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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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某一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資本的投資項目，其他如消費則在經濟增長中比例小。

　　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就有以下兩種：一種是靠物質資本投入來推動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粗放型”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提高技術進步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推動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集約型”的增長。“集約型”的增長是我們未來經濟增長方式的最終選擇。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方式過渡的過程中，資本量的積累並非如亞當·斯密們所認為的，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驅動力，資本效率的提高才是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資本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征是，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增殖，資本總是由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並促使勞動力與生產條件達到最優結合，資本的配置及運行達到最優，以求降低交易成本和資本經營風險，實現資本增殖的最大化。

　　從經濟增長特征來看，我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以物質資本投人來推動的經濟增長，即“粗放型”經濟增長。“投資拉動的高增長，使中國環境污染和資源過度開采的巨集觀成本居世界前列，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被嚴重低估，”科技進步的成分相對偏低。在當前“科學發展觀”背景下，經濟增長方式有必要適應經濟發展的規律，有必要從內涵上進行新的界定。這就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即要素投人方式應由資本投入為主向資本、勞動、技術進步投入為主轉變；需求拉動方式應由投資凈出口為主向投資——消費——凈出口拉動轉變；投人產出方式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轉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質量、高效益。

　　國際經驗表明，用大量投資支撐的增長，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等問題。從微觀角度看，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往往帶來相關產品的價格下跌、庫存上升，使企業經營陷入困境，而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又會加大潛在的金融風險和社會就業壓力；從巨集觀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長方式因其對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產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並伴隨對不可再生資源耗費過度的現象。由於我國經濟增長靠的是大量資本投入、大量消耗資源、大量排放污染，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過量消耗資源與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資源與環境問題。問題突出表現在我國人均資源占有率低，資源利用率低，浪費較為嚴重，產業增長仍以消耗資源和能源為主。據統計，我國能源綜合利用率為32%左右，比發達國家先進水平低1O以上，每萬元國民生產總值能耗比發達國家高4倍多。尤其在第二產業內部，國內重點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比國際平均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平均水平高30，萬元GDP的耗水量比國際平均水平高5倍，萬元GDP的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另外，污染物排放總量長期居高不下，遠遠超過環境自凈能力。一些流域、城市的水和大氣污染十分嚴重，部分地區生態破壞的程度還在加劇。1996年以後煤炭產量從14億噸減少到2000年的1O億噸，到2003年隨著建設投資熱的興起，煤炭產量又躍升至15億噸，對一些產煤重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國內人均資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資源和45種主要礦產資源的占有量都低於世界人均水平，而國際上許多重要資源被少數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壟斷，資源產品的進口要受到運輸能力等多方面制約，粗放型增長面臨極大的資源壓力和不確定性。

　　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以投資為驅動力的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資本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對立，如資本效率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以及資本效率與人的和諧發展的矛盾等。

　　(一)投資驅動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斥

　　“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以投資驅動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方式，總是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斥，這種排斥在第一產業尤為突出。”[3因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農業的資本積累主要來源於農產品的資本化的生產，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的價格因資本數量可以長期無限量積累而不會發生什麼變化，而地租則因土地數量有限在不斷上升，勞動力的價格則因生活水平和工資水平的提高而攀升得較快，這種情況會加速資本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替代。在歐美國家，農業資本家在利潤的驅動下儘量地減少勞動力的使用量，特別是工業革命使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很多農民被排擠出來，以英國為例，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農業的資本積累曾經產生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這些剩餘勞動力被驅趕到城市，其中相當一部分加入到城市失業人口中。

　　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和資本效率的提高，我國在30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已經有1億多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但因人口的增長，現在還有約8億農村人口，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口將要離開農業進入其他產業。亞洲開發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積累到2億。另據測算，中國現在的可耕地占世界的7，只需要6000萬勞動力就可耕作。按工業化國家5農業人I：1的標準，中國在今後的30年裡約有4億多勞動力要被農業資本的積累所取代，有約7億人口需要離開農業而轉入其他產業。這種由資本積累產生的農業過剩人口，如果不能及時轉入第二、三產業，仍留在原來的土地上，就會面臨市場和就業機會的喪失。

　　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斥同樣出現在第二產業。由於資本吸引了新技術與新的經營管理方式，使就業崗位總量絕對少於勞動總量，同時，效率普遍較高的新興產業對過剩勞動力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加上資本資產價格大大低於勞動力價格，導致廠商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多投有形資本、少投人力資本。這種資本對勞動的排斥不僅不創造新增就業，而且大規模裁減在崗職工。

　　(二)工業化進程中資本趨利性對弱勢產業的衝擊

　　在市場及各方面機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往往偏好一些高利潤產業，而對一些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或非市場性的產業，由於其盈利性較差，對資本缺乏足夠的吸引能力，其生存常常受到影響，這與我國當前經濟不發達的發展狀況是不相匹配的。像農業這樣關係到國計民生卻盈利能力不高的產業，存在著普遍的資本短缺，而農業技術創新所必須的資金，大多流向了其它領域，使農業發展的技術創新受到了極大的資本障礙。尤其是近年來我國農業比較收益率在下降，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出，嚴重影響了資本對土地和簡單勞動的替代。與此同時，國際市場的農業生產成本和農產品價格，由於領先的技術進步和先進技術的較早應用，要比國內市場下降得更快，通過進口對國內農產品價格造成加快下降的壓力，對仍然依靠手工作業的農民造成更大的收入損失。在資本替代土地和勞動之後，傳統農業和農村社會開始解體，加上先進技術的應用和資本集中帶來的規模化生產，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持續下降，傳統農業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就只能逐漸退出市場，讓出原來的市場份額。

　　(三)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資本對高盈利行業的追捧

　　“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在提出科學發展觀之前總體上說，是以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為主要目標。改革以來，除一些年份因通貨膨脹不得不降低經濟增長率以外，大多數年份GDP的增長率都放在優先地位考慮。儘管我國投資效率的提高已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我國目前的投資仍然處在投資周期的中間階段，即資本大量投人到產業生產階段，在當今中國的實際市場環境中，投資者受投資急功近利觀念的驅使，投資行為往往表現為“短平快”式的投資方式。

　　首先，資本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過於集中於低端產品上，而這種處於產業下游的資本集中投資方式，一方面導致了嚴重的過度競爭現象，激烈的競爭反過來又打壓了產品實現的價格，降低了資本投資的回收率，從而加大了資本投資於生產性行業的風險，使得很多產業的資本投資回收率這些年來出現了持續而顯著的下降趨勢。改革之初，大多數學者認為資本投資率應保持在32左右，但事實上我國資本投資率大多數年份都在34以上，2O世紀9O年代則在37以上；進入21世紀後上升至40以上。這樣高的投資率必然把最終消費壓到了底線，使得擴大消費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成了空話。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鄉消費比例失衡，城鎮消費的比重持續上升，農村的消費份額相應的持續下降。另一方面，由於過度的投資，大量的資本沉澱在生產能力過剩的領域，減弱了經濟增長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使產業結構呈畸形發展狀態。這種產業投資下游化的狀況增加了投資的盲目性，阻礙了經濟效率，影響了資本的創新能力，使得增殖能力較強的“新資本”變成增殖能力較弱的“老資本”。這種現象在“短缺經濟”情況下表現為重覆建設，在“過剩經濟情況下更多地表現為大量資本無效地游離於虛擬經濟之中。

　　其次，資本按照追求高利潤的要求，不斷地脫離一般性的生產領域，通過各種方式集中流人到一些具有壟斷性質的行業，這些行業主要集中於第二產業，例如具有極高政治投資價值和較高政治回報率的“面子工程”和高度壟斷性且能產生高額投資回報率的房地產業。這些壟斷性、高額投資回報率的產業的興盛不僅造就了產業的高額壟斷利潤，帶動了投資熱度，也為政府部門的權力尋租行為創造了豐厚的土壤。

　　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04年全年房地產價格增長14.4，在2005年我國房地產業的市盈率高達141.48倍，是美國市場該行業市盈率的6.12倍，2006年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較2005年翻了一番。這種超出正常範圍的高盈利率，一方面使房地產等行業存在著較大的泡沫成份，另一方面使資本不斷集中於少數房地產商手裡，加劇了行業之間的收人差距。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上半年最高1O9/6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7%，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人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I1.69/6，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擴大。上述收入差距主要來自於行業利潤的差距。我國高收人人群主要集中於高盈利率的房地產業、進出口業等，而第一產業及第二產業中的基礎產業、資源性產業卻成為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領域。

　　再次，資本投資發展為投機，使投資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再出售(或再購買)而不是為了用於生產，這種變向的投資使資本過度停留在流通領域而沒有轉化為生產資本。由於投機獲取的差價利潤不是由生產創造的財富，因此投機實質上是一種投入資金獲取非生產性財富的經濟行為。適當的投機是對資本投資的一個補充，但投機過度則會使虛擬資本脫離於實物資本的載體，一些不利於投機的關係國計民生的基礎性產業則會因得不到資本的有效補充而衰落。此外，在高額投資利益的驅動和示範效應影響下，有限的資本不斷地脫離生產性行業流人房地產等暴利性行業，無形中減少了社會資源中分配給工業等基礎產業的資源數量，削弱了用於研發高新技術的產業投資，而這些傳統產業或弱勢產業的資本投入不足必然阻礙民族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造成傳統產業的大面積衰退，導致了中國其他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