對治理 “滯脹”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發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赤字連年擴大,國家債務日益嚴重,勞動人民的實際收入減少,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逐漸激化等新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後,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力圖在資產階級右翼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實行所謂的“新經濟”、“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以求實現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作為對全球化、知識經濟、信息技術革命、後現代社會等世界重大變遷的回應,“第三條道路”試圖在國家與市場、風險與安全、權利與義務、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經濟增長與社會公正之間建立新的平衡,產生了一定的效果。自1997年5月工黨政府上臺以來,英國的通貨膨脹率、長期利率、失業率都維持在較低水平,而經濟保持著穩定增長。
正是在西方國家由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和政策的過程中,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逐漸發展起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等資產階級右翼思想大肆擴張和蔓延,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策也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向右翼思想靠近,從而使以貿易自由化、市場定價、消除通貨膨脹和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華盛頓共識”成為了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主流意識形態。由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的老闆以及超國家經濟計劃機構的管理精英、大的傳播媒體的統治精英、技術精英和某些國家的領導人組成的跨國資本家階級,構成了剝削和統治全球勞工的新的霸權集團,占據著經濟全球化乃至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美國經濟學家L.凱爾索(Louis O.Kelso)和M.阿德勒(Mortimer J.Adler)認為,由於持股的工人越來越多,現在的資本主義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繪的19世紀的資本主義相反,已具有人民性了。這種“人民資本主義”終究會發展為一個“全民資本家的無階級社會”,所以他們要用《資本家宣言》代替《共產黨宣言》。“後工業社會”理論則認為,“正在興起的新社會的主要階級首先是一個以知識而不是以財產為基礎的專業階級”,“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在工廠里的鬥爭”,只是“工業社會的標誌”,而在“後工業社會”中,“繼續談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國內某些學者認為,當今資本主義已經由帝國主義之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到帝國主義之後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全球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有的學者則認為,當今資本主義仍然處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因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筆者則認為,正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種壟斷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1)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西方國家改變了經濟調節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不同程度地放鬆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和管制。包括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減少財政赤字;改革金融體制,穩定金融體系;改革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減輕財政負擔;改革對外貿易體制,減少貿易壁壘,推進自由化。以美國為例,1992年柯林頓上臺執政以後,一方面減少了對經濟的干預,在通信、銀行、金融市場、交通運輸等領域放鬆或取消限制,鼓勵企業競爭和兼併;另一方面,大力扶持科技研究與開發,發展高科技產業,重視教育和培訓,加緊對外經濟擴張,其目的是提高經濟效率,增強國際競爭力,爭取在世界市場上占有更大的份額和優勢。
(2)壟斷資本既尋求國家支持,又力圖擺脫國家限制,超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獲取超額壟斷利潤。早在19世紀50年代後半期,馬克思在形成《經濟學手稿》的過程中,就預見到“資產階級社會越出國家的界限”,並擬定了包括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內的6冊研究計劃。在他看來,前3冊主要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社會條件,綜合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整體。但這時,資產階級社會是被限制在國家界限之內的,因而還是一個較小的整體。在後3冊的邏輯階段上,資產階級社會被“國家”範疇概括起來,並越出國家的界限,發展成為全球規模的“世界市場”的整體。於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普遍關係以其最發展的形式,即以世界市場的形式出現,“資產階級生產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場危機中集中地暴露出來”。當今資本主義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拓展,經濟全球化和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都反覆驗證了馬克思上述觀點和理論的前瞻性和科學性。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到20世紀末,全球跨國公司已達63459家,其國外分支機構達689520家。有的專家估算,世界上100個最大的經濟行為主體中,跨國公司就占了43個;而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的總資產幾乎占了全球生產性資產的1/4,15家跨國公司幾乎控制了全球基本商品的貿易。從更大範圍講,跨國公司年生產總值已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25%,占工業國家總產值的40%,並且控制著60%的世界貿易、80%以上的對外直接投資、90%以上的民用科技開發與轉讓,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和生產領域中占有越來越強的壟斷地位。值得註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跨國公司經營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們與母國的經濟連帶關係和政治依從關係有所減弱,從而出現了“無國籍化趨勢”。在跨國公司基礎上出現的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更是一種“國籍不明”的、脫離了母國身份並超越了國與國界限的超國家壟斷組織。
(3)為了適應生產和資本全球化的要求,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種國際合作組織和地區一體化組織,召開不同層次的國際會議,使國家之間的區域化、集團化不斷發展,經濟一體化日益增強;另一方面大肆鼓吹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全面開放市場,放鬆對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管制。歐共體在1977年建立統一的貨幣體系, 1993年建成統一的歐洲大市場;1999年統一的歐洲貨幣啟動,標志著歐洲經濟貨幣聯盟正式形成。1989年美國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貿易區,1994年墨西哥加入,三國組成北美自由貿易區。1989年亞太經合組織成立,建立部長級磋商機制,1993年以後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開始經濟一體化合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前身是關稅和貿易總協定),來鞏固他們在經濟全球化乃至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從總體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同規模、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國際合作組織和區域一體化紛紛建立,數量之多、影響之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些新的特征,已經難以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範疇和理論框架所解釋,亟需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今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來闡明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發展趨勢。
從總體上和趨勢上說,20世紀80年代以後壟斷資本主義發生了部分質變,已經發展到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私人壟斷、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的形式、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更加強大,跨部門、跨行業的超級企業集團和巨型跨國公司加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已經從一國擴展到多國,逐漸形成全球規模的生產和銷售體系。壟斷資本超越國家界限、擺脫國家管制,在全球範圍內榨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傾向明顯增強,壟斷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剝削和統治形式更加完備。1917年列寧曾經預言:“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從當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新發展來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新社會之間,出現了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對這種壟斷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時進行研究,對於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探索當代社會主義新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質仍然是壟斷資本主義。從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它不僅沒有改變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推翻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基本原理,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經濟危機,反而使帝國主義的罪惡本質及其給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造成的危害,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1987年美國股票價格的狂跌,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貨幣金融連鎖式的崩潰,2001年美國 “新經濟”衰退,都表明西方經濟日益向投機的、“賭博”式的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蘇東劇變以後,伊拉克、南聯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權國家相繼遭受美英發動的高科技戰爭的殘酷打擊,古巴、北韓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受到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甚至武力顛覆的威脅。建立一個“沒有邊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堅帝國”已經成為了美國政府的根本戰略。美國總統布希在2005年就職演說中宣稱“要在全球傳播民主,結束世界上的暴政”。近年來,英美學者鼓吹“新帝國”和“新帝國主義”理論,其某些政要大肆奉行新帝國主義政策,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中的基本原理並沒有過時。
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分析資本的歷史命運時深刻指出:“只要資本的力量還薄弱,它本身就還要在以往的或隨著資本的出現而正在消逝的生產方式中尋求拐杖。而一旦資本感到自己強大起來,它就拋開這種拐杖,按它自己的規律運動。當資本開始感到並且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時,它就在這樣一些形式中尋找避難所,這些形式雖然看來使資本的統治完成,同時由於束縛自由競爭卻預告了資本的解體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解體。” 19世紀70年代,資本就開始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了,它就從私人壟斷這種形式中尋找避難所。戰後,資本更加強烈地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了,它就進一步從國家壟斷和超國家壟斷等形式中尋找避難所。這些避難所雖然可以緩解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甚至可以在一段時期內促進資本主義的穩定和發展,但終究不能扭轉資本主義走向腐朽和沒落的歷史大趨勢。
早在20世紀初,列寧就明確提出:壟斷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戰爭異常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從而使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社會主義“已經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視窗中出現,在這個最新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每前進一步的每項重大措施中,社會主義已經直接地、實際地顯現出來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到超國家壟斷的新階段之後,為社會主義所作的物質準備,就更加充分、更加完備了。
首先,當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列寧曾經說過:“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忘記,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而帝國主義又比壟斷前的資本主義進步。”同樣,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肯定比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更加進步,它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最先進的生產力,推動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時代、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其中,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應用不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發展水平,而且使人們的生產能力、生產方式及其在生產中的地位發生了質的飛躍,日益為更高級的社會自主勞動和對整個社會的計劃調節奠定物質技術基礎。此外,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性的生產體系、金融體系、知識體系和管理體制,也為在世界範圍內有效配置資源,為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創造條件。
其次,當代資本主義內部出現了一系列“新社會因素”,提供瞭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突的“線索”。1871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寫道:“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事實也證明,西方發達國家在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具體形式以及國家管理體制進行調整的同時,也在產生合作經濟、社會保障和福利、職工參與管理、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萌芽等一系列促使“舊的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合作社的總數達64萬個,其就業人數和產值都占有較大比例,如日本參加合作社的人占人口總數的17%,義大利占8%;丹麥的合作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24%,法國和荷蘭都超過10%。這種由勞動者集體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經濟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意義“不論給予多麼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西方發達國家還建立了種類繁多、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最低工資限額、低收入補貼、失業救濟、醫療保險、養老保險、教育補貼等等。《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實行高額累進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措施,在西方某些發達國家已基本變為現實。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中包含的新社會因素,借鑒這些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是當代資本主義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作為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僅加強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國內外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剝削和統治,導致世界範圍內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而且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戰略圖謀,給社會主義國家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構成嚴重的威脅。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以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藉口,削減工人的工資與福利,減免資產者的稅收,壓制國內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憑藉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加強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盤剝與掠奪,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妄圖實現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可以說是壟斷資產階級大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戰略的結果。鄧小平同志告誡我們:“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今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體系既互相並存,又互相鬥爭。只要社會主義還只是在少數國家取得勝利,帝國主義包圍社會主義的態勢就仍然存在;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在科技、經濟等方面還相對落後,世界資本主義還保持優勢,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就不會改變。面對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挑戰,社會主義必須完成新的歷史性任務:一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國內和國際的兩種資源和兩種市場,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體制,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力,以保證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的較量中最終取勝。只要我們在積極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時,自覺抵制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蝕,就一定能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世界社會主義在21世紀走向復興與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